李晔

厉行节俭，重视教育、人才唐昭宗即位后认识到笼络人心、稳定政局是摆在其面前的首要任务。长期以来，宫廷铺张浪费的侈靡之风日盛，这不但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支出。昭宗即位后，厉行节俭，他下诏削减了宫中的一些不必要开支。佞佛也是当时一大社会问题。中晚唐以来，佛教盛行，很多百姓为逃赋税而皈依佛门，使国家的赋税收入减少，大兴佛寺又造成了经济的浪费，抑佛在当时是必要的。为此，昭宗大力提倡道教，并重视学校教育，提高儒学的地位和作用，命宰相孔纬负责兴修学堂、修缮孔庙。昭宗还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梦寐英贤，物色岩野，思名实相符之士、艺文具美之人。”在朝中“尊礼大臣，详延道术，意在恢张旧业，号令天下。即位之始，中外称之。”通过这些举措，昭宗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朝臣的支持和信赖。调整中枢，扩充兵马随着根基的巩固，昭宗为提高皇权着手打击宦官，为此，对中枢体制进行了一番调整。中晚唐以来，在中枢体制中存在着四股力量，即宰相、翰林学士、枢密使和神策军中尉，皇帝通过重用其中的一个来掌握政权。四者当中最有实力的要数神策军中尉和宰相，前者控制御林军，维系着朝廷的安危，后者则是政府官员的首脑，掌管行政机关。相比之下，枢密使和翰林学士手中没有实权，只能在决策中起一定的作用。然而，各自的实力并不是决定他们在中枢地位的唯一因素，四者都有过权力独专的时候。而现在神策军中尉和枢密使都由宦官担任，昭宗要打击宦官，当然不会重用他们，这样只能在宰相和翰林学士二者之间选择了。昭宗景仰的是贞观之治，梦想恢复的是前代之烈，而翰林学士是在唐朝中后期才进入中枢的，目的是为了削弱相权。现在宰相的权力已微不足道，非但不能削弱，还需加以扶持，在这种心理作用下，他把宰相当做重用和依托的对象。朝政都与宰相商议，对略有才能的朝臣必封宰相。杜让能对禧宗忠心耿耿，在逃山南时不避艰险相追随，得到昭宗的赞许，再度为相；人言张濬多方略，能画大计，昭宗也引以为相；其余如孔纬、刘崇望、韦昭度等人，皆是有名望或人言有才干者，足见昭宗求才若渴。他希望在宰相的帮助下，削弱宦官的权力。面对势力日强的地方藩镇, 昭宗愈加感到武装力量的重要, 因此, 急于招兵买马、扩充禁军。于是在京师大规模募兵, 竟得十万之众, 人数超过前代。削弱藩镇，打击宦官在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昭宗便开始实施其削弱藩镇、打击宦官的计划。龙纪元年（889年），派宰相韦昭度赴 川主持讨伐陈敬瑄；大顺元年（890年）， 任命宰相张濬为太原四面行营兵马都统，率禁军征伐李克用；大顺二年（891年），解除了左军中尉杨复恭的兵权，并将其驱逐出朝，打击了多年以来宦官骄横跋扈的状况；景福二年（893年），以嗣覃王李嗣周为京西招讨使，征伐李茂贞。然而，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已成为大唐帝国难以医治的痼疾，无论怎样努力，都不会有奇迹发生。 伐西蜀，王建从中受益，结果造成了藩镇之间势力范围的重新分配；征河东，朝廷损兵折将，禁军逃亡殆尽，李克用 更加跋扈；讨凤翔，官军惨败，李茂贞兵逼长安，贤相杜让能无辜被害；权阉杨复恭虽被排挤出朝，但昭宗并未能改变宦官掌管军队的事实。这一连串的失利，使朝廷的威信不断下降，强藩大镇相继产生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念头， 昭宗成为藩镇之间抢夺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