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韦尔斯利

韦尔斯利的士兵管他叫“大鼻子”，军官管他叫“花花公子”。之所以给他起这样的绰号是因为他有175公分的修长身材，喜爱穿剪裁十分合体的便服；有棕色波浪式头发，眼睛又亮又蓝。韦尔斯利很偏爱使用高科技的机械工具，他也因此成为了不列颠军队中最早使用榴霰弹与康格里夫火箭的将领（虽然他之后对这种火箭糟透了的精准度而感到失望）。他也设置了一个专职破译截取的法军电报的军官职位。另一方面，虽然做了一丝不苟的准备工作，他的补给队还是由驮货物的骡子和牛车（轮轴不上润滑油）组成（如果有可以利用的河流的话，还包括货船）。1823年查尔斯·巴贝奇发明了第一台计算引擎差分机后，曾邀请韦尔斯利前来参观。当巴贝奇首次向韦尔斯利展示差分机时，他在机器旁边放了几首曲子。巴贝奇知道韦尔斯利非常喜爱乡村舞曲，他想让韦尔斯利把机器与音乐联系在一起。韦尔斯利却表示，在指挥军事战役时，这台机器能帮助将军解决如何掌控战争的各种变数问题。韦尔斯利很少在他的下属面前流露出情感。据说，在萨拉曼卡之战前，他一边用小望远镜观察法军的调动，一边嚼着一只鸡腿。他发现法军左翼过分地展开了，意识到他可以对那儿进行一次成功的攻击，于是他把鸡骨头往天上一扔，大喊道：“法军败了！”还有一次，在图卢兹之战后，当韦尔斯利的侍从官将拿破仑退位的消息带给他时，他穿着他的靴子原地转起了圈子，并打了几个响指，有点像在跳即兴的弗拉门科舞。韦尔斯利工作的节奏是极快的。他每天早起——他一旦醒来就“不能承受躺在床上的滋味” 。他常常只睡6个小时或更少的时间。甚至到1815年他不再出征后，他仍然睡行军床，这也反映出他并不关心个人享乐。西班牙将军米格尔·里卡多·德·阿拉瓦·埃斯基维尔（1770-1843）声称韦尔斯利经常说军队要“在拂晓”开始行军并吃“冷肉”，使得他开始害怕干这两件事。当有战事发生时，他在早餐和晚餐中间几乎从不吃东西。在1811年退回葡萄牙期间，韦尔斯利只靠吃“冷肉冷面包”维生（这使与他一同进餐的参谋们都感到绝望了）。但是韦尔斯利以他所饮用与提供的好酒享有盛名，他经常在正餐（晚餐）时喝一瓶——按他一天的标准并不算太多。尽管韦尔斯利是著名的苛刻并用铁腕手段维持纪律，但他也深深地关心士兵们。他在波尔图之战及萨拉曼卡之战结束后没有追击法军，因为在复杂地形条件下追击逃敌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人员伤亡。另外，韦尔斯利唯一依次公开地表现出悲痛是由于他士兵的惨痛伤亡：在悲惨且代价昂贵地占领了巴达霍斯之后，他看到缺口处英军士兵大量的尸体时流泪了。在这个背景下，再看他在维多利亚之战后写的那封著名的信中称呼他们“地上的渣滓”，就可以看出他的激烈情绪是由他对他们擅自解散队伍的失望和对不服从命令的愤怒而引发的。19世纪的英国政论家沃尔特·白哲特曾说：“所谓伟大的军人，就是像威灵顿公爵这样，满脑子装着部下的长靴，沉着而冷静的男人。”韦尔斯利一再使用“国王和人民的忠实仆人”以及诸如此类的词句来形容自己，这些词句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他主要受到尊敬的自我奉献精神。在服装和通信方面许多有趣的个人特点再加上对答如流的机敏天才使得他不但是英雄而且是个“名角”。他对一个敲诈勒索者的著名回答是：“你公开发表好啦！”在韦尔斯利年迈的时候，有一天，一个人搀着他穿过海德公园的演说者之角。“阁下，”那个人说，“我从来没有奢望会有这么一天：我能给在世的最伟大的人物帮些忙。”“别犯傻了，”韦尔斯利只是这么说。有些近代历史学家反对“铁公爵”的称号，理由很充分，因为韦尔斯利既不冷酷，又非铁石心肠。然而，他本人倒是往往以严格维护纪律自夸。他喜欢说一句格言：”我只是个堂堂男子汉。”这也能表现出他的坦率真诚和纯朴天性。在一次事件之后，作为军械总监的韦尔斯利因为距离一场大爆炸太近，开始出现耳聋和其他与耳朵有关的问题。1822年，他进行了改善左耳听力的手术。然而，结果是他在那一边永久性失聪。据称，他“事后从未好过”。在就天主教徒解放问题进行辩论的过程中，发生了一起出人意料的插曲。他决定与出言不逊的托利党极端分子温奇尔西伯爵决斗。温奇尔西在决斗前起草了悔罪信，但被韦尔斯利认为完全没有道歉的诚意，因而继续坚持决斗。两人带着手枪来到巴特西·菲尔兹。韦尔斯利想打伤他的敌手的腿，温奇尔西则保证不向韦尔斯利开枪，结果谁也没有受伤，于是，温奇尔西为他说过的那番话表示了歉意，韦尔斯利摸了一下他的帽子，说了声“早安”，就催马返回伦敦。韦尔斯利年轻时，爱上了朗福德伯爵之女凯瑟琳·基蒂·帕克南。她在他眼中“既快活又充满魅力”。1793年，韦尔斯利向凯瑟琳求婚，却被她的长兄托马斯阻止，因为韦尔斯利太过年轻又负债累累而且看起来没什么前途。愤怒的韦尔斯利决心从军。1806年，在他取得功名后，当年拒绝韦尔斯利的凯瑟琳家人来向他提婚，他答应了婚约，只是低低的埋怨了一句“她变丑了”。这是一段悲剧的婚姻，凯瑟琳和韦尔斯利在气质上格格不入，既过分疑虑又极端崇拜他。他的那些儿子也成了他的累赘。婚后，韦尔斯利仍不时向其他女性示爱。在社交界，他被称为“花花公子”。在伦敦，他是一位著名的社交人物，喜欢同漂亮的女人交际。他是一位著名的俱乐部会员。实际上，据说他曾创建了一家俱乐部，目的是把他的儿子拒之于俱乐部的门外，以此取乐。韦尔斯利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曾编辑他的最后“消息”，二儿子的孩子们很受他钟爱，正如他对所有的孩童一样。他与伦敦著名的七公主俱乐部的女主人哈丽特、安杰拉、布岱特-古茨、哈丽特·阿巴斯诺特以及其它一些女人的热烈友情显示他如果与一个聪明的女子结合可能会是美满幸福的。不过，在其部下军人大家庭的友爱中，他可能是最幸福的。在瑞典女高音珍妮·琳德来到伦敦后，韦尔斯利“这位老战士成了她的俘虏”。他毫无顾忌地追求她，在那段时间内总是早早赶到剧院，坐在与舞台平齐的包厢里，一见到珍妮·琳德就开始放电：“晚上好，琳德小姐，今晚您感觉如何？我希望您感觉好！”1831年，身患癌症的凯瑟琳病重。临终前，韦尔斯利来到她的床边。凯瑟琳用一根手指伸进他的袖子里，想看看他是否还戴着她曾经送给他的臂章，“她找到了，就像过去二十年里任何时候一样，如果她愿意寻找的话（She found it, as she would have at any time these past twenty years, had she cared to look for it）”，韦尔斯利后来回忆这件事时评论道。“多奇怪啊”，他接着说，“人们可以共同生活半辈子，但只有到了最后才能相互理解（half a lifetime together, they had come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at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