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红

人物周刊：这次的作品需要观众仰视，在技法上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喻红：肯定不一样。平时画在画布上，是立着的；这次所有画布都是裱在板子上，板子铺在地上，将近有一年时间都是跪在地上画的。人物周刊：想通过让观众仰视改变什么？喻红：仰视常常用于观赏洞窟壁画、教堂壁画，大多与宗教有关，但我的作品把宗教的东西去掉了，回归我们过去看世界时的敬畏感，现在人类过于自我膨胀。人物周刊：《目击成长》系列和《她》系列是你的主要作品，都用了照片和绘画并置的方式，出于怎样的考虑？喻红：照片和绘画都是平面的视觉形象，都是关于真实性的。某种角度说，摄影更真实，但摄影也经常是不真实的，人们都在照相时摆出自认为最好的pose，是不是真实的一面，难说。我把照片和画摆在了一起，从不同角度看人怎么在社会中生存、想让社会怎么看她。《她》系列的照片都是她们自己提供的。我画了20多个人，大多数人提供的照片是在旅游景点摆各种造型或者在照相馆里穿上民族服装、时髦衣服，摆成杂志上明星们的样子。看来媒体对人们的审美影响非常大。人物周刊：你并没有只是照着照片来画。喻红：对，融合了我对她们生存环境和状态的理解。人物周刊：《目击成长》反映了你的某种历史观，在你看来，什么是真实的历史？喻红：我怀疑有绝对真实的东西。比如说那些照片都是咱们国内的媒体发表过的，经过一层层新闻机构的审查，代表的是国家的声音，它有一个国家价值观在后面。人物周刊：《目击成长》系列还在画？喻红：还是每年一次。一年一年人会长大、变老，社会也从封闭到开放，未来几十年还不知道会怎么样，神奇而不可预料。人物周刊：刘小东说艺术是注定失败的行业，成功只是幸运，你怎么看？喻红：这可能就是他的想法。确实在艺术上要得到别人的认可是非常难的。每年有那么多学艺术的学生毕业，有多少能继续绘画？5年后再去看看，10个里面可能只有两三个还在画，因为他学到的技能不太能维生。比如你学律师，不能当大律师，当个小律师维生也没什么问题。绘画自始至终都在跟自己较劲，先说服自己了，才会有下一步。人物周刊：说服自己做什么？喻红：比如说画什么。画布上可以画任何东西，但你只能画一样。以前就是不能说服自己，不知道要画什么，耗着，直到有一天能回答这个问题。怎么现在的理想都成这样了人物周刊：“85新潮”对你的影响有多大？喻红：那是非常开放的时期，各种媒介、新鲜东西很有冲击力。我才20岁出头，也会去参加他们的一些展览，但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积极，因为我对时髦东西很怀疑。小时候看“文革”，这两天是这边游行贴大字报，过两天那边又把前头的擦掉重写。人物周刊：你拍过两部片子：张元的《白线》和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喻红：《白线》是张元的毕业作品，比王小帅那个早几年。《冬春的日子》是一部完整的电影，《白线》只是10分钟的短片。我当时的状态也是要毕业了，心慌慌的，不知道将来要往哪个方向走。当时物质上没有太多的不安全感，不像现在一毕业就要买房，只是精神困惑。我觉得我是个随时可以从头再来的人。人物周刊：你经历了中国社会变化最大的40多年。喻红：从威权政治文化到现在越来越开放，对我们来说是好事，但对更年轻的人来说不一定是好事。他们直接面对商业社会，而不是政治体制，所有东西都用钱量化，很可怕。在商业的压力之下，你不跟着它走就死路一条。它看起来自由、多元，其实控制力都渗透到细枝末节了。人物周刊：物质化时代让艺术家有不适感。喻红：当然，所以我觉得我出生、成长的年代是比较好的。在小时候是被控制的、被规范的；到青春期，生命在张扬，意识形态也在张扬，挺合节奏的。现在的人小时候吃喝玩乐很自由，走向社会发现那么多压力把他固定在那儿，反而不好。孩子回来跟我说，学校老师讲：“你们不好好学习，将来去公司都会被炒鱿鱼。”这就是老师给他们描绘的美好前景！仅仅是坐公司，按部就班，做不好还会被炒。我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实现共产主义！（笑）虽然很空，起码有个高度，怎么现在的理想都成这样了？他们看上去选择很多，但其实没有选择，只有按社会给定的这条路走下去。就像我画的《天梯》，每个人只有那一条梯子，不上则下。人物周刊：在你看来这40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喻红：人都不健康了，不快乐了。中国人的生活节奏可能是全世界最快的，工作压力和家庭责任也是最为沉重的。人物周刊：你自己呢？喻红：尽量让自己慢，现在还是太快了。比如做这个展览，定了档期，就必须在这个时间完成，惟一选择就是加班。一天要画八九个小时，经常画到半夜，也特别累。人物周刊：现在还有人生困惑吗？喻红：不太有了，因为我接受了。困惑是因为你觉得：为什么是这样不是那样？如果接受了它就应该是这样，虽然不合理或者不喜欢，就没有什么困惑了。人物周刊：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喻红：我觉得人生总体是悲观的。你去看生命里有趣的东西多还是无聊的东西多，可能是一半一半，甚至无聊的更多些。但如果你天天去看这个，不肯接受，你就没法活了。就好像要交罚单，你死活不交，最后只能自己倒霉。　《新民周刊》专访　“我还是希望每一张画一笔一笔慢慢地画。性格就是这样，那只能这样了。”1993年，王小帅以中央美院附中校友刘小东、喻红为原型，拍摄了处女作《冬春的日子》。与电影中画家冬最终精神失常、妻子春流产的凄惨情形迥异，今天的刘小东已是画作拍卖动辄过千万元的画家，妻子喻红也像姥姥给她取名时期望的那样“长大后越来越红”。物质上确实中产了，但这对艺术伉俪的生活，确实像喻红8年前在一份自述中形容的那样:“时间改变了一切，现在我们都变成少年时代最厌恶的中庸无聊的中年人。”时隔16年，王小帅再度以喻红为主角，于2009年拍成纪录片《冬春之后——喻红篇》。片中，刘小东满坏醋意地追问喻红是给谁发短信，偶尔戏言“我们现在没有爱情了”；取道敦煌去甘肃盐官探望在那里写生画马的丈夫时，喻红获知公公突发脑血栓，却犹豫着要不要立即告诉刘小东……《冬春之后——喻红篇》的最近一次放映是8月7日晚，配合着喻红在北京798艺术区尤仑斯当代艺术中心的最新个展“金色天景”，这一为期两个月的展览将持续至9月15日。9月4日，喻红将与敦煌艺术研究院的修复专家李波进行“敦煌在那儿”的对话。“金色天景”中的《天井》、《天问》、《天择》和《天幕》，其创作蓝本分别是:意大利天顶画《大力神和四季》、敦煌莫高窟321窟主室西壁壁画《赴会佛和菩萨》、哥雅的铜版画《荒诞的行为》，以及新疆克孜尔千佛洞205窟中的《四相图》。这四幅大画延续了广东美术馆去年5月的“喻红:时间内外”展中的《春恋图》(2008)与《天梯》(2008)的思路与风格，《春恋图》与《天梯》是喻红分别根据宋徽宗临摹的唐代张萱《捣练图》和埃及西奈山凯瑟琳修道院的中世纪绘画画就，只不过去掉了蓝本中的叙事元素和宗教元素。四幅新作均被置于展厅屋顶，成为一个现代艺术空间里久违的人造“天顶画”，喻红尝试“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重新解读，结合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和反省，创作出跨越不同文化藩篱、直追生命本质的作品。”创作和日常生活(如果它们可以区分)中的喻红其实都很传统。虽然被西方艺评家贴上女性主义的标签，但喻红新浪博客的很大部分篇幅都是介绍丈夫的创作和展览近况。她和刘小东的工作室毗邻，在798艺术区的最纵深处，我认为以他们的财力不必如此节俭，但这个16岁孩子的母亲却保持着绝大多数北京女孩儿的勤俭，表示自己向物业讨价还价的能力还不够强。自1980年分别从北京和辽宁考入中央美院附中始，喻红的生命就和刘小东联接在一起了。记者们总会一次又一次地问她，对于与同时出道的丈夫在创作效率和画价上的“差距”作何感想。我想，即使略微厌烦，喻红也不会真的愤怒，她有她的艺术观——虽然她不一定那么健谈，她有她的艺术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