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经济政策主要围绕计划与市场孰轻孰重的博弈，前期，戈尔巴乔夫仍然延续着斯大林体制的路线，采取以计划为主的经济模式，而在后期矛盾突出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措施放开市场，实行经济体制改革。1985年4月23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谈到“加速战略”时指出决定国民经济发展主要方向的，首先应当是计划。同时，应当对计划工作采取新的态度，积极采用经济杠杆，为发挥劳动集体的主动性提供广阔天地。苏共二十七大制定的1986~1990年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与以往的计划相似，核心仍是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1987年6月25-26日，苏共中央召开六月全会的核心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学家与政府成员一起制订了经济改革构想，总思路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加强对劳动的刺激，提高利润的作用。获得自主权的企业迅速提高了职工的工资，1988年工资增长8%，1989年增长达13%。1988年年中，通过了允许开办私人企业的法令。1990年，在经济发生严重危机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不得不考虑向市场经济过渡。3月6日，通过了《苏联所有制法》，承认了各种所有制形式平等。7月27日，以叶利钦和西拉耶夫为一方，以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为另一方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拟定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但最终却形成了两个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双方都不妥协，戈尔巴乔夫进行了调和。10月中旬，戈尔巴乔夫向总统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递交了“统一方案”，叶利钦等人从中看到的是对己方计划的否定，是戈尔巴乔夫拒绝与俄罗斯领导人一道向市场经济过渡。俄罗斯决定独立行事，实施自己的500天计划。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再次走上了对抗，苏联经济只能靠惯性运行——到苏联解体前夕，苏联经济实际上已经崩溃，难以为继。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是以“公开性”拉开帷幕的。1986年2月，在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积极谋划下，苏共二十七大正式提出“公开性”的问题。在这次大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改革司法制度和建立法制国家的任务，指出公正审判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民主原则，保护国家与每个公民利益的其它保障等，应当得到最严格的遵循。1988年2月，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召开，戈尔巴乔夫提出必须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中心是解决党政职能分开问题，使苏维埃成为“国家权力和管理的中心”，提出应重新划分联盟与加盟共和国的权限。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戈尔巴乔夫正式把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弃之一边，专事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在这次大会上，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1989年5～6月，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苏联改变了国家权力结构，正式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制。人民代表大会成为最高国家代表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成为常设机关——议会。1990年，戈尔巴乔夫促使通过了废除书刊检查制度的法律，并开展了为政治迫害受害者大规模平反的运动。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规定苏共不再有法定的领导地位。大会还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决定设立苏联总统，从而改变了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集体行使苏联国家元首职权的制度，戈尔巴乔夫被选为第一任苏联总统。1990年7月苏共28大以后，苏联正式宣布实行多党制。原因是戈尔巴乔夫大力提倡意见多元化、政治多元化，逐渐放松了苏共对社会团体的领导，到后来基本上对各种群众性团体和组织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为多党制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在苏联酗酒的人很多，戈尔巴乔夫发动了反酗酒运动，以“整顿国民精神秩序”。他决定逐年减少烈性酒生产，至1988年完全停止生产以水果为原料的酒类，商店限量供应酒类。1985年，戈尔巴乔夫刚上任，就果敢地撤换众多加盟共和国领导干部，其意图是为了把那些“阻挠执行新任务的人调开”，以推动改革，但他对民族因素考虑不周，实际上为引发民族矛盾埋下火种。1986年2月25日，苏共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总结报告，肯定了苏联已经形成了各民族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的理论，苏联民族关系问题已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这样一来，戈尔巴乔夫一心锐意改革，却忽视了敏感和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结果在他推行的错误改革方针政策的诱发下，长期潜伏的民族矛盾和问题迅速爆发出来，使苏联陷入空前未有的民族关系危机之中。1988年2月，最突出的民族冲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民族仇杀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发生。戈尔巴乔夫同意国防部长亚佐夫下达命令，迅速把军校学员和其他部队派进苏姆盖特，同时还空运来了3000多名警察，在苏姆盖特实行了宵禁。苏军的出动暂时制止了事态的扩大。为了避免冲突演变成武装对抗，苏共中央和最高苏维埃决定自1988年7月26日起，在纳-卡自治州实行中央直接治理，并任命阿尔卡季·沃尔斯基为派驻斯捷潘纳科特的“全权代表”。9月18日~21日，纳-卡地区发生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的武装冲突，苏联政府不得不在一些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军队改革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从削减军费开始经济体制改革，进而对军队使命任务和体制编制进行调整，主动放弃了对军队的领导。在组织上，苏共在军队削减了各级政治机关和约8万名政治军官，撤销总政治部，并规定苏共组织及其机构不得干预军事指挥机关的工作。特别是《关于设立苏联总统和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从法律上剥夺了苏共领导和指挥军队的最高权力。核裁军二战后，美苏展开了四十多年的军备竞赛，到80年代中期双方已分别拥有25000枚左右的核弹头。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即发表讲话， 表示希望同美国停止军备竞赛，冻结核武库和停止部署导弹。3月12日，双方开始在日内瓦举行新的军控谈判。在谈判之初，苏联坚持要求把消除中程导弹、削减战略核武器和禁止太空武器试验挂钩，力图打掉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但美国拒不放弃该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作出重大让步，不再坚持要美国放弃“星球大战”计划，同时在欧洲中导问题上接受了美国的在全球范围内消除陆基中程导弹的建议。这样，双方在1987年达成并签署了全部销毁陆基中程导弹的条约，在1990年6月达成了削减战略核武器的框架协议。戈尔巴乔夫在限制军备谈判中作出重大让步，于1991年和美国总统里根签署《全面消除中导条约》和《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这两项条约的达成与签订大大降低了美苏核对抗的水平，是两国在核裁军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突破。阿富汗撤军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不仅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践踏，而且严重威胁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因此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上台仅一个月， 即下令对阿富汗的形势进行“扎实的和不带偏见的分析”。1986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表示指出，一旦达成政治解决办法，能够保证实际停止和保证不恢复对阿富汗内政的外来武装干涉，就将同阿方商定分阶段撤出苏军的期限。7月， 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的讲话中提出苏将分阶段从阿撤军的打算，表示年底之前先撤回6个团。之后经过多次谈判，1988年4月14日在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主持下，苏联、美国、巴基斯坦、阿富汗四国代表在日内瓦签署了政治解决阿富汗的协议。5月15日，苏联宣布开始从阿撤军，9个月后苏在阿的12万军队全部撤出。与西方关系戈尔巴乔夫继任苏共最高领导以后，在外交政策上，常以和平和裁减军备的倡导者的面目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之上，并以积极的姿态与美国对话，不时地提出一些新的建议，但美苏关系上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他极力反对美国总统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1984年12月，戈尔巴乔夫访英，正是在这次访问中，他第一次阐述了他的“新思维”。“新思维”最初只是一种缓和与西方矛盾的外交思维，后来才扩充到其他领域。在英国议员们面前演讲以及与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谈时，戈尔巴乔夫都充分表达了裁军的意愿。1988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并宣布苏联将放弃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教条，放弃干涉东欧国家内政，允许东欧国家民主化。他将这个政策戏称为“辛那屈教条”。这个政策在东欧于1989年内导致了一系列大多是和平的革命。只有在罗马尼亚发生了暴力事件。这实际上结束了冷战，为此戈尔巴乔夫于1990年10月15日获诺贝尔和平奖。与德国关系1989-1990年，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社会政治形势顿时危机四伏，德国问题成为苏联外交的中心内容。当这个问题已经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时，无论戈尔巴乔夫及操纵政治的领袖们，还是苏联全体公民，对此都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直到1990年1月26日，戈尔巴乔夫才召集会议商议德国问题，推出了“六驾马车”的方案，即由四个战胜国（苏美英法）加两德组成专门的谈判机构，就德国统一问题进行谈判，基本上得到了科尔的赞同。苏联的立场是：第一，不动用军事力量阻挠德国统一。第二，不同意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约。第三，苏联努力避免同东德关系恶化，并继续同西德接近以确定伙伴关系。而美国为首的西方明确不赞同德国中立，德国应该成为北约的成员国。随着形势的发展，苏联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第一，东德的社会政治危机迅速加深。第二，西德政府积极推进统一步伐，使统一形势越发不可逆转。第三，美国对德国迅速统一给予了充分的支持。第四，1989~1990年不顾社会基础开始的政治改革，使苏联政治经济形势日益恶化，极大地限制了对外政策策略的多种可能性，戈尔巴乔夫处理国际事务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1990年2月21日，戈尔巴乔夫阐述了苏联关于德国问题的立场，标志着戈尔巴乔夫已转向了西方的“2+4”方案。经过多次“六驾马车”谈判（“2+4”会议），苏联同意德国全面加入北约，统一后的德国拥有完全主权。西德保证，在东德领土上不容纳北约的外国军队和核武器、不允许运载装置。统一后的德国军队数量限制在37万左右。同时西德答应，苏军从东德撤出后给予财政援助。苏联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许多让步，使科尔同苏联签署了睦邻友好、伙伴和合作关系的条约，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多年梦想的结果。关于德国统一问题的最后文本条约（“2+4”条约）于1990年9月12日在莫斯科签署，由此而诞生了统一的德国，德国问题划上句号。与波兰关系1987年4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主席雅鲁泽尔斯基出访苏联，和戈尔巴乔夫会谈，双方签署了《波苏意识形态、科学和文化领域合作宣言》，决定解决两国关系史上的“空白点”和“悬而未决的问题”。按照这个宣言精神而成立的两国历史学家联合委员会决定对卡廷事件等进行全面的调查。7月11－14日，戈尔巴乔夫访问波兰，两国发表联合声明中对查清波苏历史遗留下来的“空白点”问题时强调指出“应该加快调查速度，更深入地引用可靠来源的材料，调查两国关系史的各个方面”。1990年4月，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问苏联，在澄清卡廷事件真相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向前迈了一步。他承认卡廷惨案是“斯大林主义的罪行”，并向雅鲁泽尔斯基转交了一部分有关卡廷事件的档案材料。与中国关系1988年，中苏关系正常化步伐加快。12月1日至3日，应时任原苏联外长的谢瓦尔德纳泽邀请，时任中国外长钱其琛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并与戈尔巴乔夫会见。中苏两国外长着重就早日彻底解决柬埔寨问题交换意见，并达成了一些共识。这是中国外长31年来首次访问苏联，可谓破冰之旅。仅仅两个月后，1989年2月2日至4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回访北京，中苏两国外长就早日彻底解决柬埔寨问题继续交换意见，2月6日，双方发表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同时确定了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具体日期，即1989年5月15日至18日。1989年，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邀请，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次访问是自1959年以来苏联最高领导人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赵紫阳、国务院总理李鹏等与他进行了会谈。5月16日，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宣布中苏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两位领导人就中苏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18日，中国和苏联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共18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