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戴高乐

法国是一个大陆国家，缺乏天然的安全屏障，这就要求法国必须保持一支数量较大的武装力量。可是，要想拥有一支数量较大的武装力量，前提是有充足的兵源。然而，在对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人口进行调查分析后，戴高乐大吃一惊。他发现法国人口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每年出生人口83万，而到20年代后期，年出生人口仅为62万。一个世纪前，法国人口占欧洲总人口的1/6，而此时则仅占欧洲总人口的1/16。于是，戴高乐得出结论：在军队数量上，法国无法取得对德国的优势。数量上的劣势必须以武器装备和作战样式上的优势来弥补。于是，他提出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快速的、能突击的、数量少却质量精的军队。为了使自己的新思想立得住脚，他到处进行考察与求证。他曾专门跑到总部调查法军建设的有关情况。通过调查，戴高乐发现法军中的保守思想远远比他想象的严重。法军最高统帅部根本不愿意吸取任何关于广泛和独立使用坦克的建议。戴高乐因此吃过几次闭门羹。法军还在执行1921年由贝当元帅主持制定的《作战条例》，这个条例明确规定：步兵是主要突击力量，在发起进攻前，由炮兵先进行射击，尔后坦克和飞机给予支援；坦克只是步兵的支援力量。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34年3月，法国贝格热—莱夫罗尔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专著《建立职业军》。这部书篇幅不长，仅有200页，定价也仅15法郎，却从六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建立一支现代机械化部队的重要性。他在书中分析认为：英国和美国由于海洋阻隔，敌人难以进攻；德国的权力中心和工业中心十分分散，不易一举摧毁；西班牙有比利牛斯山作为屏障；意大利有阿尔卑斯山的保护。而法国四周边境几乎一马平川，缺乏天然屏障的保护，尤其是首都巴黎，对任何来犯之敌都极难防守。一旦打起现代战争，法国要想御敌于国门之外，单纯依靠修筑坚固的防线肯定无济于事。唯有由专业军人组成机械化部队，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实施机动作战，积极防御，才能有效迎击来犯之敌，确保法国的安全。为此，他主张建立一支由10万职业军人组成的机械化部队——6个机动装甲师。“这支由精兵和专业人员组成的部队，具有极大的机动能力、毁灭性火力以及以突袭方式投入任何战线的能力。”他认为这支部队将是保卫法国的一把“利剑”。可是，尽管社会上有人评价这部书可以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相媲美，但它却仍然乏人喝彩，法军高层还是无动于衷，继续以他们原有的理念建设军队。满脑子保守思想的当权者们认为，他们不惜巨资修筑的马其诺防线固若金汤，根本不用担心德军的机械化部队进攻。自由法国运动1940年6月22日，以贝当组为首的法国新内阁向德国投降。戴高乐于6月17日带着全家飞往伦敦，走上了新的抵抗道路。维希政府指责他叛国，并由军事法庭缺席判处他“死刑”。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在伦敦通过广播电台发表演说，号召法国人民继续战斗。随后，发起“自由法国”（后改为“战斗法国”）运动，着手组建“自由法国”武装力量。6月28日，英国正式承认临时的法兰西全国委员会，承认戴高乐为“一切自由法国人的领袖”。于是，戴高乐就以“自由法国领袖”的身份和英国首相及其外交部进行“必要的谈判”。他们以他6月26日交给丘吉尔先生和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勋爵的一份备忘录为起点，通过艰苦的努力，终于达成了1940年8月7日的协议。1941年9月，戴高乐为自由法国设立了一个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委员会成为流亡政府的象征。1943年6月3日他到达阿尔及尔之后，又将其改名为法国国家解放委员会，与吉罗将军共同主持。吉罗将军曾忠实于贝当元帅，但其部队随后转向自由法国军队。戴高乐主义从1940年诞生的戴高乐主义，是在法国投降和大部分海外领地陷于敌手，法国的独立和主权已无从谈起，更谈不上强国或大国地位的情况下起步的。戴高乐不畏强暴，不惧人微权轻，他寄人篱下，揭竿而起。他自己被人瞧不起，他的政权也迟迟不被盟国承认，大国决策他无缘置喙，战争结束时只争到一个“准大国”的地位，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实现他的目标，没有忘记为法国创建丰功伟绩，为此他同罗斯福较劲，同丘吉尔强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局势已进入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阶段。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试图主宰世界的格局下，戴高乐要实现在戴高乐主义中确立的高尚目标，除去要努力将法国本身治理好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超级大国控制下的国际舞台上，争当一个重要角色。不管是盟国，还是朋友，任何试图阻挡法国实现这个目标的言行，都属针锋相对回击之列。戴高乐为此进行的一切斗争，构成了戴高乐主义的主要内容和诞生、成长、发展的过程。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戴高乐主义，也就是戴高乐为法国制定的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在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主义引导法兰西人民承认民族解放运动的合理性，联合欧洲国家反对美苏争霸，反对美国控制，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使法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是进步的，是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但是，戴高乐主义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法兰西民族主义的排外性和扩张性。戴高乐的外交政策是国家独立，并对殖民地进行尽可能多的控制，哪怕会招致国际组织（如北约或欧共体）的反对。基本原理是，法国不应该依靠任何外国，以核威慑保证生存，拒绝屈从于任何外来势力，无论是美国或苏联。坚持认为法国在世界舞台上是一个军事和经济大国。戴高乐主义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对法国的外交政策影响显著，即使在戴高乐主义者在名义上不再掌权。戴高乐外交政策具有扩张性，或者说戴高乐对外政策主张中最易被人怀疑有扩张企图的，是他的欧洲观。戴高乐主义在反对美国控制西欧，反对美国霸权的同时，明显地露出了要使法国取代美国在欧洲的地位，首先是控制德国，接着是充当“六国欧洲”43的领导，然后是整个西欧，再扩大到整个欧洲的野心。戴高乐一直认为，法国应该是欧洲的“中心和首领”，“法国不居领导地位，欧洲就无法形成”，“法兰西民族已经习惯于做欧洲的巨人”，这种赤裸裸的语言，再加上他那往往是咄咄逼人的最后通牒式的行动，不能不使他的欧洲盟国心存戒备。埃德蒙·儒弗在他的《戴高乐与欧洲建设》这本书里，专门用了一个章节转述了西方舆论下的“法国的霸权野心”。戴高乐被描绘成“欧洲或共同市场的旗手”、“保姆”、“女管家”、“欧洲皇帝”、“拿破仑第一”、“家长”，等等。在一些人的笔下，戴高乐的欧洲观成了“欧洲就是我”，戴高乐成了“欧洲的总统”，人们指责他有建立法兰西第三帝国的梦想。戴高乐执掌政权后，立即将这些他一贯重视的想法运用到经济当中。但是，根据不同的形式，他也不得不对他的政策进行调整，补充新的内容。在战争期间和解放的初期阶段，戴高乐采取了国家指导的政策，即只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才能保证被战争摧残的国家的重建。早在1944年，社会党抵抗运动成员就在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的章程中制定了解放后必须实施的措施，其中包括：对银行、保险公司和一些工业集团（尤其是雷诺等曾经和占领国合作过的企业，以及法国电力公司EDF等大型企业）实行国有化；制定多年经济计划（1946年1月3日），确立未来几年的经济目标。1947到1952年，戴高乐以反对党派的身份出现之后立即开始批评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他认为重建的阶段已经过去，对继续将雷诺企业国有化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他指责第四共和国实行保护主义，限制外币自由兑换，提倡实行更多的经济自由化。第四共和国结束时，法国的经济形势极为严峻：通货膨胀严重，预算开支失衡，而且法国政府每月都须向美国求助，以偿还它的外币债务。经过六个月的准备，到1958年底，他采纳了雅克·吕埃夫（Jacques Rueff）和他的工作小组的见解，制定了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得到了代表各党派的政府的通过。财政部长安东那·比内（Antoine Pinay）刚开始并不十分赞成这些改革，但后来也坚定不移地实施起来。戴高乐全权承担这些改革的政治责任。与此同时，戴高乐还进行了深刻的结构改革。这些改革内容涉及面广，但往往不被人所知。例如，推行农业改革（刚开始几乎人人反对，但后来证明完全是正确的）、建立核工业和航天工业、发展科研（成立国家航天研究中心CNES和国家科研成果推广委员会ANVAR）、鼓励城市规划（土地法，开发新城市）、制定1966年职业培训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