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铜
萧铜坎坷一生
动荡中的20年
生鉴忠（萧铜）原籍江苏镇江，1929年4月3日（阴历2
月20日）生于北平（1928年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1930年改称北平，1949年9月27日，北平改为北京），家住宣武门内未英胡同。的地方，后来取其谐音称为未英胡同。当时在成舍我创办的《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任主编、主笔的张恨水，也租住于此。张恨水与在报馆做夜班编辑的生率斋（别名：生性贤）——萧铜之父，既有邻居之交，也同为京剧票友，常有往来。此处是清代皇家“喂鹰”1931年，他们二位曾与徐凌霄、金达志、马彦祥等新闻界名票在湖广会馆同台登场，为武汉大水灾赈灾义演。张恨水是“左嗓子”，只能“票”小花脸，甚至“跑龙套”。张恨水的四子张伍，在追忆乃父演戏时，就曾提及生率斋。萧铜的童年时代是在未英胡同，看着文人们饮酒、品茶、聊天、听戏度过的。1942年，生率斋举家南迁上海
，13岁的萧铜在浦东中学读了一年，1943年随父迁往南京。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日伪时期的报人生率斋无以为业，一家八口的生活难以为继。1946年，萧铜跟随当时担任河南开封交通银行襄理的二舅蒋方正去了开封，在银行里任职员。刚满17岁的萧铜，
是当时家中唯一有收入的人。虽然还未成年，但作为长子的他，过早地成了一家之栋梁。萧铜的家人随后迁往老家，住在他二舅安排的镇江三阳巷65号。他的父母在此处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先后于此屋仙逝。三个弟弟生怀忠、生治忠、生铭忠和两个妹妹生庆珠、生庆元均在此屋长大成人。其母蒋佩德、弟生怀忠、妹生庆珠在文革中，被人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名，“疏散”至丹阳农村劳作，转成了农业户口，此屋也被占用数年。
20世纪70年代，萧铜通过中国侨联、中国文联和安全部门等多种渠道，为二舅讨回此屋产权。1974年，卞太中、袁丰两位同志专程从北京赶赴镇江催办，在镇江、丹阳公安局派人陪同下，敲开皇塘公社管户口的主任家门，连夜迁出户口，很快把萧铜母亲、弟弟、妹妹的户口由农业户口转回成非农业户口。他母亲逝世后，他的妹妹生庆珠、弟弟生铭忠协助二舅于1992年将此屋售出。在台湾的12年
1949 年 5 月，20岁的萧铜向家人告别之后，又向已经在上海工作的二舅告别，跟随
他的世伯、剧评家刘慕耘，于16 日从上海出发远赴台湾发展。萧铜居台12年，曾任“自立晚报”、“华报”、“大华晚报”、“世界影讯”影剧版记者和编辑，写小说、话剧及编电影剧本，仅台语剧本就有200多个，偶尔上台演戏，还演过一次电影。与资深剧评家、作家、影人马芳踪（1973任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在台分公司经理）有往来。用北京俚俗语言写的《百家姓》，是地道的北京百姓生活故事，曾被翻译成英语版本。1956年在台北书局出版过《六十名家小说选集》获青年小说奖，这本选集的出版，说明当年仅有27岁的萧铜在台湾文学界已有相当声望。德国波鸿鲁尔大学东亚系雷丹在评论台湾出版事业的状况时说：“有名望的作家也同时担当主编，如由萧铜1956年在台北书局出版的《六十名家小说选集》。”1955年任《世界影讯》杂志主编，1958年11月任台湾中国电影制片厂特约编导，1959年3月，任“中华民国”电影戏剧协会第3届理事。1957年，萧铜以慕容锺为笔名，把国语片《空谷兰》改编为宗由执导的台语片《母子泪》（作家包天笑翻译了日本名作家黑岩汨香的小说《野之花》，又改编成国语电影剧本《空谷兰》）。后来又编写了成为台湾喜剧电影经典模式的《王哥柳哥游台湾》（1959）等电影剧本。他
还为电影插曲撰写歌词。例如，邵氏兄弟影片公司、台湾中央电影公司合作的以台湾山地为背景的影片《黑森林》中的插曲“庆丰年”、“双手开辟新天地”、“黑森林剧终合唱曲”，由他作词，著名作曲家周蓝萍作曲。在台期间，与影星黄曼（
《艳福齐天》主演之一，中美影业公司制作，萧铜编剧，杨世庆导演）结婚，有女儿生小曼。不久，萧铜赴港，女儿随母姓。黄小曼成人后，是一家跨国服装公司的远东区采购总经理。萧铜于1995年10月30日因家中失火烧伤，黄小曼携母赶赴香港，伺候于病床前，并为萧铜操办了后事。黄曼、黄小曼母女二人，与萧铜的弟弟、妹妹多有往来。在香港的34年
1961年，在台湾电影界已经站稳脚跟、生涯成功并极有发展前景的萧铜，以32岁的黄金年龄移居香港的重要目的是方便回大陆见亲人。他在《雪，在回忆中》（文丰出版社，1976）收录的一篇散文中说：“此一去，我是要去找我的父母与弟妹，我要看书、看戏。” 在台湾思乡之愁的他，在文中写：“除了大量的‘金门高粱酒’, 就是仅有的小量‘国剧’演出了!”可惜的是，20世纪60年代两岸关系不像当今如此宽松。从台湾到香港，到了香港就难以回台湾，更何况萧铜是用“不合法手段”离台赴港的。在香港也不敢看大陆的电影和演出，而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荣于1961年赴港演出，对萧铜却是难以抵御的诱惑。由台来港看京剧，新光戏院是必到之地。从以下香港人描述台湾人20世纪60年代看京剧后的小心谨慎，生动地反映了当年来港的台湾人愉快看戏之后，出戏院的紧张心态：这时只见他配戴上一副浅茶色的墨镜，把脸庞也轻轻的向着地下，挥手向我示意切莫与他交谈。出了戏院大堂之后，他急忙再向我示意，快步越过了戏院门前的交通灯，在对面的行人道上，他才对我说：“老弟，真不好意思，因为担心被人看到我在新光戏院出现，这才急急忙忙离去。没法子，谁教我是来自台湾的！”
那个时代，从香港去大陆也不容易，而从台湾来的人经香港去大陆就更难。萧铜曾在文章中描写来自台湾的谢家孝（作家）为了不能回四川见家人而痛哭，文中含着作者淡淡的哀愁。食物是最能直接表现感情的东西，萧铜在北京听到的小贩叫声：“硬面唵，饽啊饽”，又写到台北居住时的“萧妈抓”，是闽语“烧肉粽”。来了香港，雨夜里听到的“裹蒸粽”，也是令人怃然。萧铜在香港苦等了10年，1971年才在广州，与阔别22年、从江苏赶来的家人团聚。但他却没见到已在饥饿的年代逝世的父亲生率斋，也没见到在湖北安陆“五七干校”种菜的二舅蒋方正。萧铜到香港后，在电影公司里工作了一段，编写了《金箭盟》、《一段情》、《浪淘沙》(又名“渔家女”，与宋海灵合编)等电影剧本。他与王卜一、宋存寿、王月汀合作，为李翰祥导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编剧，获台湾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当李翰祥离开邵氏公司去台湾发展后，他写的剧本就不多了。那时能在大陆上映的香港电影不多，萧铜又被台湾列入“拒绝往来户”管制入境。独自编剧的电影难以进入海峡两岸，以写剧本谋生越来越难。本以为可以“带艺投师”的萧铜，用已经在台湾获得的积淀，在香港电影编剧事业上谋发展。但因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他的特殊经历，发展的并不顺利。在香港，他仍然为电影插曲作词。例如，时装歌唱片《浪淘沙》（渔家女）中的渔歌、做新鞋、妈祖庙、渔家忙、情深似海、为了活下去、闹新房、巧梳装、严霜单打独根草、铁树开花、渔家女是好儿男、生离死别、血流泪不流、又入虎口、幸福在望等15首电影插曲，均由萧铜作词、候湘(即李厚襄) 作曲、钟情主演和主唱。从歌曲一系列名字，就能揣摸出影片的梗概。后得《新晚报》副刊编辑高朗之助，萧铜用笔名金大力、贾六、赵旺……等在《新晚报》《文汇报》等多家报刊上的专栏上发稿，借以维生。在香港以专栏作家的稿酬养家糊口的压力很大，交稿的数量、质量，既决定能否占住这个栏目，又直接影响收入和每日生计。因而，萧铜每天喝早茶时看报读书，午餐和晚餐不定时，常叫份“便当”送到家吃几口。旧先施百货附近的一家小茶餐厅是他常去之处，吃点牛筋牛肚，以酒代饭、对酒当歌。萧铜的晚餐有时也是他的社交活动。他和唐人（严庆澍）、曹聚仁、叶灵凤、黄蒙田、夏果（诗人、散文家,《文艺世纪》的主编）等文人，以AA制上小馆子,饮酒、聊天，消磨一个黄昏。严庆澍是他们的司库，负责收钱付款。这样的餐叙每月总有一次，维持了好几年之久。天乐里附近一家咖啡厅里角的卡座，是他常常慢慢地喝着啤酒、慢慢地写稿的地方。萧铜离开香港外出，则要提前写出几十篇，交给多家报刊的编辑备用。香港各大报都远销世界各华埠，靠副刊专栏吸引读者。专栏要保持水平，就要邀请名家撰写专栏。专栏作家的特色、风格各异，既能吸引读者，报社又可节省人力。一个编辑管几个副刊，不必在组稿、改稿、编排上用太多精力。每个栏目千把字，框框划定，一劳永逸，最多每年调整一下版位或变动一二位作者。香港报纸的副刊，被以写作为生的作家所分，每人有几个固定的专栏。你每星期两章，我每礼拜三篇，已成定规，要想多写几个专栏，只能等待专栏空出名额。萧铜晚年患气管炎，曾轻度中风，健康不尽人意，发稿渐少，生活陷于困顿，原因也在于此。萧铜20世纪70年代初住九龙塘的华屋，房子大，两层楼，他和杨明
住楼上。楼下由别人开了一家戏剧学校，前有院子、后有花园，楼上是如花美眷。后迁旺角龙马大厦，条件也不错。晚年稿费渐少，境况不如以往，住在旺角弥敦道552号的一幢旧式楼房内，只有一间。弥敦道是连接旺角与尖沙咀两个主要商业区的干道，与外地旅客必去的“女人街”、油麻地庙街不远。油麻地的天后庙前的土地，20世纪初是渔民晒船用麻缆的地方，21世纪仍开着补渔船的桐油及麻缆商店。天后庙旁有一条因庙而得名的庙街，每天晚上会摆满售卖各式货品、食品的摊档，货品价格便宜。油麻地还有个建于1913年的果栏，是九龙水果批发市场，有多幢一、二层高的战前特色石建筑。不但本土气息浓，而且不少居民仍旧保持着香港传统的生活方式，是香港旧日生活的探询地。萧铜所住之处，使他有机会天天接天天接触香港平民，能看见低下层市民生活实况：才八岁的小男孩默默地走进餐厅里，对着人客展示他仅售五角的钥匙链；蹲在街角路边，卖报纸、卖廉价领带的小孩，卖香口胶的盲人；摆地摊卖旧书的“醉猫”，旧书店那位势利而贪婪的“肥佬”；在茶楼里挺着大铁盘卖点心的男孩……，都成了萧铜笔下的题材，都激发起他无可奈何而又爱莫能助的同情。这些看似无聊的特写，通过写中下层的小人物，揭露社会现实中的种种现象，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反映了香港这个繁荣大都市背后的黑暗。萧铜的杂文是香港文坛的一路奇兵，其妙处在于充溢着生活化之情景, 不像一些南来文人的过客心态，是一位久居台湾、香港，又眷恋故乡大陆的香港人，对那半中半西、小而复杂的香港社会各阶层心态的剖析。此类素描般的剖析，香港人自己写，往往不易客观，大陆人写，则难免隔靴搔痒。对于萧铜，则是得天独厚。“五四”新小说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也正是香港新小说的优良传统。20世纪下半叶，这种优良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侣伦、舒巷城、金依、夏易、萧铜、吴羊璧等都写出了光彩夺目的现实主义作品。毫无疑问，现实主义也构成了香港强大的“主流文学”。他在70年代三次到大陆之后，80和90年代又
多次往返于香港与京、沪之间，探亲、搜书、看戏。1980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苏叔阳所编的《香港小说选1948-1969》，是内地出版最早以“香港”的集体概念为名的文学选本。收入萧铜的“出城”等30位香港作家的48篇作品。1981年12月，萧铜和30位香港作家一起作为东道主，和14位大陆作家、5位台湾作家在香港相聚，出席由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与会的大陆作家代表团是“文革”后第一个访港的作家代表团，因此这次研讨会，是实现了两岸三地作家第一次聚会的破冰之举。20世纪70年代，他采访了许多大
陆名人，写了《谒夏公－－在北京访夏衍》等文，发表在香港文汇报等报刊。在他的写作生涯后期，以《明报月刊》特约记者的身份，在北京访问了侯宝林、端木蕻良、胡絜青、李万春等大陆文艺界名人，访问稿在《明报月刊》连载。对这些文艺界名人的白描，朴素简练，不重渲染，不作虚构，把握人物特征，用传神之笔予以点化。例如，为了真实而传神地描绘吴祖光、新凤霞，萧铜住在他们位于北京朝阳门外东大桥的家里多日，不但与二老促膝谈心，也和他们的子女吴欢、吴霜交往。这些白描的事实，本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和历史中，但时间令人遗忘，而时间也提醒我们应该记住历史。萧铜的大陆文艺界名人系列访问稿，从独特的角度向海外华界介绍了这些名人以及那段特定的历史，是萧铜作品中的重要的文稿。他的散文也被一些丛书收录。如“北京的茶馆”不但刊登于金庸在香港创办的《明报月刊》杂志上，也收入了明报月刊文丛 《明报·茶酒共和国》；写与萧铜年纪相仿、在北平长大、定居美国、同为京剧票友的侯榕生女士故事的“戏迷”，收入侯榕生的《谈猫庐》；“旧日的戏院”收入姜德明主编的《七月寒雪》，收入此书的还有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叶圣陶的“佩弦周年祭”、老舍的“北京的春节”、张恨水的“天桥”、陶铸的“松树的风格”、邓拓的“白开水最好喝”、萧乾的“餐车里的美学”、冰心 的“病榻呓语”、巴金的“说真话”、夏衍的“从点戏说起”、路翎的“答问路的老人”、张友鸾的“胡子的灾难历程”、流沙河的“文人拉车记”、冯友兰的“怀念陈寅恪先生”、周建人的“鲁迅和周作人”、陆小曼的“泰戈尔在我家作客――兼忆志摩”、黄宗江的“我的芳邻侯宝林”、余秋雨的“家住龙华”、茅以升的“中国石拱桥”、梁思成的“山西民居”、沈从文的“湘西苗族的艺术”、胡风的“革旧迎新五愿”、郭沫若的“读随园诗话札记（两则）”、曹禺的“水木清华”与《雷雨》”、金庸的“历史性的一局棋”、柏杨的“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等名人写的名篇。从萧铜的文章被收入集子的作者，不难看出他散文的水平。
他关心、扶持青年作者。20世纪70年代移居香港的华而实，在萧铜逝世后以“摘片心香祭萧铜”为题，在《作家双月刊》上撰文说：“我这辈子记住了他。” 华回忆到港不久，第一次向萧铜主编的《香港夜报》副刊投稿，不但变成了铅字，萧铜还在给他稿酬时鼓励：“你的文笔适合写散文诗，可以向《文汇报》投稿，夜报欢迎你继续来稿。”在华而实犹豫是否向大报《文汇报》投稿时，萧铜不但及时鼓励，还在听说华在“文革”中失学、偷看小说的事以后，送给他两部诗集。华而实鼓起勇气连夜写了短文，四天之后就在《文汇报》登了出来。此后断续续写了20多年，还曾受到《文汇报》老总张云枫的接见。萧铜还借与华同为《香港商报》副刊写专栏游记的机会，写文赞赏华的文章。在华写了南京秦淮河后，萧铜专门请他吃饭，回忆在南京的往事，还送他一本《二次上京记》。华而实感叹地说自己有此进步，“可说是萧铜兄作的‘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