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红

喻红把最新的个展命名为“金色天景”。4幅作品安置在尤伦斯艺术机构的天顶上，需要仰视欣赏。“无论生活还是艺术，一个角度的微妙调整，就会带来对世界看法的改变。”艺术家杰罗姆·桑斯的话，也暗合了喻红的“策略”：通过平视到仰视的变化，改变观众和画作、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她希望观众抬头观看，而画中人物俯视观众这样的对照能“重拾绘画在过去时代的荣耀”。最近几年，喻红一直在尝试通过对东西方传统文化的重新解读，创作出跨越不同文化樊篱、直追生命本质的作品。去年，在名为“时间内外”的个展中，她展示了《春恋图》和《天梯》两幅作品。《春恋图》借鉴了唐代国画《捣练图》的画面结构，《天梯》的灵感则源自西方中世纪宗教绘画。这次的4幅作品仍然延续这一探索。《天井》以意大利天顶画《大力神和四季》为蓝本。人物是喻红随手拍的，他们各有各的活法，但摆脱不了生命的盲目性。《天问》以敦煌莫高窟壁画《赴会佛和菩萨》为蓝本，灵感源于屈原长诗中对天提的170个问题，表现人们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对世界、生命、伦理、发展等事物的不确定性的疑问。《天择》以戈雅的铜版画《荒诞的行为》为蓝本，探讨人类与文明的关系。人们创造文明却因文明和贪婪又回到从前，生活依旧平淡。《天幕》以新疆克孜尔千佛洞的《四像图》为蓝本，选取能反映社会生活的新闻图片，表现人从生到死，从无知到有知，从得到失的处境。“中国古代绘画对大部分观众来说都是久远的，时间上远，空间上远，心理接受度也很远。但那些东西是千百年积淀下来的、具有人性力量的。”喻红说，“我希望让观众重新拾回过去的美好事物。”传统的“新生代艺术家”喻红显然与那些以概念、装置取胜的当代艺术家大相径庭。尽管她学艺时那场改变了中国当代美术进程的“85运动”正如火如荼，但本质上她仍是一位传统画家。没有卷入这场大潮，用她的话说，与她对大而空的观念及政治狂热保持警觉有关。她更渴望表达内心的无奈、盲目和怀疑。她开始画身边的女友，画她们的青春萌动和少年张狂。这些肖像作品把强烈的色彩、莫明的情绪和奇怪的空间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喻红努力把每幅画画得单纯漂亮，像广告一样与意义无关；另一方面，她又精致地描绘细节。这种真与不真间的矛盾，暗合1990年代初的社会情境，引起广泛关注，喻红被归为“新生代艺术家”。1994年，喻红和画家刘小东的女儿刘娃诞生。“当医生把她包好，放在我怀里时，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新生儿的眼珠上像蒙了一层油，高光巨大，黑亮亮的。”喻红说，“看着她的眼睛我的眼泪一直不停地淌着，心情无法言说，静静地感受着她可爱的粉红色的重量，心中明白从此我有了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这份母性让喻红开始注视个体的成长和发展：孩子就像艺术家面前的白纸。作画前几乎不可能知道最终的结果。同样，父母也不可能决定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她和女儿带着不同背景，各自不可逆转地成长。这种成长的不确定性和困境，成为喻红内心的情结。她感觉到表达的渴望。喻红从过去的家庭影集中每年挑出一张照片作蓝本，用画笔记录下当时的气氛和细节。1994年后，则是自己和女儿各一张，同时记录两代人的成长。与每年的作品平行的是当年的照片。这些照片都是主流媒体公开发表的公共事件的图片，曾经深刻影响了所有人的命运。目击自己和世界的成长在《目击成长》中，喻红这样解读她和女儿以及这个世界的“成长”：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首次检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时刚刚出生的我正在酣睡，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动荡无知无觉。1968年，革命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出版在当时是件大事。全国为之欢呼，机关单位到处张贴，几乎所有老百姓都知道这张著名油画。它是艺术走进人民生活的典范。当时我两岁，胸前佩带的像章就是“毛主席去安源”，周围环绕着用红宝书封皮做的向日葵花瓣。这是一个印刷厂的工人送我的，在当时非常时髦。1972年，尼克松访华，当时对美国的了解仅限于，美国要在我们这一代把社会主义中国变修。所以我们要随时提高警惕。这一年我六岁，上学了，有革命理想。想当一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毛主席的好孩子，想当一个李铁梅那样的女英雄。但我并不知道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正面接触意味着什么。1974年，批林批孔轰轰烈烈。这张批林批孔的宣传画呈现了当时最主流的绘画风格，也是唯一的风格。那年我八岁，在北京市少年宫开始学画，当时我的艺术理想就是长大以后去画革命宣传画。令我得意的是，学校批林批孔的漫画大部分是我画的。从这场政治运动中我得到了从事艺术的动力和信心。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时，妈妈正在画油画《红军花》，在只有12平米的家里。两米的大画靠墙立在床上。她每天站在床上画。那次在楼顶上给她做模特，穿上红军的衣服真让人兴奋。我想是因为从小就对战争和英雄有种向往。1981年，义务劳动的图片，跟我小时候常参加的这类活动一样，气氛热列,尘土飞扬。十五岁，我在京郊写生。身上的衣服和脚上的方口黑布鞋就像当年的知青，我曾梦想着当一个知青。1985年，迪斯科是时尚的代名词，图片中人们投入的舞姿和令人尴尬的表情，使人怀疑这是否就是自己曾经陶醉的快乐。这年我十九岁，和迪厅的青年们一样在恋爱，傍晚京郊荒野中的一跳就像迪斯科一样夸张而难忘。1993年，彩票和有奖销售风行全国。“给你巨奖给你桑塔纳”这个夸张的标题，表达了追求快速致富的迫切心态。这一年我二十七岁，在纽约结婚。婚姻就像彩票一样，没有人知道它能给你带来万贯家财，还是只是一张废纸。1994年，为了长江三峡工程，百万百姓离开家园，走上漫漫迁徙路。那年我二十八岁，怀孕了。在烈日和旷野中，生命正在成长。我的生活从此就要改变。开始感到性别的沉重感。1995年，经济发展带来竞争加剧，使越来越多的妇女失去工作,越来越多的女童失去上学机会。社会转型期的负面影响首先体现在女性身上。这年我二十九岁，家庭负担的加重和生活重心的改变，使我重新思考性别角色的含意。刘娃一岁了，她飞快地茁壮成长好像要把一切都甩在后头。2001年，“9·11”恐怖袭击。“星条旗落下”准确地表达了中国人对这一事件的心态。中国再也当不了局外人了。我三十五岁，回到就要搬走的美院附中，和二十年前的同学们坐在二十年前的座位上。时间改变了一切，现在我们都变成少年时最厌恶的中庸无聊的中年人。刘娃七岁，上二年级了，穿着校服戴着领巾，一口京腔。学校教育已经把她送上了社会运行的轨道，再也无法停止。《目击成长》系列尝试用冷静的视角旁观历史。于是，当我们凝视喻红的作品时，我们也在凝视历史。更有意思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演进，每个人对于这些作品的体认都会有微妙的变化。这个系列仍在继续，喻红说，这将是她一生的作品。非女性主义者的女性视角如果说《目击成长》是挖掘个人史的纵深，《她》系列则更像一次横向的跨界。作为女性艺术家，喻红不太认同女性主义的标签。按她的说法，“什么东西如果上升到‘主义’的层面，那问题就很严重了，要抛头颅、洒热血啦。”但她认为她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女性特有的视角。《她》系列全是女性的特写，包括艺术家、作家、警察、打工妹、退休工人……依然是绘画和照片并置，只不过这一次照片由被画者选择和提供。喻红说这更有意思，因为从中可以感受到很多画面以外的东西。比如女警察给的照片是很标准的证件照；一个四川打工妹给的是大头贴；作家春树给的是《时代》杂志的封面照……时代和社会总习惯赋予女性特定的身份。什么才是真正的女性自我？或许，关注、尊重日常生活中女性对自身的体认，才是《她》系列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