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戴高乐

1937年，戴高乐夫妇在科龙贝买下一处屋产，因为那里气候宜人，对他们的女儿安娜的健康有好处。那年安娜已经10岁了，许多人建议他们把安娜送到一个专门疗养院去，可是戴高乐总说：“安娜并非自己要求降生到人间来的，我们要想尽办法使她过得幸福一些。“戴高乐身材魁梧，智力超群，身居高职，外表看上去十分威严，似乎令人难以接近，但对这个女儿却十分慈祥。他对安娜的每一个要求尽量满足，从不拒绝。随着小安娜的逐渐长大，每天饭后，戴高乐总领着女儿的手围着花园散步，还不时地为她讲故事、唱歌儿和表演哑剧。小安娜虽然不能说话，但在高兴的时候，也会像别的小孩子一样，欢快地笑出声来，而爸爸是唯一能使她发笑的人。当安娜玩得疲倦时，她便伏在爸爸的怀里睡着了。戴高乐陪伴女儿的时候，从来没有急躁和厌烦过，即使在二战流亡期间，也把安娜带在自己身边。他总是以神圣的父爱，抚平小安娜心灵的创伤。戴高乐一生节俭，却为安娜设立了专用的委托金，并以自己撰写回忆录的版权费入了抵押。安娜在即将欢度20周岁生日的时候，不幸被肝炎夺去了生命。安葬仪式结束后，戴高乐夫妇含着热泪，站在女儿的墓前久久不愿离，好像还有许多话要和孩子倾诉。天已经黑了，戴高乐才对妻子说：“走吧，现在她已经和别人一样了。”安娜去世后，戴高乐总统在痛苦中决定：将安娜生前住过的房子改建为“安娜·戴高乐基金会”办公处，决定继续帮助和女儿一样唐氏综合症的孩子。“将军阁下，你觉得你一个人能代表法国吗？”当时任准将的戴高乐逃亡至英国，向丘吉尔请求利用英国广播电台向法国发表一份抗战号召书时，作为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半开玩笑地质疑道。戴高乐的脸上出现了不快，思考了很久后，从容地说：“当然能！没有一个政府有权合法地出卖它的国家和人民。现在，法国遭德国入侵，政府成员中只有我坚持抵抗。一旦现任政府宣布投降时，我就将代表法国人民执掌战时政权。”就这样，这次对话使两个国家的伟人开始了二战中的正式合作，也开始了因国家利益而产生的分歧与争吵。二战中，戴高乐的不妥协态度和独立姿态让丘吉尔感到厌烦。同样，戴高乐也经常指责丘吉尔，认为他过于卑躬屈膝地依附罗斯福。两人也常常互相嘲弄对方的语言水平。戴高乐的英语说得非常差，他刚到英国的时候，开始努力用英语来表达一个完整的句子，但他的发音实在是糟糕。丘吉尔总是嘲笑他的英语，而戴高乐反过来也奚落丘吉尔的法语。最后两人还得通过翻译来用母语来交谈。二战刚结束后，两人的命运大相径庭。曾孤身一人逃往英国的戴高乐成了法兰西三军最高统帅，而丘吉尔却在本国大选中败下阵来。当时，正在参加波茨坦会议的丘吉尔被迫中断会议回国。他感到无比羞辱，满脑子都是著名作家普卢塔克的名言：“对伟大人物的忘恩负义，是一切强大民族的特点。”短短几个月后，戴高乐却得到法兰西人民的顶礼膜拜，以100%赞同票当选临时政府总理。丘吉尔立即给戴高乐写了封祝贺信，写道：“普卢塔克错了！”看完丘吉尔的贺信，戴高乐笑着摇了摇头。这个和自己并肩战斗五年的老朋友啊！尽管在流亡英国的日子里，为了维护法国的尊严和利益，他在丘吉尔面前始终保持了高傲而倔强的态度，甚至多次与之激烈地争吵。但在他孤独的内心里，丘吉尔仍是这个世界上他唯一可以称为“朋友”的人，除此以外，都是敌人、对手或下属。在戴高乐的高度信任和坚定支持下， 1943年5月27日，让·穆兰在巴黎成功地召开了有“南方解放”、“北方解放”等八大抵抗组织，激进党、社会党、共产党等六大政党和法国总工会及法国工联两大工会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正式成立了“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这是一个与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的《告法国人民书》同样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在广大抵抗者心目中，戴高乐是著名的“六·一八”历史人物，让·穆兰则是著名的“五·二七”历史人物。戴高乐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要亲自踏上中国的土地。如果不是命运使然的话，他毫无疑问会亲自去发现这个伟大的国家。戴高乐对中国充满浓厚兴趣，多次表达过访问中国的愿望，喜欢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爱和去过中国的人交流，还多次拜访旅法的汉学家。戴高乐原本计划于1970年底访华，并计划将“与毛泽东的会见”作为自己回忆录的最后一章，还准备附上他与毛泽东会见时的照片。然而，因心脏病猝然离世使戴高乐最终没能实现这个愿望。北京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前和外交部三处降半旗致哀，这是中国首次给予一位外国元首如此礼遇。毛泽东在给戴高乐的夫人的唁电中说，戴高乐是“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戴高乐的儿子菲利普·戴高乐在书中这样记录父亲的中国情：“我至今记忆犹新：一天晚上，用毕晚餐，我父母全神贯注地观看一本相册，里面有一幅长城的照片，一直延伸到天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