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铜
萧铜生平轶事
萧铜本名生鉴忠，他的三个弟弟分别为生怀忠、生治忠、生铭忠，兄弟四人姓名的第三字均以“忠”收尾，以鉴、怀、治、铭排序。两个妹妹分别为生庆珠、生庆元，第二字为“庆”，第三字以珠、元排序。在台湾时，有人写与京剧有关稿件时涉及他，竟把“生”字误写为“王”，生鉴忠变为王鉴忠，可见“生”姓之偏僻。宋代《百家姓》没有收录“生”，这个姓十分罕见，在江浙一带更少。生鉴忠为清朝两代重臣年羹尧的后裔，本姓“年”，而非姓“生”。雍正三年，年羹尧遭下狱赐死，并株九族。年家忠仆冒死带一少主脱离险境，逃至远离京城的南方。为避耳目，防清廷追杀，改姓“生”。因为把“年”倒写后与“生”相似，更可借“生”的寓意。他在台湾时有多个笔名，萧铜为其常用笔名。萧管弦索、铜锣鼓钹，是对儿时爱戏曲的回忆。他用此笔名时，才二十余岁，大家习惯上呼他“小童”, 因与“萧铜”同音。慕容锺是他在台湾另一常用笔名。他的朋友们说，姓名之误是在台湾到香港登记时出现的。萧铜操着一口标准的“京片子”——北京地方话，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的广东籍官员想不到有人会姓“生”, 就马马虎虎地把“生鉴忠”误登记为“沈健中”。三个字竞全错了，也难怪，其中两个字在姓名中确属生僻之字。萧铜不喜欢这个强加于他的姓名，但为顺利“入关”，也就逆来顺受、听其自然。反正“生”、“沈”二字，与“年”均相差甚远，索性就以萧铜为常用名了。到香港后，“金大力”是除萧铜以外最常用的。众多笔名中，除“祥子”是崇拜老舍，从京味小说《骆驼祥子》而来，用于写小说外，其余笔名大多是从京戏里挖来的“角儿”，随手拿来就用了，但用的最多的是萧铜，萧铜就如同他的本名。港台文人大多都有多个笔名，有的作家笔名不可胜数，香港环境特殊，为了生存，更为如此。例如，1966年1月罗孚创刊的《海光文艺》，为了“在左右壁垒分明，各自发挥，不相往来的年代”，即针对五、六十年的香港文坛的现状，“开辟一块不左不右，能容纳各方的开放园地”，发文的作家“都用了些不常用的笔名”。而常用笔名往往比本名的知名度高，其它笔名难以查证，因而在文学研究时，要以常用名、笔名、本名、字号（斋名）一一列出。萧铜在香港的斋名为“无风楼”，藏书上盖的印章却是原名“生鉴忠”。到香港后，大家虽然知道他并不姓萧，但是都习惯称他为“萧先生”或“萧铜先生”，写回忆他的文章也均称其为“萧铜”。20世纪70—90年代，除了“文革”末期外，他每年都参加新华社香港分社召开的国庆招待会，这在海峡两岸对立、香港回归前的香港有特殊的寓意。新华社香港分社发给他的请柬均写“沈健中”，但在招待会上，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工作人员和与会人士均异口同声地称其为“萧铜先生”。“文革”末期正当他准备和一个有统战性质的旅行团作江南之行时，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有人通知罗承勋（笔名：罗孚、丝韦、柳苏）：不能让萧铜去，他有特嫌。莫须有的原因，大半是他从台湾来。同期没能参加国庆招待会的原因，大概也是有特务嫌疑。这让他成为一位敏感人物，既受台湾控制，不能赴台，又受大陆制约，不能返乡。好在“四人帮”倒了台，他于80年代又接到了参加新华社香港分社举办国庆招待会的邀请，还受邀参加新华社香港分社组织的“欢迎巴金访港座谈会”（1984年11月）等其它活动，回大陆也畅通无阻了。1995年11月在他烧伤住院时，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副部长刘方安到医院看望，称他“萧铜先生”。12月30日他走的那天下午受洗，神父按身份证称他“沈建中兄弟”时，昏迷中的他竞有所反应，手脚嘴一齐动。1996年1月13日在九龙世界殡仪馆为萧铜举办安息仪式时，生前亲友和香港作家联会200余人参加仪式，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发来唁电，分社宣传部和部长孙南生分别致送花篮。新闻媒体报道此事时，只有一处小字写了“沈建中”，标题和其它处均用“萧铜”。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唁电中既肯定他“一生为人耿直，忠于友情，乐于助人”，还赞扬他“一生致力于新闻及文学艺术活动，弘扬祖国优秀文化，贡献良多”。他在台湾时常用“生鉴忠”，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中担任台湾《世界影讯》杂志主编时。到大陆时偶尔也会用原名“生鉴忠”。又如“文革”后地方政府编写的《镇江市志》中，在第四章介绍著作时，在列出他二舅蒋方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赋税的归宿与效应》的同时，把生鉴忠的剧本、小说、散文的篇名均列在“萧铜”名下。但在第九章介绍“镇江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时，又有“市侨联还接待来镇江探亲的美籍华人南宁博士、香港知名作家兼记者生鉴忠、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胡国祥（香港回归前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委任的60位“地区事务顾问之一）……”的表述。他回老家省亲，自然要用原名，更何况他的妹妹生庆珠就在市侨联工作，因此既不能姓“萧”，也不能姓“沈”了。萧铜的父亲是独子，而母亲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为此，萧铜除了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外，还有11个表弟、8个表妹，是母系与他同辈中的老大。除了他的弟弟、妹妹称其大哥外，表弟蒋乃平、蒋乃庆则称其鉴忠兄、鉴忠哥哥，那些未曾见过他的则在背后直呼生鉴忠了。萧铜本名生鉴忠，他的三个弟弟分别为生怀忠、生治忠、生铭忠，兄弟四人姓名的第三字均以“忠”收尾，以鉴、怀、治、铭排序。两个妹妹分别为生庆珠、生庆元，第二字为“庆”，第三字以珠、元排序。在台湾时，有人写与京剧有关稿件时涉及他，竟把“生”字误写为“王”，生鉴忠变为王鉴忠，可见“生”姓之偏僻。宋代《百家姓》没有收录“生”，这个姓十分罕见，在江浙一带更少。生鉴忠为清朝两代重臣年羹尧的后裔，本姓“年”，而非姓“生”。雍正三年，年羹尧遭下狱赐死，并株九族。年家忠仆冒死带一少主脱离险境，逃至远离京城的南方。为避耳目，防清廷追杀，改姓“生”。因为把“年”倒写后与“生”相似，更可借“生”的寓意。他在台湾时有多个笔名，萧铜为其常用笔名。萧管弦索、铜锣鼓钹，是对儿时爱戏曲的回忆。他用此笔名时，才二十余岁，大家习惯上呼他“小童”, 因与“萧铜”同音。慕容锺是他在台湾另一常用笔名。他的朋友们说，姓名之误是在台湾到香港登记时出现的。萧铜操着一口标准的“京片子”——北京地方话，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的广东籍官员想不到有人会姓“生”, 就马马虎虎地把“生鉴忠”误登记为“沈健中”。三个字竞全错了，也难怪，其中两个字在姓名中确属生僻之字。萧铜不喜欢这个强加于他的姓名，但为顺利“入关”，也就逆来顺受、听其自然。反正“生”、“沈”二字，与“年”均相差甚远，索性就以萧铜为常用名了。到香港后，“金大力”是除萧铜以外最常用的。众多笔名中，除“祥子”是崇拜老舍，从京味小说《骆驼祥子》而来，用于写小说外，其余笔名大多是从京戏里挖来的“角儿”，随手拿来就用了，但用的最多的是萧铜，萧铜就如同他的本名。港台文人大多都有多个笔名，有的作家笔名不可胜数，香港环境特殊，为了生存，更为如此。例如，1966年1月罗孚创刊的《海光文艺》，为了“在左右壁垒分明，各自发挥，不相往来的年代”，即针对五、六十年的香港文坛的现状，“开辟一块不左不右，能容纳各方的开放园地”，发文的作家“都用了些不常用的笔名”。而常用笔名往往比本名的知名度高，其它笔名难以查证，因而在文学研究时，要以常用名、笔名、本名、字号（斋名）一一列出。萧铜在香港的斋名为“无风楼”，藏书上盖的印章却是原名“生鉴忠”。到香港后，大家虽然知道他并不姓萧，但是都习惯称他为“萧先生”或“萧铜先生”，写回忆他的文章也均称其为“萧铜”。20世纪70—90年代，除了“文革”末期外，他每年都参加新华社香港分社召开的国庆招待会，这在海峡两岸对立、香港回归前的香港有特殊的寓意。新华社香港分社发给他的请柬均写“沈健中”，但在招待会上，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工作人员和与会人士均异口同声地称其为“萧铜先生”。“文革”末期正当他准备和一个有统战性质的旅行团作江南之行时，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有人通知罗承勋（笔名：罗孚、丝韦、柳苏）：不能让萧铜去，他有特嫌。莫须有的原因，大半是他从台湾来。同期没能参加国庆招待会的原因，大概也是有特务嫌疑。这让他成为一位敏感人物，既受台湾控制，不能赴台，又受大陆制约，不能返乡。好在“四人帮”倒了台，他于80年代又接到了参加新华社香港分社举办国庆招待会的邀请，还受邀参加新华社香港分社组织的“欢迎巴金访港座谈会”（1984年11月）等其它活动，回大陆也畅通无阻了。1995年11月在他烧伤住院时，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副部长刘方安到医院看望，称他“萧铜先生”。12月30日他走的那天下午受洗，神父按身份证称他“沈建中兄弟”时，昏迷中的他竞有所反应，手脚嘴一齐动。1996年1月13日在九龙世界殡仪馆为萧铜举办安息仪式时，生前亲友和香港作家联会200余人参加仪式，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发来唁电，分社宣传部和部长孙南生分别致送花篮。新闻媒体报道此事时，只有一处小字写了“沈建中”，标题和其它处均用“萧铜”。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唁电中既肯定他“一生为人耿直，忠于友情，乐于助人”，还赞扬他“一生致力于新闻及文学艺术活动，弘扬祖国优秀文化，贡献良多”。他在台湾时常用“生鉴忠”，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中担任台湾《世界影讯》杂志主编时。到大陆时偶尔也会用原名“生鉴忠”。又如“文革”后地方政府编写的《镇江市志》中，在第四章介绍著作时，在列出他二舅蒋方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赋税的归宿与效应》的同时，把生鉴忠的剧本、小说、散文的篇名均列在“萧铜”名下。但在第九章介绍“镇江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时，又有“市侨联还接待来镇江探亲的美籍华人南宁博士、香港知名作家兼记者生鉴忠、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胡国祥（香港回归前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委任的60位“地区事务顾问之一）……”的表述。他回老家省亲，自然要用原名，更何况他的妹妹生庆珠就在市侨联工作，因此既不能姓“萧”，也不能姓“沈”了。萧铜的父亲是独子，而母亲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为此，萧铜除了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外，还有11个表弟、8个表妹，是母系与他同辈中的老大。除了他的弟弟、妹妹称其大哥外，表弟蒋乃平、蒋乃庆则称其鉴忠兄、鉴忠哥哥，那些未曾见过他的则在背后直呼生鉴忠了。萧铜本名生鉴忠，他的三个弟弟分别为生怀忠、生治忠、生铭忠，兄弟四人姓名的第三字均以“忠”收尾，以鉴、怀、治、铭排序。两个妹妹分别为生庆珠、生庆元，第二字为“庆”，第三字以珠、元排序。在台湾时，有人写与京剧有关稿件时涉及他，竟把“生”字误写为“王”，生鉴忠变为王鉴忠，可见“生”姓之偏僻。宋代《百家姓》没有收录“生”，这个姓十分罕见，在江浙一带更少。生鉴忠为清朝两代重臣年羹尧的后裔，本姓“年”，而非姓“生”。雍正三年，年羹尧遭下狱赐死，并株九族。年家忠仆冒死带一少主脱离险境，逃至远离京城的南方。为避耳目，防清廷追杀，改姓“生”。因为把“年”倒写后与“生”相似，更可借“生”的寓意。他在台湾时有多个笔名，萧铜为其常用笔名。萧管弦索、铜锣鼓钹，是对儿时爱戏曲的回忆。他用此笔名时，才二十余岁，大家习惯上呼他“小童”, 因与“萧铜”同音。慕容锺是他在台湾另一常用笔名。他的朋友们说，姓名之误是在台湾到香港登记时出现的。萧铜操着一口标准的“京片子”——北京地方话，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的广东籍官员想不到有人会姓“生”, 就马马虎虎地把“生鉴忠”误登记为“沈健中”。三个字竞全错了，也难怪，其中两个字在姓名中确属生僻之字。萧铜不喜欢这个强加于他的姓名，但为顺利“入关”，也就逆来顺受、听其自然。反正“生”、“沈”二字，与“年”均相差甚远，索性就以萧铜为常用名了。到香港后，“金大力”是除萧铜以外最常用的。众多笔名中，除“祥子”是崇拜老舍，从京味小说《骆驼祥子》而来，用于写小说外，其余笔名大多是从京戏里挖来的“角儿”，随手拿来就用了，但用的最多的是萧铜，萧铜就如同他的本名。港台文人大多都有多个笔名，有的作家笔名不可胜数，香港环境特殊，为了生存，更为如此。例如，1966年1月罗孚创刊的《海光文艺》，为了“在左右壁垒分明，各自发挥，不相往来的年代”，即针对五、六十年的香港文坛的现状，“开辟一块不左不右，能容纳各方的开放园地”，发文的作家“都用了些不常用的笔名”。而常用笔名往往比本名的知名度高，其它笔名难以查证，因而在文学研究时，要以常用名、笔名、本名、字号（斋名）一一列出。萧铜在香港的斋名为“无风楼”，藏书上盖的印章却是原名“生鉴忠”。到香港后，大家虽然知道他并不姓萧，但是都习惯称他为“萧先生”或“萧铜先生”，写回忆他的文章也均称其为“萧铜”。20世纪70—90年代，除了“文革”末期外，他每年都参加新华社香港分社召开的国庆招待会，这在海峡两岸对立、香港回归前的香港有特殊的寓意。新华社香港分社发给他的请柬均写“沈健中”，但在招待会上，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工作人员和与会人士均异口同声地称其为“萧铜先生”。“文革”末期正当他准备和一个有统战性质的旅行团作江南之行时，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有人通知罗承勋（笔名：罗孚、丝韦、柳苏）：不能让萧铜去，他有特嫌。莫须有的原因，大半是他从台湾来。同期没能参加国庆招待会的原因，大概也是有特务嫌疑。这让他成为一位敏感人物，既受台湾控制，不能赴台，又受大陆制约，不能返乡。好在“四人帮”倒了台，他于80年代又接到了参加新华社香港分社举办国庆招待会的邀请，还受邀参加新华社香港分社组织的“欢迎巴金访港座谈会”（1984年11月）等其它活动，回大陆也畅通无阻了。1995年11月在他烧伤住院时，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副部长刘方安到医院看望，称他“萧铜先生”。12月30日他走的那天下午受洗，神父按身份证称他“沈建中兄弟”时，昏迷中的他竞有所反应，手脚嘴一齐动。1996年1月13日在九龙世界殡仪馆为萧铜举办安息仪式时，生前亲友和香港作家联会200余人参加仪式，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发来唁电，分社宣传部和部长孙南生分别致送花篮。新闻媒体报道此事时，只有一处小字写了“沈建中”，标题和其它处均用“萧铜”。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唁电中既肯定他“一生为人耿直，忠于友情，乐于助人”，还赞扬他“一生致力于新闻及文学艺术活动，弘扬祖国优秀文化，贡献良多”。他在台湾时常用“生鉴忠”，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中担任台湾《世界影讯》杂志主编时。到大陆时偶尔也会用原名“生鉴忠”。又如“文革”后地方政府编写的《镇江市志》中，在第四章介绍著作时，在列出他二舅蒋方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赋税的归宿与效应》的同时，把生鉴忠的剧本、小说、散文的篇名均列在“萧铜”名下。但在第九章介绍“镇江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时，又有“市侨联还接待来镇江探亲的美籍华人南宁博士、香港知名作家兼记者生鉴忠、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胡国祥（香港回归前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委任的60位“地区事务顾问之一）……”的表述。他回老家省亲，自然要用原名，更何况他的妹妹生庆珠就在市侨联工作，因此既不能姓“萧”，也不能姓“沈”了。萧铜的父亲是独子，而母亲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为此，萧铜除了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外，还有11个表弟、8个表妹，是母系与他同辈中的老大。除了他的弟弟、妹妹称其大哥外，表弟蒋乃平、蒋乃庆则称其鉴忠兄、鉴忠哥哥，那些未曾见过他的则在背后直呼生鉴忠了。萧铜本名生鉴忠，他的三个弟弟分别为生怀忠、生治忠、生铭忠，兄弟四人姓名的第三字均以“忠”收尾，以鉴、怀、治、铭排序。两个妹妹分别为生庆珠、生庆元，第二字为“庆”，第三字以珠、元排序。在台湾时，有人写与京剧有关稿件时涉及他，竟把“生”字误写为“王”，生鉴忠变为王鉴忠，可见“生”姓之偏僻。宋代《百家姓》没有收录“生”，这个姓十分罕见，在江浙一带更少。生鉴忠为清朝两代重臣年羹尧的后裔，本姓“年”，而非姓“生”。雍正三年，年羹尧遭下狱赐死，并株九族。年家忠仆冒死带一少主脱离险境，逃至远离京城的南方。为避耳目，防清廷追杀，改姓“生”。因为把“年”倒写后与“生”相似，更可借“生”的寓意。他在台湾时有多个笔名，萧铜为其常用笔名。萧管弦索、铜锣鼓钹，是对儿时爱戏曲的回忆。他用此笔名时，才二十余岁，大家习惯上呼他“小童”, 因与“萧铜”同音。慕容锺是他在台湾另一常用笔名。他的朋友们说，姓名之误是在台湾到香港登记时出现的。萧铜操着一口标准的“京片子”——北京地方话，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的广东籍官员想不到有人会姓“生”, 就马马虎虎地把“生鉴忠”误登记为“沈健中”。三个字竞全错了，也难怪，其中两个字在姓名中确属生僻之字。萧铜不喜欢这个强加于他的姓名，但为顺利“入关”，也就逆来顺受、听其自然。反正“生”、“沈”二字，与“年”均相差甚远，索性就以萧铜为常用名了。到香港后，“金大力”是除萧铜以外最常用的。众多笔名中，除“祥子”是崇拜老舍，从京味小说《骆驼祥子》而来，用于写小说外，其余笔名大多是从京戏里挖来的“角儿”，随手拿来就用了，但用的最多的是萧铜，萧铜就如同他的本名。港台文人大多都有多个笔名，有的作家笔名不可胜数，香港环境特殊，为了生存，更为如此。例如，1966年1月罗孚创刊的《海光文艺》，为了“在左右壁垒分明，各自发挥，不相往来的年代”，即针对五、六十年的香港文坛的现状，“开辟一块不左不右，能容纳各方的开放园地”，发文的作家“都用了些不常用的笔名”。而常用笔名往往比本名的知名度高，其它笔名难以查证，因而在文学研究时，要以常用名、笔名、本名、字号（斋名）一一列出。萧铜在香港的斋名为“无风楼”，藏书上盖的印章却是原名“生鉴忠”。到香港后，大家虽然知道他并不姓萧，但是都习惯称他为“萧先生”或“萧铜先生”，写回忆他的文章也均称其为“萧铜”。20世纪70—90年代，除了“文革”末期外，他每年都参加新华社香港分社召开的国庆招待会，这在海峡两岸对立、香港回归前的香港有特殊的寓意。新华社香港分社发给他的请柬均写“沈健中”，但在招待会上，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工作人员和与会人士均异口同声地称其为“萧铜先生”。“文革”末期正当他准备和一个有统战性质的旅行团作江南之行时，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有人通知罗承勋（笔名：罗孚、丝韦、柳苏）：不能让萧铜去，他有特嫌。莫须有的原因，大半是他从台湾来。同期没能参加国庆招待会的原因，大概也是有特务嫌疑。这让他成为一位敏感人物，既受台湾控制，不能赴台，又受大陆制约，不能返乡。好在“四人帮”倒了台，他于80年代又接到了参加新华社香港分社举办国庆招待会的邀请，还受邀参加新华社香港分社组织的“欢迎巴金访港座谈会”（1984年11月）等其它活动，回大陆也畅通无阻了。1995年11月在他烧伤住院时，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副部长刘方安到医院看望，称他“萧铜先生”。12月30日他走的那天下午受洗，神父按身份证称他“沈建中兄弟”时，昏迷中的他竞有所反应，手脚嘴一齐动。1996年1月13日在九龙世界殡仪馆为萧铜举办安息仪式时，生前亲友和香港作家联会200余人参加仪式，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发来唁电，分社宣传部和部长孙南生分别致送花篮。新闻媒体报道此事时，只有一处小字写了“沈建中”，标题和其它处均用“萧铜”。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唁电中既肯定他“一生为人耿直，忠于友情，乐于助人”，还赞扬他“一生致力于新闻及文学艺术活动，弘扬祖国优秀文化，贡献良多”。他在台湾时常用“生鉴忠”，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中担任台湾《世界影讯》杂志主编时。到大陆时偶尔也会用原名“生鉴忠”。又如“文革”后地方政府编写的《镇江市志》中，在第四章介绍著作时，在列出他二舅蒋方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赋税的归宿与效应》的同时，把生鉴忠的剧本、小说、散文的篇名均列在“萧铜”名下。但在第九章介绍“镇江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时，又有“市侨联还接待来镇江探亲的美籍华人南宁博士、香港知名作家兼记者生鉴忠、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胡国祥（香港回归前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委任的60位“地区事务顾问之一）……”的表述。他回老家省亲，自然要用原名，更何况他的妹妹生庆珠就在市侨联工作，因此既不能姓“萧”，也不能姓“沈”了。萧铜的父亲是独子，而母亲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为此，萧铜除了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外，还有11个表弟、8个表妹，是母系与他同辈中的老大。除了他的弟弟、妹妹称其大哥外，表弟蒋乃平、蒋乃庆则称其鉴忠兄、鉴忠哥哥，那些未曾见过他的则在背后直呼生鉴忠了。萧铜本名生鉴忠，他的三个弟弟分别为生怀忠、生治忠、生铭忠，兄弟四人姓名的第三字均以“忠”收尾，以鉴、怀、治、铭排序。两个妹妹分别为生庆珠、生庆元，第二字为“庆”，第三字以珠、元排序。在台湾时，有人写与京剧有关稿件时涉及他，竟把“生”字误写为“王”，生鉴忠变为王鉴忠，可见“生”姓之偏僻。宋代《百家姓》没有收录“生”，这个姓十分罕见，在江浙一带更少。生鉴忠为清朝两代重臣年羹尧的后裔，本姓“年”，而非姓“生”。雍正三年，年羹尧遭下狱赐死，并株九族。年家忠仆冒死带一少主脱离险境，逃至远离京城的南方。为避耳目，防清廷追杀，改姓“生”。因为把“年”倒写后与“生”相似，更可借“生”的寓意。他在台湾时有多个笔名，萧铜为其常用笔名。萧管弦索、铜锣鼓钹，是对儿时爱戏曲的回忆。他用此笔名时，才二十余岁，大家习惯上呼他“小童”, 因与“萧铜”同音。慕容锺是他在台湾另一常用笔名。他的朋友们说，姓名之误是在台湾到香港登记时出现的。萧铜操着一口标准的“京片子”——北京地方话，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的广东籍官员想不到有人会姓“生”, 就马马虎虎地把“生鉴忠”误登记为“沈健中”。三个字竞全错了，也难怪，其中两个字在姓名中确属生僻之字。萧铜不喜欢这个强加于他的姓名，但为顺利“入关”，也就逆来顺受、听其自然。反正“生”、“沈”二字，与“年”均相差甚远，索性就以萧铜为常用名了。到香港后，“金大力”是除萧铜以外最常用的。众多笔名中，除“祥子”是崇拜老舍，从京味小说《骆驼祥子》而来，用于写小说外，其余笔名大多是从京戏里挖来的“角儿”，随手拿来就用了，但用的最多的是萧铜，萧铜就如同他的本名。港台文人大多都有多个笔名，有的作家笔名不可胜数，香港环境特殊，为了生存，更为如此。例如，1966年1月罗孚创刊的《海光文艺》，为了“在左右壁垒分明，各自发挥，不相往来的年代”，即针对五、六十年的香港文坛的现状，“开辟一块不左不右，能容纳各方的开放园地”，发文的作家“都用了些不常用的笔名”。而常用笔名往往比本名的知名度高，其它笔名难以查证，因而在文学研究时，要以常用名、笔名、本名、字号（斋名）一一列出。萧铜在香港的斋名为“无风楼”，藏书上盖的印章却是原名“生鉴忠”。到香港后，大家虽然知道他并不姓萧，但是都习惯称他为“萧先生”或“萧铜先生”，写回忆他的文章也均称其为“萧铜”。20世纪70—90年代，除了“文革”末期外，他每年都参加新华社香港分社召开的国庆招待会，这在海峡两岸对立、香港回归前的香港有特殊的寓意。新华社香港分社发给他的请柬均写“沈健中”，但在招待会上，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工作人员和与会人士均异口同声地称其为“萧铜先生”。“文革”末期正当他准备和一个有统战性质的旅行团作江南之行时，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有人通知罗承勋（笔名：罗孚、丝韦、柳苏）：不能让萧铜去，他有特嫌。莫须有的原因，大半是他从台湾来。同期没能参加国庆招待会的原因，大概也是有特务嫌疑。这让他成为一位敏感人物，既受台湾控制，不能赴台，又受大陆制约，不能返乡。好在“四人帮”倒了台，他于80年代又接到了参加新华社香港分社举办国庆招待会的邀请，还受邀参加新华社香港分社组织的“欢迎巴金访港座谈会”（1984年11月）等其它活动，回大陆也畅通无阻了。1995年11月在他烧伤住院时，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副部长刘方安到医院看望，称他“萧铜先生”。12月30日他走的那天下午受洗，神父按身份证称他“沈建中兄弟”时，昏迷中的他竞有所反应，手脚嘴一齐动。1996年1月13日在九龙世界殡仪馆为萧铜举办安息仪式时，生前亲友和香港作家联会200余人参加仪式，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发来唁电，分社宣传部和部长孙南生分别致送花篮。新闻媒体报道此事时，只有一处小字写了“沈建中”，标题和其它处均用“萧铜”。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唁电中既肯定他“一生为人耿直，忠于友情，乐于助人”，还赞扬他“一生致力于新闻及文学艺术活动，弘扬祖国优秀文化，贡献良多”。他在台湾时常用“生鉴忠”，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中担任台湾《世界影讯》杂志主编时。到大陆时偶尔也会用原名“生鉴忠”。又如“文革”后地方政府编写的《镇江市志》中，在第四章介绍著作时，在列出他二舅蒋方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赋税的归宿与效应》的同时，把生鉴忠的剧本、小说、散文的篇名均列在“萧铜”名下。但在第九章介绍“镇江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时，又有“市侨联还接待来镇江探亲的美籍华人南宁博士、香港知名作家兼记者生鉴忠、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胡国祥（香港回归前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委任的60位“地区事务顾问之一）……”的表述。他回老家省亲，自然要用原名，更何况他的妹妹生庆珠就在市侨联工作，因此既不能姓“萧”，也不能姓“沈”了。萧铜的父亲是独子，而母亲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为此，萧铜除了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外，还有11个表弟、8个表妹，是母系与他同辈中的老大。除了他的弟弟、妹妹称其大哥外，表弟蒋乃平、蒋乃庆则称其鉴忠兄、鉴忠哥哥，那些未曾见过他的则在背后直呼生鉴忠了。萧铜操着地道的北京地方话，喜看京剧，是个患思乡病极重的游子。他在台湾，喝不到北京二锅头，就用金门高粱酒代替。他曾在一篇短文里说：“人间有许多遇合，隐隐中有一根伏线，这根线可以伏上十年，二十年或三五十年。”对于萧铜而言，这根暗埋的伏线就是他深深的思乡恋京之情。1971年首次由香港到广州见到亲人以后，此后二十余年多次赴京，写了很多怀念京城的文章。萧铜一生在北京住了13年，上海、开封与南京之间7年，台湾12年，香港34年。1975年，他与曾主演过电影《嫦娥》（1954年上映，李翰祥导演）的杨明（杨瑞芳）在香港成婚。但他笔下的题材却以北京为主，香港为次，反映了这些城市在萧铜心中的地位。他是位京味十足的从台湾来的香港人。除了写稿、读书和看京剧外，萧铜无时无刻不惦记着孕育他成长的北京。日常生活所见、所思，常联想到北京：见到国货公司摆卖“佛手”，他想起小时候在北京吃佛手的情境；见到人家放风筝，他想起北京穷人的幼童，冬天光着屁股，身后系一块似风筝“帘子”的辛酸；见到朋友因病吃“银翘解毒片”，他想起小时母亲灌他极苦的“同仁堂”药；雨夜里听到小贩的“裹蒸粽”的叫卖，就想起小时在北京听到“硬面唵，饽啊饽”的叫卖声；回京重见北海雪景，就想起小学时常罚他站的剧老师……，他记挂着以往的旧京，记挂着那段逝去的童年。于是，他拼命抽烟，灌二锅头，收藏及捧读“小人书”，以逃避现实，发泄离乡的哀愁。《无风楼随笔》中的大部份文章是抒发思乡的情怀，《雪，在回忆中》、《上京记》、《二次上京记》、《京华探访录》却是重返家乡后的感慨，是新旧北京的对比。虽然都是写北京，但很不相同，前者是“思乡”，后几本却是对北平与北京的“对比”和对人物遭遇的描绘。萧铜1961年移居香港目的之一，是方便回大陆见家人。他1971年首次回大陆到广州，与阔别22年的家人团聚。1973年母亲从丹阳农村迁回镇江三阳巷后，他不但去了镇江，而且到了日夜思念的北京。离京30年的游子，重回生于斯长于斯的“母亲城”，感慨万千、激动不已，却没能见到还在“五七干校”的二舅。回来后即写了篇“上京记”，记下愁情离绪，发表于《新晚报》副刊，后来由香港文丰出版社出了单行本。两年之后的1975年，萧铜二次上京。他在《二次上京记》（香港南通图书公司，1977）的“后记”中说：“这次上京，除了去见见上次未遇到的二舅，更要去北京逛逛，看看，走走，拍点照片，买点北京糕点与泥人”。这次返京，他见到了从干校返京不久的二舅蒋方正和二舅母王荣显。相聚地点有些特殊：既想见面，又顾虑所处的政治环境，就相约在公园里见了面。
1978年，政治氛围有了变动，第三次上京的萧铜在他住的华侨大厦和二舅父母蒋方正、王荣显及表弟蒋乃庆、蒋乃平一家在华侨大厦欢聚。见面的“房子”——华侨大厦，也如萧铜所说的“一根伏线”一样，是他二舅成为旅游行业中罕见的“白发金领”的地方。“房子”成为他一生中暗埋的另一条“伏线”。十年后的1988年，他二舅以73岁的高龄起步，先后担任了华侨大厦有限公司筹建处总会计师、财务部负责人，自始至终参与了重建华侨大厦。华侨大厦投入运营后，又担任了财务部总监、顾问等职务。而他二舅40年代购置的镇江三阳巷的“房子”，也让他的家人有了数十年的避风遮雨之处。而这所“房子”，又经萧铜努力，回归二舅所有。此次返京，萧铜又以《京华探访录》（香港明报出版社，1980）和读者见面。萧铜70年代三次上京，写了日记体的三本上京记，以15万字的《京华探访录》的份量最重。三本上京记，以身在香港、魂在北京的视角，向读者述说了北京几十年来的变迁，反映了“文革”对人的影响。他在《二次上京记》（南通图书公司 1977）中感慨地说：不知为了什么？也许大有原因，在北京观看许多京剧老艺人演出，总会联想歌剧“白毛女”一句激越悲奋的唱词：“我是鬼！我是不死的鬼！……”而悲喜交加，既感慨万千，也欢喜不已。仅从在他的《京华探访录》中对“文革”前后，探望二舅蒋方正的回忆，就生动地描绘了不同环境下人的精神面貌。1975年：回想一九七五年夏天在北京，二舅不愿来华侨大厦，怕“访客登记”、怕“有麻烦”。我与芳到二舅家吃了一顿晚饭，过了两天，与二舅在中山公园见面，他面色如上，低声说：你们到我那里去了一趟，第二天一早就有人来调查，问你是干什么的？……还记得：二舅在中山公园里胆战心惊、东张西望，不停地喃喃：“要向工农兵学习啊，要向工农兵学习啊。……”而后匆匆骑车而去。1978年：变化真大！如今二舅全家大小都来了，进了大厦大堂，登记就登记，然后上楼进房，有说有笑，热闹得很！他翻翻我的《上京记》与《二次上京记》，直说：“不容易，不容易！呵，不同了！现在一切都不同了！”随着政治氛围的好转，萧铜80—90年代回大陆更多了。他曾上过泰山，去过陕西、甘肃、广西等多个省市，但他多半是江南冀北之行，即回镇江探亲，把夫人扬明送到上海娘家，再自进京。白天四处逛、会朋友，晚上看戏、写稿。在北京住上月余，才赴沪携妻返港，是他乐此不疲的归去来兮。他的二舅也在新分的房子里多次和萧铜相聚。自1949年上海一别之后，甥舅在北京相聚，地点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在这段时期，萧铜以《明报月刊》特约记者的身份，在北京访问了夏衍、侯宝林、端木蕻良、胡絜青、吴祖光、李万春、杜近芳、姜昆、李文华等文艺界名人，访问稿在《明报月刊》等报刊连载，受各方好评。萧铜的文章，从语言到内容，充满京味、自成特色。他因为不能回台湾而留在香港，后来能回了，台湾有关方面请他回去，甚至表示走一趟也好，但他却宁肯留在香港。他喜爱北京，留恋北京，梦系北京，他有没有返京定居的冲动？有，他内心很想回去。时任《戏剧电影报》编辑部副主任、北京市文联研究部专职研究员的胡金兆，是萧铜在北京的朋友。萧铜在80年代，就与胡金兆讨论过在京定居事宜，并请他咨询住房问题。那时的住房均为“分配”，萧铜最后带着无限的苍凉与悲哀终了香港。香港作家许定铭以“萧铜旧京情未了”来哀悼他的离世。萧铜是个京剧“发烧友”，是嗜戏如命的大戏迷，在台湾是戏迷、票友、戏剧版编辑，在香港是权威的京剧评论家，香港作联每年春节的联欢会上，常请他清唱京剧。香港报纸撰写京戏稿的名家仅二人, 一为江上舟, 另一即常以“金大力”为笔名的“萧铜”。正因如此，中国艺术报记者宁静、余宁、云菲，在采访任香港美术家协会书法委员会主席、香港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刘才昌（曾在新华社香港分社文体部文艺处工作）以后，写了“书法：凝聚中华民族的纽带”一文。文中提及刘才昌谈了杜近芳、袁世海等名家的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家演出团来香港进行文化交流，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弘扬传统文化、向香港市民展现民族艺术的机会。记者却据此写出了刘才昌“以江上舟、萧铜等笔名发表了很多文章”的张冠李戴的误报，但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萧铜作为香港剧评家所写文章的社会意义。他的父亲生率斋, 是当时北平新闻界名票，家学渊源，耳濡目染，对他影响很大，熏陶出非凡的鉴赏品位。萧铜童年常看京剧，他自己这样写：我从八岁那年逃学看戏，日看夜看，风雨无阻，足足看了两年，跑遍北平各戏院。幼年就学过京戏，学得是裘盛戎，唱的是“铜锤”（还是架子花）。在台湾，萧铜就是个著名的票友。港台两地的重要导演之一张彻说：“在台湾曾同我同台的萧铜，就很欣赏我。《大登殿》的“长安城内把火点”倒板，和《法门寺》的“活活打死你这老蠢牛”的创作新唱法，《大登殿》我薛平贵，他的江海；《法门寺》我赵廉，他的刘彪。”
在香港，位于北角的新光戏院是萧铜经常听戏之处。他写的“香港的京剧活动”，不但介绍了新光戏院，还分析了香港京剧观众的数量、年龄、籍贯、喜爱的剧目乃至香港票友的情况，介绍了从1978年开始，李小春、俞大陆、刘秀荣等大陆京剧演员自美国经港公演后，内地的名角在香港演出的情况。他精通传统戏曲，当年如有京剧、豫剧。越剧、昆曲到香港演出，萧铜会到车站迎送，带这些老乡逛逛街、认认路。他会坐在新光戏院前排，先睹为快、先头叫好，看排练、看演出、做记录。戏一散，他就在报馆的饭堂里边喝啤酒、边写戏评，第二天一早，香港《文汇报》新闻版就会有一篇特稿发出。来港演出的演员也以他的剧评为镜子，补充、纠正自己的唱念做打，看自己的得失。萧铜到北京，除了住宾馆外，常住在位于护国寺街的人民剧场内的招待
所。招待所的条件比宾馆差多了，但他却乐此不疲。因为他在此可以一举多得，既可以经常看看京剧名角的演出和排练，和演员们聊聊天、“砍大山”，又可以到周围的多个名人故居逛逛，更可以在护国寺街的小吃店和许多家餐馆里，品尝味道正宗的老北京特色小吃，吃吃解馋的涮羊肉、卤煮火烧。只有喝着豆汁，吃着焦圈，尝着羊杂汤、驴打滚、豌豆黄、奶油炸糕、面茶，才能明白老北京人对平淡也是一种幸福的感触。演员们也以认识这位戏评家为荣，知道他到大陆的信息后，就会找上门来。他在人民剧场招待所的硬板床下放着箱啤酒，写字桌上铺着稿纸，或者和找上门来的演员聊天，或者挥笔而就一篇文章。1987 年，在天津市青年京剧团武生王立军演出“长坂坡”后，萧铜短时间一挥而就的文中描绘：大轴子“长坂坡”, 王立军演赵云，是一位对刘备恭顺，对糜夫人谨慎小心, 而有万夫不挡之勇的大将。大战曹将，左腿高抬，一亮，转身，左腿仍然高抬。上马，抬左腿，左腿落地，起右腿，跺泥。走三个鹞子翻身，接仰身“踹鸭”、后踢、前踢。在当阳桥前，抬右腿，转身，右腿仍抬，姿势不变。右手扔枪，左手在背后接枪，不慌不忙，接个正着。“抓帔”一场，走十个涮腰翻身，身形跃起，踢腿。糜夫人跳井，赵云急忙赶上前去，抓住黄帔，上井台 (椅)，一个“倒扎虎”自椅上翻下。他又评说：王立军演“长坂坡”的赵云，英勇、漂亮，腿功高超。二次战曹八将，扔枪，自跨下接枪，而后一腿跃起。这个大战曹将，七进七出的常山赵云，嗓音高亮，唱念爽朗，武艺高强，真蹓，真帅。萧铜有时以香港“文汇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发表“特稿”，其中一篇是写中国戏曲学院教授王玉敏1985年首次在香港的演出。文章评论说：“钓金龟”中，王玉敏饰康氏，嗓音高亢，吐字讲究，老态龙钟，颤颤巍巍。唱“小张义在一旁不睬不闻”，“不睬”的“睬”字拔高而唱。各个唱段都是气势充沛，唱得好，唱得讲究。萧铜的“李万春与小春”，有以下一段文字：1978年8月，中国艺术团自美国回来香港演出，我们看了李小春主演的“闹天宫”——十几年没看正宗的传统京剧了，都很激动。小春的齐天大圣扮相漂亮，动作边式，武功坚实，嗓音辽亮。上场唱“醉花阴”：“前呼后拥威风浩”, 行腔吐字如同乃父当年。唱：“穿一件，蟒龙袍, 戴一顶, 金花帽”，踢腿，撩袍，转身，单手掏双翎，载歌载舞，美观潇洒，令人目不暇给。“偷桃盗丹”，纵跳活泼，与天兵天将开打，既轻快又勇猛，既大方又俏皮，精彩纷皇。老戏迷都说“李万春有后”。而景荣庆的李天王，俞大陆的二郎神，李嘉林的巨灵，俱是上选。一台戏如火如荼，金碧辉煌，好极了！萧铜的戏评文字简练，仅以片言只语，就让读者如亲临现场一般，立见其功力之深，文笔之爽。他逝世时，香港电台第五台把他昔日兼任主持人主持的戏曲节目编成纪念特辑播出，应该是对他最好的悼念。萧铜是个书痴，是位喜欢搜集绝版书的爱书家，家里藏了不少他历年来在香港旧书店、地摊检觅得来的有关戏剧的绝版书以及他珍爱的“小人书”。在他的文章里，也能见到他在庙街旧书店看书的故事，看到他与那位势利而贪婪的“肥佬”书店老板斗智角力之趣事。他的居室简陋，除了一张大床和不可少的大书桌外，只有一台电视机和冰箱。桌上、床下、墙角全堆满了书，让人感到没有插脚之处。他到北京也爱逛书店、走访藏书迷。在中国京剧院先后担任编剧、研究部主任的徐城北，曾陪同萧铜专程访问《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藏书家姜德明。徐城北发表文章，对萧铜与姜德明相见有如下的描述：他说想见一见姜，参观一下敌伪时期的藏书，并一再声明，他只是想看看、谈谈，绝对没有借的意思。我听了很高兴，因为在此之前，我虽多次去过姜的办公室，但聊天也仅限于京剧而已。当我引见二人握手之后，萧铜如数家珍般报出一系列书名，姜则不断声地回答：“我有，我有，我有！”萧铜也一迭声地高呼：“了不起！了不起！”姜随即打开书柜，指着那一摞摞的纸色发黄的书籍和杂志，介绍着它们的名称和年代。萧铜沉醉了，疯狂了，他回述着自己昔日拥有它们又失去它们的惨痛经历。香港作家罗孚在一文中回忆：一日，胡金铨和翁灵文（香港作家、翁同酥的曾
孙）突然接到萧铜的电话，他大喊救命——救书的命。二人赶到现场，看见萧铜抱一大堆书，气急败坏地对二人说：“不得了，杨明要焚书坑儒了”。原来，是两口子吵架，杨明发了脾气，说要烧他的书。于晚年困顿之际，仍不忘藏书，收入不高，买书却不吝惜。有一次听说中环商务书店停业，忙跑去买书，忘了买书的钱是交房租的。事后，只好硬着头皮找朋友帮忙才交了租金。萧铜年青时就爱藏书，1949年离沪赴台时，留在上海的书中就有丰子恺漫画集等书刊，这些书在“文革”中遭到不应有的命运。在台湾的藏书于1961年匆忙离台时赠人或遗失，在香港30余年收集的书，也在一场火灾中烟消云散。这些书如能存世至今，能吸引多少人的眼球？萧铜的嗜好是喝酒、抽烟。他喝酒，喜欢喝老白干；他抽烟，喜欢抽骆驼牌香烟。“其人在必酒在的萧铜”一句话，概括了他对酒的嗜好。除了早餐，顿顿有白酒；不喝水，以啤酒解渴。他住的房间里，家具甚少，但总有酒；外出旅行，背囊中至少有尺把长的一瓶酒；写稿时，不喝水、不品茶，但一定要有啤酒；吃饭时，饭可少、菜可差，但一定要有白酒。爱喝酒，但不喝洋酒。白兰地、威士忌摆在他面前，怎么劝，也滴酒不进。他只喝国产的白酒，在台湾，喝金门高粱酒，到了北京，一定要喝北京二锅头。80年代初，他到北京看望二舅后，到表弟蒋乃平家吃饭。表弟拿出一瓶酱香型名酒，萧铜却点名要喝二锅头。在上海长大的表弟媳徐锡慧知道他原籍镇江，就特意做了一桌淮扬风味的菜。他吃菜不多，酒却喝了多半瓶。他嗜酒如水，酒量大吗？不大也不小。柏杨在他所写的“豪饮之趣”中，对萧铜酒量有一段传神的描述：近代夫妇能饮者，据柏杨先生所知，有漫画家牛哥先生和他的夫人冯娜妮女士，牛哥先生酒量之大，不用说啦，你千万别跟他碰。他夫人冯女士的量也会吓你一跳，有一次和剧作家萧铜先生别苗头，她连喝三瓶高粱无啥事体，而萧先生喝到第二瓶，便噗通一声，双膝下跪。萧铜笔耕之时必饮啤酒，用啤酒浇出灵感，对啤酒是否冰镇却不大讲究。一位戏迷作家回忆：家父在某左派报社见到坐在一端的萧铜先生在写稿，面前放着三大瓶啤酒，一手持笔，一手执樽，边喝边写。家父好奇问了一句 ：“为何每次都买上三瓶啤酒？冻冰的啤酒不是比温吞吞的啤酒好得多呢？”萧铜先生的回答更妙：“没酒我写不成文章！三瓶啤酒刚好！我不想写作半途缺酒才跑去买。只要是酒，那管它是凉还是热的！”萧铜饮酒之时，有时也是他和朋友交流、畅谈之时。边喝酒，边高谈阔论。他曾与蔡澜在路边小店对饮时，从下酒的假叉烧，谈起和尚自己吃青菜豆腐，却调制出素鹅素鸡招待施主。借和尚吃素之题，精辟地分析了人们在市场环境中的各色心态，在平淡的闲聊中讲出了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和剖析。年轻时，萧铜性格火烈而倔强，遇到不平事会发火骂人。五十岁后，“没关系”却成了他的常用语。他习惯于一言不发的听别人争辩，对不太明白的事不轻易发言。但他一辈子不甘受辱，是个不亢不卑、爱憎分明，硬在骨子里的男子汉。他也是位性情中人，是个敢怒、敢骂、敢哭的人。1978年，在上海到广州的火车上，就怒骂过一个自吹自擂、厚颜无耻的香港保险界人士。同年，在北京老舍故居和老舍夫人胡絜青聊天时，由于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痛苦，也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舒师母，情不自禁地呜咽失声、痛哭流涕。萧铜用香烟和烈酒麻醉自己那思乡恋京的灵魂，也在烟雾和醉酒中烧断了他的万缕思乡未了情。1995年10月31日，萧铜在一边抽烟、一边饮酒、一边爬格子的深夜里，模模糊糊、蒙蒙眬眬、倦极而睡，烟蒂烧着了稿子和一屋旧书。萧铜一心救书，陷身火海，大面积烧伤，送进医院后，就一直没出来。在1995年12月30日，听着同为戏迷的忘年交夏婕拿来的录音带——裘盛戎的唱段，告别了小曼母女和杨明，在昏迷之中匆匆地走了。三联书店总编潘跃明曾向他约稿，要出版“香港文丛”的《萧铜卷》，对此名垂青史之事，他婉辞了，却把精力投入文汇报“拟水流年”专栏的“香港京剧简史”中。他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竭力弘扬传统戏曲，在烧伤前，四处核对材料，打算从20世纪20年代写到90年代初，想为有关研究专题提供骨架大纲。没
想到，此愿望却成了萧铜未了的遗愿。著名香港散文家、杂文家、诗人、文艺评论家罗孚，写了《白干洒处忆萧铜》《小记萧铜》《萧铜的不幸》等文章悼念萧铜。情辞恳切，真挈感人。《白干洒处忆萧铜》文章末段，忆述在火灾劫后，他前去广华医院病房探望萧铜。“萧铜当时已经不能说话了，但仍可以写字沟通，在那当儿，萧铜写下了一张小小的条子给罗先生：‘我想吃饺子, 带二两白干’”。北京人常说：“好吃不如饺子”，病危的北京出生、台湾成名的香港人萧铜，仍然保留着儿时的记忆。罗孚用两句话为《白干洒处忆萧铜》收尾：“这是他最后的愿望，这愿望是永远无法满足的了。洒二两白干吧，洒二十两白干吧，往哪里洒？”
在两岸三地漂泊一生的萧铜，生活在两岸对立、香港未归的年代。他带着那一腔念京情怀，在1995年岁末即12月30日21时许，了却残生于烟雾及堆积如山的旧书中。一场无情大火，不单烧了他的书，还烧了他的游子梦。
1978年，政治氛围有了变动，第三次上京的萧铜在他住的华侨大厦和二舅父母蒋方正、王荣显及表弟蒋乃庆、蒋乃平一家在华侨大厦欢聚。见面的“房子”——华侨大厦，也如萧铜所说的“一根伏线”一样，是他二舅成为旅游行业中罕见的“白发金领”的地方。“房子”成为他一生中暗埋的另一条“伏线”。十年后的1988年，他二舅以73岁的高龄起步，先后担任了华侨大厦有限公司筹建处总会计师、财务部负责人，自始至终参与了重建华侨大厦。华侨大厦投入运营后，又担任了财务部总监、顾问等职务。而他二舅40年代购置的镇江三阳巷的“房子”，也让他的家人有了数十年的避风遮雨之处。而这所“房子”，又经萧铜努力，回归二舅所有。此次返京，萧铜又以《京华探访录》（香港明报出版社，1980）和读者见面。萧铜70年代三次上京，写了日记体的三本上京记，以15万字的《京华探访录》的份量最重。三本上京记，以身在香港、魂在北京的视角，向读者述说了北京几十年来的变迁，反映了“文革”对人的影响。他在《二次上京记》（南通图书公司 1977）中感慨地说：不知为了什么？也许大有原因，在北京观看许多京剧老艺人演出，总会联想歌剧“白毛女”一句激越悲奋的唱词：“我是鬼！我是不死的鬼！……”而悲喜交加，既感慨万千，也欢喜不已。仅从在他的《京华探访录》中对“文革”前后，探望二舅蒋方正的回忆，就生动地描绘了不同环境下人的精神面貌。1975年：回想一九七五年夏天在北京，二舅不愿来华侨大厦，怕“访客登记”、怕“有麻烦”。我与芳到二舅家吃了一顿晚饭，过了两天，与二舅在中山公园见面，他面色如上，低声说：你们到我那里去了一趟，第二天一早就有人来调查，问你是干什么的？……还记得：二舅在中山公园里胆战心惊、东张西望，不停地喃喃：“要向工农兵学习啊，要向工农兵学习啊。……”而后匆匆骑车而去。1978年：变化真大！如今二舅全家大小都来了，进了大厦大堂，登记就登记，然后上楼进房，有说有笑，热闹得很！他翻翻我的《上京记》与《二次上京记》，直说：“不容易，不容易！呵，不同了！现在一切都不同了！”随着政治氛围的好转，萧铜80—90年代回大陆更多了。他曾上过泰山，去过陕西、甘肃、广西等多个省市，但他多半是江南冀北之行，即回镇江探亲，把夫人扬明送到上海娘家，再自进京。白天四处逛、会朋友，晚上看戏、写稿。在北京住上月余，才赴沪携妻返港，是他乐此不疲的归去来兮。他的二舅也在新分的房子里多次和萧铜相聚。自1949年上海一别之后，甥舅在北京相聚，地点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在这段时期，萧铜以《明报月刊》特约记者的身份，在北京访问了夏衍、侯宝林、端木蕻良、胡絜青、吴祖光、李万春、杜近芳、姜昆、李文华等文艺界名人，访问稿在《明报月刊》等报刊连载，受各方好评。萧铜的文章，从语言到内容，充满京味、自成特色。他因为不能回台湾而留在香港，后来能回了，台湾有关方面请他回去，甚至表示走一趟也好，但他却宁肯留在香港。他喜爱北京，留恋北京，梦系北京，他有没有返京定居的冲动？有，他内心很想回去。时任《戏剧电影报》编辑部副主任、北京市文联研究部专职研究员的胡金兆，是萧铜在北京的朋友。萧铜在80年代，就与胡金兆讨论过在京定居事宜，并请他咨询住房问题。那时的住房均为“分配”，萧铜最后带着无限的苍凉与悲哀终了香港。香港作家许定铭以“萧铜旧京情未了”来哀悼他的离世。萧铜是个京剧“发烧友”，是嗜戏如命的大戏迷，在台湾是戏迷、票友、戏剧版编辑，在香港是权威的京剧评论家，香港作联每年春节的联欢会上，常请他清唱京剧。香港报纸撰写京戏稿的名家仅二人, 一为江上舟, 另一即常以“金大力”为笔名的“萧铜”。正因如此，中国艺术报记者宁静、余宁、云菲，在采访任香港美术家协会书法委员会主席、香港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刘才昌（曾在新华社香港分社文体部文艺处工作）以后，写了“书法：凝聚中华民族的纽带”一文。文中提及刘才昌谈了杜近芳、袁世海等名家的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家演出团来香港进行文化交流，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弘扬传统文化、向香港市民展现民族艺术的机会。记者却据此写出了刘才昌“以江上舟、萧铜等笔名发表了很多文章”的张冠李戴的误报，但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萧铜作为香港剧评家所写文章的社会意义。他的父亲生率斋, 是当时北平新闻界名票，家学渊源，耳濡目染，对他影响很大，熏陶出非凡的鉴赏品位。萧铜童年常看京剧，他自己这样写：我从八岁那年逃学看戏，日看夜看，风雨无阻，足足看了两年，跑遍北平各戏院。幼年就学过京戏，学得是裘盛戎，唱的是“铜锤”（还是架子花）。在台湾，萧铜就是个著名的票友。港台两地的重要导演之一张彻说：“在台湾曾同我同台的萧铜，就很欣赏我。《大登殿》的“长安城内把火点”倒板，和《法门寺》的“活活打死你这老蠢牛”的创作新唱法，《大登殿》我薛平贵，他的江海；《法门寺》我赵廉，他的刘彪。”
在香港，位于北角的新光戏院是萧铜经常听戏之处。他写的“香港的京剧活动”，不但介绍了新光戏院，还分析了香港京剧观众的数量、年龄、籍贯、喜爱的剧目乃至香港票友的情况，介绍了从1978年开始，李小春、俞大陆、刘秀荣等大陆京剧演员自美国经港公演后，内地的名角在香港演出的情况。他精通传统戏曲，当年如有京剧、豫剧。越剧、昆曲到香港演出，萧铜会到车站迎送，带这些老乡逛逛街、认认路。他会坐在新光戏院前排，先睹为快、先头叫好，看排练、看演出、做记录。戏一散，他就在报馆的饭堂里边喝啤酒、边写戏评，第二天一早，香港《文汇报》新闻版就会有一篇特稿发出。来港演出的演员也以他的剧评为镜子，补充、纠正自己的唱念做打，看自己的得失。萧铜到北京，除了住宾馆外，常住在位于护国寺街的人民剧场内的招待
所。招待所的条件比宾馆差多了，但他却乐此不疲。因为他在此可以一举多得，既可以经常看看京剧名角的演出和排练，和演员们聊聊天、“砍大山”，又可以到周围的多个名人故居逛逛，更可以在护国寺街的小吃店和许多家餐馆里，品尝味道正宗的老北京特色小吃，吃吃解馋的涮羊肉、卤煮火烧。只有喝着豆汁，吃着焦圈，尝着羊杂汤、驴打滚、豌豆黄、奶油炸糕、面茶，才能明白老北京人对平淡也是一种幸福的感触。演员们也以认识这位戏评家为荣，知道他到大陆的信息后，就会找上门来。他在人民剧场招待所的硬板床下放着箱啤酒，写字桌上铺着稿纸，或者和找上门来的演员聊天，或者挥笔而就一篇文章。1987 年，在天津市青年京剧团武生王立军演出“长坂坡”后，萧铜短时间一挥而就的文中描绘：大轴子“长坂坡”, 王立军演赵云，是一位对刘备恭顺，对糜夫人谨慎小心, 而有万夫不挡之勇的大将。大战曹将，左腿高抬，一亮，转身，左腿仍然高抬。上马，抬左腿，左腿落地，起右腿，跺泥。走三个鹞子翻身，接仰身“踹鸭”、后踢、前踢。在当阳桥前，抬右腿，转身，右腿仍抬，姿势不变。右手扔枪，左手在背后接枪，不慌不忙，接个正着。“抓帔”一场，走十个涮腰翻身，身形跃起，踢腿。糜夫人跳井，赵云急忙赶上前去，抓住黄帔，上井台 (椅)，一个“倒扎虎”自椅上翻下。他又评说：王立军演“长坂坡”的赵云，英勇、漂亮，腿功高超。二次战曹八将，扔枪，自跨下接枪，而后一腿跃起。这个大战曹将，七进七出的常山赵云，嗓音高亮，唱念爽朗，武艺高强，真蹓，真帅。萧铜有时以香港“文汇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发表“特稿”，其中一篇是写中国戏曲学院教授王玉敏1985年首次在香港的演出。文章评论说：“钓金龟”中，王玉敏饰康氏，嗓音高亢，吐字讲究，老态龙钟，颤颤巍巍。唱“小张义在一旁不睬不闻”，“不睬”的“睬”字拔高而唱。各个唱段都是气势充沛，唱得好，唱得讲究。萧铜的“李万春与小春”，有以下一段文字：1978年8月，中国艺术团自美国回来香港演出，我们看了李小春主演的“闹天宫”——十几年没看正宗的传统京剧了，都很激动。小春的齐天大圣扮相漂亮，动作边式，武功坚实，嗓音辽亮。上场唱“醉花阴”：“前呼后拥威风浩”, 行腔吐字如同乃父当年。唱：“穿一件，蟒龙袍, 戴一顶, 金花帽”，踢腿，撩袍，转身，单手掏双翎，载歌载舞，美观潇洒，令人目不暇给。“偷桃盗丹”，纵跳活泼，与天兵天将开打，既轻快又勇猛，既大方又俏皮，精彩纷皇。老戏迷都说“李万春有后”。而景荣庆的李天王，俞大陆的二郎神，李嘉林的巨灵，俱是上选。一台戏如火如荼，金碧辉煌，好极了！萧铜的戏评文字简练，仅以片言只语，就让读者如亲临现场一般，立见其功力之深，文笔之爽。他逝世时，香港电台第五台把他昔日兼任主持人主持的戏曲节目编成纪念特辑播出，应该是对他最好的悼念。萧铜是个书痴，是位喜欢搜集绝版书的爱书家，家里藏了不少他历年来在香港旧书店、地摊检觅得来的有关戏剧的绝版书以及他珍爱的“小人书”。在他的文章里，也能见到他在庙街旧书店看书的故事，看到他与那位势利而贪婪的“肥佬”书店老板斗智角力之趣事。他的居室简陋，除了一张大床和不可少的大书桌外，只有一台电视机和冰箱。桌上、床下、墙角全堆满了书，让人感到没有插脚之处。他到北京也爱逛书店、走访藏书迷。在中国京剧院先后担任编剧、研究部主任的徐城北，曾陪同萧铜专程访问《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藏书家姜德明。徐城北发表文章，对萧铜与姜德明相见有如下的描述：他说想见一见姜，参观一下敌伪时期的藏书，并一再声明，他只是想看看、谈谈，绝对没有借的意思。我听了很高兴，因为在此之前，我虽多次去过姜的办公室，但聊天也仅限于京剧而已。当我引见二人握手之后，萧铜如数家珍般报出一系列书名，姜则不断声地回答：“我有，我有，我有！”萧铜也一迭声地高呼：“了不起！了不起！”姜随即打开书柜，指着那一摞摞的纸色发黄的书籍和杂志，介绍着它们的名称和年代。萧铜沉醉了，疯狂了，他回述着自己昔日拥有它们又失去它们的惨痛经历。香港作家罗孚在一文中回忆：一日，胡金铨和翁灵文（香港作家、翁同酥的曾
孙）突然接到萧铜的电话，他大喊救命——救书的命。二人赶到现场，看见萧铜抱一大堆书，气急败坏地对二人说：“不得了，杨明要焚书坑儒了”。原来，是两口子吵架，杨明发了脾气，说要烧他的书。于晚年困顿之际，仍不忘藏书，收入不高，买书却不吝惜。有一次听说中环商务书店停业，忙跑去买书，忘了买书的钱是交房租的。事后，只好硬着头皮找朋友帮忙才交了租金。萧铜年青时就爱藏书，1949年离沪赴台时，留在上海的书中就有丰子恺漫画集等书刊，这些书在“文革”中遭到不应有的命运。在台湾的藏书于1961年匆忙离台时赠人或遗失，在香港30余年收集的书，也在一场火灾中烟消云散。这些书如能存世至今，能吸引多少人的眼球？萧铜的嗜好是喝酒、抽烟。他喝酒，喜欢喝老白干；他抽烟，喜欢抽骆驼牌香烟。“其人在必酒在的萧铜”一句话，概括了他对酒的嗜好。除了早餐，顿顿有白酒；不喝水，以啤酒解渴。他住的房间里，家具甚少，但总有酒；外出旅行，背囊中至少有尺把长的一瓶酒；写稿时，不喝水、不品茶，但一定要有啤酒；吃饭时，饭可少、菜可差，但一定要有白酒。爱喝酒，但不喝洋酒。白兰地、威士忌摆在他面前，怎么劝，也滴酒不进。他只喝国产的白酒，在台湾，喝金门高粱酒，到了北京，一定要喝北京二锅头。80年代初，他到北京看望二舅后，到表弟蒋乃平家吃饭。表弟拿出一瓶酱香型名酒，萧铜却点名要喝二锅头。在上海长大的表弟媳徐锡慧知道他原籍镇江，就特意做了一桌淮扬风味的菜。他吃菜不多，酒却喝了多半瓶。他嗜酒如水，酒量大吗？不大也不小。柏杨在他所写的“豪饮之趣”中，对萧铜酒量有一段传神的描述：近代夫妇能饮者，据柏杨先生所知，有漫画家牛哥先生和他的夫人冯娜妮女士，牛哥先生酒量之大，不用说啦，你千万别跟他碰。他夫人冯女士的量也会吓你一跳，有一次和剧作家萧铜先生别苗头，她连喝三瓶高粱无啥事体，而萧先生喝到第二瓶，便噗通一声，双膝下跪。萧铜笔耕之时必饮啤酒，用啤酒浇出灵感，对啤酒是否冰镇却不大讲究。一位戏迷作家回忆：家父在某左派报社见到坐在一端的萧铜先生在写稿，面前放着三大瓶啤酒，一手持笔，一手执樽，边喝边写。家父好奇问了一句 ：“为何每次都买上三瓶啤酒？冻冰的啤酒不是比温吞吞的啤酒好得多呢？”萧铜先生的回答更妙：“没酒我写不成文章！三瓶啤酒刚好！我不想写作半途缺酒才跑去买。只要是酒，那管它是凉还是热的！”萧铜饮酒之时，有时也是他和朋友交流、畅谈之时。边喝酒，边高谈阔论。他曾与蔡澜在路边小店对饮时，从下酒的假叉烧，谈起和尚自己吃青菜豆腐，却调制出素鹅素鸡招待施主。借和尚吃素之题，精辟地分析了人们在市场环境中的各色心态，在平淡的闲聊中讲出了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和剖析。年轻时，萧铜性格火烈而倔强，遇到不平事会发火骂人。五十岁后，“没关系”却成了他的常用语。他习惯于一言不发的听别人争辩，对不太明白的事不轻易发言。但他一辈子不甘受辱，是个不亢不卑、爱憎分明，硬在骨子里的男子汉。他也是位性情中人，是个敢怒、敢骂、敢哭的人。1978年，在上海到广州的火车上，就怒骂过一个自吹自擂、厚颜无耻的香港保险界人士。同年，在北京老舍故居和老舍夫人胡絜青聊天时，由于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痛苦，也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舒师母，情不自禁地呜咽失声、痛哭流涕。萧铜用香烟和烈酒麻醉自己那思乡恋京的灵魂，也在烟雾和醉酒中烧断了他的万缕思乡未了情。1995年10月31日，萧铜在一边抽烟、一边饮酒、一边爬格子的深夜里，模模糊糊、蒙蒙眬眬、倦极而睡，烟蒂烧着了稿子和一屋旧书。萧铜一心救书，陷身火海，大面积烧伤，送进医院后，就一直没出来。在1995年12月30日，听着同为戏迷的忘年交夏婕拿来的录音带——裘盛戎的唱段，告别了小曼母女和杨明，在昏迷之中匆匆地走了。三联书店总编潘跃明曾向他约稿，要出版“香港文丛”的《萧铜卷》，对此名垂青史之事，他婉辞了，却把精力投入文汇报“拟水流年”专栏的“香港京剧简史”中。他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竭力弘扬传统戏曲，在烧伤前，四处核对材料，打算从20世纪20年代写到90年代初，想为有关研究专题提供骨架大纲。没
想到，此愿望却成了萧铜未了的遗愿。著名香港散文家、杂文家、诗人、文艺评论家罗孚，写了《白干洒处忆萧铜》《小记萧铜》《萧铜的不幸》等文章悼念萧铜。情辞恳切，真挈感人。《白干洒处忆萧铜》文章末段，忆述在火灾劫后，他前去广华医院病房探望萧铜。“萧铜当时已经不能说话了，但仍可以写字沟通，在那当儿，萧铜写下了一张小小的条子给罗先生：‘我想吃饺子, 带二两白干’”。北京人常说：“好吃不如饺子”，病危的北京出生、台湾成名的香港人萧铜，仍然保留着儿时的记忆。罗孚用两句话为《白干洒处忆萧铜》收尾：“这是他最后的愿望，这愿望是永远无法满足的了。洒二两白干吧，洒二十两白干吧，往哪里洒？”
在两岸三地漂泊一生的萧铜，生活在两岸对立、香港未归的年代。他带着那一腔念京情怀，在1995年岁末即12月30日21时许，了却残生于烟雾及堆积如山的旧书中。一场无情大火，不单烧了他的书，还烧了他的游子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