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生于1904年3月7日的德国下萨克森州的哈雷，十五岁即将入准军事组织接受训练。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经济崩溃，海德里希也因为经济因素而中断学业，并且进入德国海军；海德里希在军中迅速窜升，1926年担任少尉，1928年便升至中尉；1931年6月加入纳粹党与党卫军，1932年7月接掌党卫军安全部门（SD），成为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得力助手。1936年起领导“安全警察”（sipo），1939年安全部门、安全警察与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组织整并成为新设立的国家安全总局（RSHA），由海德里希出任局长。海德里希工作态度积极，尤其是在迫害犹太人这一方面。1941年便成为党卫队的全国总指挥。1941年7月更是受赫尔曼·戈林委托，执行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1941年9月起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德军占领区摩拉维亚与波希米亚的副行政首长。海德里希巧妙地运用“糖果与鞭子”的方式而将捷克地区逐渐德意志化，他在任其间杀人无数，被人们称作“布拉格屠夫”。1942年1月20日海德里希负责召开万湖会议，拟定犹太人大屠杀的详细执行计划。驻布拉格期间，海德里希为了避免身为副行政首长的亲民形象受到伤害，出访巡视时一律不携带随身侍卫。1942年5月27日晚间，海德里希在布拉格郊外遭遇两名英国派遣的捷克地下组织特工持手榴弹与连发手枪攻击而身负重伤，延至6月4日不治。希特勒亲自主持海德里希的丧礼，称呼他为“拥有钢铁之心的男人”，并追授“德意志勋章”，归葬于柏林。为了报复海德里希的遇刺，希特勒对捷克的其他地区展开毁灭性的破坏与杀戮，利迪策村就是最有名的案例，党卫军第七武装山地师“欧根亲王”师借口利迪策村包庇刺客，将利迪策村所有十六岁以上的成年男性全部枪决、172名妇女与无以数计的儿童则被送进集中营作为惩罚，总计整个报复行动造成两千至五千人死亡，企图把利迪策村从地图上抹去。战后，捷克政府在利迪策村修建了墓碑以纪念那些无辜的死难者。利迪策惨案也成为后来国际儿童节的渊源，因为惨案中有88名儿童被杀，而刚出生的婴儿就被强行送到德国家庭收养。一战结束以后的两、三年里，德国政局动荡，德国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各地组织暴动，魏玛共和国政府摇摇欲坠，1919年德共在萨克森州领导了“斯巴达克斯军团”起义，企图建立苏维埃政权，随后同前来镇压的自由军团发生血腥内战。进入青春期的海德里希正值思想观念形成阶段，目睹左翼激进分子造成的社会动荡，加入了一系列民族主义青年组织。他在15岁的时候参加了梅克尔将军的自由团，在1918年和1919年这两年中，参加了哈雷市的德国国家青年团。但他认为这个组织太温和，所以在1920年又加入了德国人民攻守同盟。他一向渴望参加他周围发生的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因而很快就成为哈雷自由团的卢齐师的志愿联络人。1921年，他与同伴一起成立了一个新的同盟——德国人民青年队。这时候，他的脑子里装的全是极端主义的理论。这些理论受到了所谓的“爱国人士”，特别是具有军团主义思想的人的热烈颂扬。终于，他被自由团的军官们的思想感染了。海德里希被编入海军第22大队第2中队（The 2nd Squad of Crew 22），在这里和普通海员一起训练。最初几个月对海德里希来说简直度日如年，依靠意志力克服各种困难完成训练。1923年7月，海德里希登上”柏林号“驱逐舰实习，将在这里完成他的士官课程。柏林舰的大副威廉·弗兰茨·卡纳里斯（Wilhelm Canaris）很快注意到这个气宇轩昂的年轻士官，卡纳里斯后来晋升海军上将，1936年出任国防军情报局总长。此时主持盖世太保的海德里希如日中天，卡纳里斯凭借和海德里希这段早年的渊源，成功地维持了军事情报局的独立地位，使军情局成为德国地下抵抗运动的枢纽。1926年10月1日，海德里希结束了四年半的士官课程，获得海军少尉军衔，开始接受无线电专业培训。海德里希转正以后手头有了很多闲暇时间，他全部投入竞技体育，表现出一种惊人的进取精神和完美主义倾向，不能接受自己体能、力量和运动协调能力各方面的一丁点缺陷。海德里希的击剑教官做过这样的评价：“他做任何事情都投入骇人的精力，完全不顾自己的体质和实际能力。” 海德里希在其它方面也力求完美，自学英语、法语和俄语，并在海军的语言考试中成绩优异，无线电专业课也同样出色。培训完毕以后，海德里希很快被分到波罗的海舰队，并在1928年晋升中尉。这个时期海德里希得到上级相当高的评价，后来成为海军中将的克莱坎普（Kleikamp）曾评价道：“他的天赋、学识和能力都是出类拔萃的，我相信后面的主管军官也会这样认为。” 大概没有人会怀疑海德里希今后的事业将会一帆风顺，1931年6月初，海德里希加入冲锋队的申请书和易伯施坦因的推荐信一起出现在罗姆的办公桌上。罗姆不知怎么安排这个被开除的海军军官，于是把海德里希的申请转给了希姆莱。1931年夏天的党卫队已经成为德国右翼激进青年趋之若鹜的组织。自从1929年1月希姆莱出任党卫队总指挥以后，两年多的时间党卫队从280人发展到1万多人，而且吸收了大批社会精英。此时的党卫队10%的头目具有贵族血统，而希姆莱的参谋长是荷兰女王和威廉二世的侄子，原诸侯国太子约西亚斯亲王（Prince Josias of Waldeck）。希姆莱竭力将党卫队打造成一支血统纯正、纪律严明的精英队伍，海德里希典型的北欧人长相先就让希姆莱心生好感。希姆莱对海德里希履历上的无线电官员一项颇感兴趣，因为他刚接到希特勒的命令准备筹建党卫队情报机构。显然希姆莱并不知道无线电官员和情报官员根本就是两码子事。"1931年6月17日，希姆莱在自己的家中面试海德里希，开门见山地说明他打算招募一个情报官员，让海德里希在20分钟内写下开展党卫队情报工作的想法，海德里希这才恍然明白希姆莱是张冠李戴了。海德里希面对机遇没有退缩，绞尽脑汁地回想在海军修过的情报课程，以及闲暇时看过的关于英国军情机构的书籍。他写的答复准确使用了相关的军事术语，还附有一张机构设置图。虽然海德里希对情报工作没有半点经验，但小学校长出身的希姆莱对情报一无所知，因此后者很快作出录用的决定。1931年8月10日，海德里希开始在慕尼黑党卫队总部办公。希姆莱对他所作的草图表示满意，就在1931年l0月5日，纳粹党汉堡区领导机关从慕尼黑接到通知：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同志（汉堡，党员证第544916号）以党卫军全国领导机关总部成员身份于11月1日起参加全国指导处，作为单独活动的党员。海德里希被授予党卫军突击队中队长头衔，并开始工作。海德里希带着希姆莱交给的几本卷宗，搬进了褐色大厦的一个房间，从事除了他以外再也没有第二个纳粹分子适合干的事业：极权主义秘密警察的生涯。很幸运，他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对于他个人而言；很不幸，他选择了最能发挥自己能力的工作——对于社会而言。海德里希在各党卫军单位几乎拉不到第一批办事人员，因为他深居简出。于是他带上3名僚属，搬到慕尼黑土耳其街23号一所有两间房间的屋子里，开始进行一种奇特的工作：海德里希要求他的助手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参加两个人以上的商谈。1932年初，他已将他的僚属机构扩大。4月里，他启程作一次全国性旅行，以了解用哪一种形式把各地争取到的部属组织起来。海德里希把党卫军各单位的谍报人员和密探抽调出来，置于自己领导之下，由此产生了第一个党卫军特别机构，即党卫军保安处（SD）。新机构仍是党卫军的一个单位。尽管是个特别机构。仿佛党卫军中的党卫军。它们好像影子一样紧附在党卫军各大区和各区。区保安处和大区保安处人员的任务是，侦查纳粹党内部的反党分子，以及监视敌对党派的活动。每一点具体情况、每一次监视活动、每一个人物履历，都详细记入海德里希的专门卡片——保存在慕尼黑楚卡里街4号保安处新总部。希姆莱惊奇地、几乎目瞪口呆地对他的情报头子那种强劲灵活的事业心赞叹不已。海德里希在所有的体育运动项目中，特别喜爱击剑。这并不是偶然的。满腹孤疑地观察和提防敌方企图，对预计不到的情况作出闪电般的迅速反应，成了他的第二天性。他像幽灵一样，似乎具有第六感官，能猜测细微末节的来龙去脉。在全国领袖存档的记载别人言论的笔记中，海德里希常用刚劲的字体批示道：“我不相信。”或者写道：“无稽之谈。”当希姆莱问他对情况是否进行过核实时，他回答，他的感觉不会欺骗他，而多数情况下他都是对的。对此，希姆莱说：“他对人有着可靠的嗅觉。他具有令人惊异的敏锐目光，能事先看清敌友的动向。他的同事不敢对他讲假话。”海德里希是第一个能“提醒”希姆莱“利用党卫军全国领袖这个地位干什么事业的人"；把党卫军进一步变成第三帝国的警察权力也是他的主意。海德里希设计了一个绝密的监视系统蓝图，用以监视国民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和确保纳粹党的绝对统治。进行监视工作时只有党卫军全国领袖的保安处一家，进行指挥的只有海德里希一人。一支政治警察的草图出现了，它和以前的所有警察截然不同之处在于：以往的警察对国家政敌只满足于现场抓获，只有当客观危险临头，它才插手干预；而海德里希的警察则要将反对思想铲除在萌芽状态，更不用说在敌对行动策划之前，就侦破对手。它的任务则为“把人民中潜在力量的积极性通过矫正提高到极度统一的思想......但同时要通过彻底执行民族主义思想，以肃清一切不符合人民的、因而也起破坏作用伪力量。”换句话说，海德里希所要的一支警察，它拥有无限权力，只受“德国警察的总任务”制约；而这个总任务是：不择手段地保护阿道夫·希特勒的领袖专政。为了上述这种目的，保安处必须掌握新的政治警察中的要职，这支特别警察必须摆脱同内政部门的全部关系，最终使整个警察和党卫军合并成一支国家保卫团。把警察、党卫军和国家官僚政治、综合成一个统一的总体。希姆莱被海德里希的设想所陶醉。保安处的起点很寒微，海德里希不得不和迪特里希的参谋长希尔德布兰特（Richard Hildebrandt）共用一间办公室，他的办公用具只有一张餐桌，连打字机都必须从希尔德布兰特那里借用。坐在这张餐桌后面，透过狭小的窗户向外远望，海德里希开始默默策划保安处的未来。希姆莱交给海德里希一个木箱子，里面是一些索引卡片，记录了纳粹党敌对势力的一些资料，海德里希的情报工作，就是从这些索引卡片起步的。海德里希将卡片按照不同敌对势力重组，分为共产党、社会党、天主教政敌、资产阶级保守党派、贵族敌对势力的代理人、犹太人和共济会（Freemason）等类别，将监视范围从慕尼黑扩展到整个巴伐利亚，进而覆盖德国其它地区，监控对象不仅限於敌对势力，还包括党内的头头脑脑。海德里希精明强干，心细如发，上任不久就挖出了慕尼黑警察局政治处安插在党卫队总部的一个间谍，他对此人软硬兼施，成功地将他转变为双重间谍。从1931年11月开始，海德里希开始定期得到慕尼黑警察当局动向的情报。海德里希的保安处并不是纳粹党此时唯一的情报机构。1931年夏天党卫队地区宣传干事劳歇（Rauscher）和助手舒曼建立了一个隶属纳粹党中央的情报机构，不但收集敌对情报，而且主动出击干扰敌对势力的活动。与此同时，冲锋队总参谋长罗姆命令慕尼黑律师杜穆林博士（Dr. Graf Karl DuMoulin-Eckart）筹建冲锋队情报处，打探敌对党派的行动。这两个情报机构由于后台很硬，经费充足，兵强马壮，相比之下保安处就很寒酸了。1931年的德国政局相当微妙，纳粹党成为德国议会第二大党，引起德国政府的警觉，各地政治警察加强了对纳粹党的监控，其他党派也大力挖掘纳粹党的丑闻以打击政敌。劳歇和杜穆林不注意隐秘，没有建立独立可靠的情报网，而依靠冲锋队各地的头目收集情报开展工作。没过多久两个情报机构就被慕尼黑媒介暴光，杜穆林还惹了一身官司。海德里希谨小慎微的性格使保安处始终包裹在一团迷雾里，在不知不觉中发展壮大。慕尼黑警察局政治处虽然知道有海德里希这个人，但一直不清楚他是干什么的。1931年12月，海德里希晋升党卫队少校，手下已经有三个全职副手和大批兼职特务，他精力过人，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工作。为了增强保安处的秘密性，海德里希搬到一座不起眼的公寓里办公，丽娜承担了很多保安处的日常杂务，并为大家做饭。保安处的财务状况非常拮据，每月经费除去交180马克的房租以后所剩无几。丽娜买不起肉类，每周三做一次土豆沙拉，就已经算是改善生活了。为了扭转财政困境，海德里希想方设法让首脑们认识到保安处的价值。终于有一天，罗姆、希姆莱和赫斯同意前来视察，海德里希喜出望外，连忙让丽娜领几个马克去买了两支雪茄烟和一瓶啤酒招待贵宾。罗姆对保安处收集的敌对情报印象深刻，当场批下1千马克的经费。从这以后，保安处的财政状况逐渐好转。从一开始，海德里希就将希姆莱置于保安处日常运作之外，希姆莱只能看到收集的情报，并不知道情报如何得来。海德里希掌控保安处所有的行动，不但对外保密，内部的人通常也不知道别的同事在做什么。海德里希虽然表明上对希姆莱毕恭毕敬，百依百顺，心里对这个“头脑简单的妄想狂”颇不以为然。根据海德里希的遗孀战后回忆，他曾经嘲弄都是小学校长出身的希姆莱和雷德尔海军上将：“德国因此而失去了两个多么优秀的小学校长啊！”虽然海德里希恃才傲物，但他很明白自己在纳粹党内没有根基，需要借重希姆莱的威望来攫取权力。海德里希小心地躲在希姆莱这面盾牌后面，而推动着希姆莱向他预想的目标稳步前进。初露头角的海德里希非常了解英国情报机构，因为他们雇佣大批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遍布世界各地的情报员都是分文不取，基於信仰和道义责任感提供服务。海德里希对希姆莱过分注重血统和外形的募员标准相当不满，认为党卫队充斥着“金发碧眼的笨蛋”。 1932年4月开始，海德里希到德国各地招募情报人员，唯才是举，挑选的人几乎全是专业人士，很快就在整个德国建立了一个由工程师、律师、会计师、经济学家和国防军退役军官组成的庞大网络。这些人都是各自社区、团体的头面人物，完全基于信仰为海德里希义务工作。保安处的核心成员也和党卫队其它部门大相径庭，体现出高学历、高智力的特点。保安处曾经的二号人物贝斯特博士（Dr. Werner Best）是行政法学的专家；负责调查天主教党派的帕丁（Dr. Whilhelm Patin）拥有神学和法学两个博士；负责国内事务部的霍恩博士（Dr. Reinhard Höhn）曾经是柏林大学宪法教授；负责犹太团体和共济会的西克斯博士（Dr. Franz Six）也曾是柏林大学外国研究教授。海德里希还挑选了一个25岁的政治法律学者加入保安处，此人名叫瓦尔特·施伦堡（Walter Schellenberg），后来成为著名的德国谍报大王。所谓物以类聚，纳粹党能够吸引来的最优秀人才几乎全都进了海德里希的保安处。1933年，希特勒上台执政，纳粹党各头目瓜分了德国政府的关键职位。戈林出任普鲁士部长会议主席，掌握了德国三分之二地区的行政大权；戈培尔、弗里克等人都进入了希特勒的内阁担任部长。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是这场权力分配的失意者，希姆莱仅仅得到了巴伐利亚州警察总监的位置，远离柏林这个权力中心。海德里希入主慕尼黑警察局六处，也就是政治处，后来在此基础上扩张成为巴伐利亚州政治警察署。2月间，希姆莱派海德里希前往柏林，企图和新任普鲁士警察总监的达鲁格（Kurt Daluege）商谈建立统一的德国国家警察机构，达鲁格在戈林的授意下根本不予接见。戈林已经把普鲁士视作自己的地盘，岂能容他人染指。纳粹执政的第一年里，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不得不暂时偏安一隅，等待时机。海德里希上任以后立刻执行中央的指令，对巴伐利亚政治警察系统进行大清洗，淘汰政治思想不过硬和业务水平不强的冗员。具体实施过程中海德里希仍然是唯才是举，淡化政治立场，因此网罗了大批人才。慕尼黑警察局政治处的两名资深侦探缪勒（Heinrich Muller）和胡贝尔（Franz Joseph Huber）属于极端仇视纳粹的天主教巴伐利亚人民党，据说此二人在海德里希率领党卫队接管慕尼黑警察局时曾打算组织武装抵抗。大清洗过程中缪勒和胡贝尔都是先被解雇，而后由海德里希特批召回，原因很简单，缪勒对德国GCD了如指掌，而胡贝尔则是其他右翼党派和教会方面的专家。此二人后来都得到重用，1939年海德里希主持帝国保安总署以后，缪勒就担任盖世太保总监一直到1945年。胡贝尔后来成为奥地利盖世太保地区总监。海德里希的下一个动作就是大肆抓捕反对派人士，保安处辛苦建立的档案资料派上了用场。国会纵火案以后希特勒迫使总统兴登堡签署了紧急状态法案，授予警察当局不经司法程序而拘捕犯人的“保护性拘留”权力。德国共产党、社会党、天主教人民党和犹太团体都在抓捕之列，巴伐利亚各地的监狱因此人满为患。事实上被海德里希抓捕的大部分人很快得到释放。据统计巴伐利亚州1933年里共有16,409人被保护性拘留，其中12,554人得到释放。海德里希非常善于利用保护性拘留制造一种恐怖气氛，使“敌对分子”不敢轻举妄动。史学家阿朗森（Aronson）对此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每个城镇乡村总有一些人突然消失，几个星期后情绪沮丧、惊魂未定地回到家里。老百姓听说这种事情以后受到惊吓，众口相传制造的恐怖气氛往往言过其实，这样使异议分子惶惶不可终日，敌对活动于是陷于瘫痪。” 海德里希后来主持盖世太保以后，将这种方式扩展到德国全境，进而覆盖德军占领的欧洲各国。海德里希的政治眼光相当敏锐，他认为纳粹夺权以后，党组织和冲锋队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功成身退。“现在主要任务是巩固权力，而不是继续无休止的折腾。” 冲锋队尾大不掉最后招致覆灭的命运证实了海德里希的看法。1933年里，海德里希考虑最多的问题是“我们该怎样防止党卫队重蹈冲锋队的覆辙？” 他为党卫队勾画了未来的蓝图，那就是变成一支警察力量担当保卫政权的责任。希姆莱对此深表赞同。1933年4月，戈林入主普鲁士政府以后，立刻在普鲁士内务部的基础上组建一支秘密警察，不受普鲁士警察授权法律的管辖。起初戈林给这个机构命名为“秘密警察署”（Geheime Polizei Amt），但由于简写GPA和恶名远扬的苏联秘密警察“契卡”的简写GPU太相近，大概戈林也不屑与契卡为伍，于是最后定名为“国家秘密警察”（Geheime Staats Polizei），简称盖世太保（Gestapa，后改为Gestapo）。盖世太保基本上继承了原普鲁士内务部的政治警察系统，所以成立伊始就机构完整，兵强马壮。首任总监迪耶斯（Dr. Rudolf Diels）并非纳粹出身，原是普鲁士内务部对付德国共产党的头目。迪耶斯从普鲁士警察系统调来250名探员，组成9个处，总部也搬出政府大楼，搬到奥布莱希特亲王大街8号（No. 8 Prinz-Albrecht-Strasse）。纳粹执政的第一年，魏玛时代的政治格局尚未打破，警察力量由各州政府控制，帝国政府无法统一领导。这个时期，纳粹党拥有两套并行的政治警察系统，那就是希姆莱的党卫队保安处和戈林的盖世太保。所谓一山不能存二虎，保安处和盖世太保势必要合并，最后只是谁吃掉谁的问题。盖世太保成立之初希姆莱就和戈林商谈合并事宜，遭到冷拒。此时的希姆莱还无法与元老戈林争锋，只得退避三舍。1933年底，希姆莱意外地得到了一位强援。时任帝国内务部长的弗里克（Wilhelm Frick）计划改革魏玛共和国的联邦体制，削弱各州政府的权力而加强帝国政府的中央集权，改革重心就是建立统一的国家警察系统。弗里克的改革计划在戈林这里碰了个硬钉子。1933年11月，戈林颁布法令，使盖世太保脱离帝国内务部的领导。弗里克明白单凭自己的力量对付不了戈林，于是转而谋求希姆莱的支持。在弗里克的干预下，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接管了普鲁士以外其他各州的政治警察系统，形成和盖世太保分庭抗礼的态势。与此同时，海德里希的保安处也展现了比盖世太保高出甚多的效能。12月间，保安处破获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刺杀戈林的阴谋，而迪耶斯的盖世太保对此一无所知，着实让戈林尴尬。最后希特勒也开始向戈林施加压力，戈林终于妥协了。1934年4月22日，希姆莱正式出任国家秘密警察总监，而海德里希代表希姆莱接管了盖世太保总部。海德里希刚刚踏足盖世太保就摆出一副强人姿态，对机构人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各个关键位置上安插自己的亲信，很快就完全控制了盖世太保。柏林政界用难以置信的目光注视着海德里希施展身手，这个毫无从政经验和警务专业训练的年轻人将帝国警察的精华管理得井井有条，受到下属的普遍敬畏和崇拜。海德里希有超强的理解分析能力，往往能迅速剥离枝节抓住要害。他的记忆力惊人，记得总部里的每一个电话号码，能够回忆起几个月前发生的事件细节，并给出相关的档案号，连主办人都自叹弗如。海德里希给盖世太保带来的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变化。1935年5月，普鲁士行政法庭判决盖世太保免受司法调查，法院将不接受关于秘密警察“保护性拘留”的上诉。次年这个判决成为法律。盖世太保的法律专家贝斯特博士认为：“盖世太保的职责是保护国家政权，必须紧跟敌情的变化，因此不受司法桎梏的拖累。盖世太保拥有军队一样的地位，不容司法程序干扰其对敌斗争的行动。”在1934年6月30日的长刀之夜行动中，海德里希的秘密警察崭露头角，迅速果断地将准备谋反的冲锋队领导层一网打尽，罗姆及其党羽毫无还手之机。尽管罗姆是海德里希长子克劳斯的教父，但海德里希明白，在那个混乱动荡的年代，如果每个人都为所欲为，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起家的党卫队保安处也迅速发展壮大，吞并了外交部“内部情报处”，成为纳粹党唯一的情报机构。1934年底，保安处搬进柏林威廉大街102号，和盖世太保的各级部门紧密结合，保安处负责收集情报，而秘密警察根据情报采取行动。海德里希的警察王国初具规模，下一步就是将帝国警察队伍整个纳入党卫队系统。内务部长弗里克眼看着就要失去对帝国警察的控制，真是悔不该当初引狼入室。1936年5月，党卫队少将海德里希代表希姆莱开始和弗里克磋商，准备进一步整合帝国保安机构。弗里克建议希姆莱出任“帝国警察总监”，但必须接受内务部领导。希姆莱的党卫队经过两年的迅猛发展，实力早已今非昔比，怎能甘居弗里克之下。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海德里希扮演了冲锋陷阵的角色。1936年6月9日，海德里希提出一揽子建议，认为希姆莱的职称应该是“党卫队帝国统帅兼警察总监”，相当于帝国部长的级别，有权参加帝国内阁会议。弗里克无法接受这个建议，请希特勒决断。在希特勒心目中，希姆莱和弗里克两人的份量孰轻孰重是不言而喻的。1936年6月17日，希特勒签署“帝国元首关于任命德国警察总监的命令”，於是希姆莱正式接管帝国警察系统。希姆莱将警察系统分为两个部分：普通警察（Ordnungspolizei）和安全警察（Sicherheitspolizei）。党卫队上将达鲁格出任普通警察总监，而海德里希成为安全警察总监，主持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掌握最令人生畏的国家机器，此时他年仅32岁。海德里希的安全警察在德国布下天罗地网，让敌对势力无藏身之地，纷纷转移到国外，而党卫队保安处紧跟不放，逐渐将触角从德国国内伸向海外，因而频频踏足国防军情报局的传统地盘。从魏玛时代以来国防军情报局（Abwehr）一直是德国唯一的海外谍报机构。1934年军情局总长是海军出身的帕齐格（Conrad Patzig），此人是典型的职业军人，性格保守正统，对党卫队保安处搞的那一套缺乏好感。这年秋天，帕齐格和海德里希的冲突愈演愈烈。军情局定期派遣间谍飞机到波兰侦察飞行，结果波兰政府根据1934年签订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提出抗议。本来这是一件普通的外交事件，但海德里希抓住机会向国防部长布隆堡（Werner von Blomberg）发难，说军情局这样做是给德国抹黑。布隆堡为了息事宁人，只好走马换将了。布隆堡最后选中的人是海军上将卡纳里斯，主要因为卡纳里斯曾经是海德里希的上级，两人在柏林舰上共事过两年，而且私交很好。1935年1月，卡纳里斯走马上任，向国防军高层表示将促进军情局和党卫队保安处之间的友谊与合作。1月底，卡纳里斯邀请海德里希到柏林有名的“霍歇”（Horcher）餐厅赴宴，两人把臂言欢，共叙旧情。凑巧的是，两人到柏林安家时居然无意中住到一条街上了。1936年底卡纳里斯和海德里希相继在柏林奥古斯塔大街（Augustustrasse）买了房子，两家成为一篱之隔的邻居。丽娜后来回忆道：“从前的美好时光又重现了，我们两家天天见面，来往密切，经常组织音乐晚会，艾丽卡（Erika Canaris，卡纳里斯夫人）和海德里希一起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往往是最后的压轴节目。因为卡纳里斯和海德里希的这层关系，军情局和党卫队保安处的关系日渐融洽。不久，双方达成一系列协议，划分彼此的责任范围，这些协议被戏称为“十诫”。根据协议，军情局负责国外谍报，而党卫队保安处负责调查国内政治案件，和任何涉及叛国的行为。由于军情局没有自己的行动机构，海德里希许诺必要时盖世太保将提供警力协助。然而这种和谐关系是注定不能长久的，因为军情局和党卫队保安处在政治信仰、操作方法、和用人原则等等方面都南辕北辙。野心勃勃的海德里希根本不受这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哪里有德国的敌人，他的情报网就会扩展到哪里。从1937年开始，“十诫”被不断修改，每一次改动都使党卫队保安处获得更多的权力。1936年中，希姆莱与海德里希趁当时苏联国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肃反扩大化愈演愈烈、政府和军队正在清洗所谓的斯大林反对派之机，利用斯大林生性刚烈、多疑的性格和对旧军官出身的图哈切夫斯基历来抱有成见的毛病，策划了对苏联红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的谋杀。这对苏联高层的中坚力量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这就是著名的“R”档案。5名元帅中有3名，15名集团军司令中有13名，85名方面军中有57名，195名师长中有110名，406名旅长中有22名，以及所有的军区司令，都在这场阴谋中丧生。相传带有四分之一犹太人血统的海德里希，为了保住自己在纳粹党内的地位，并谋求更高的权位与更大的发展，便只能以一个不遗余力的极端反犹主义者的面孔出现在上司、同僚和部下眼前，显得比任何人都更加不能容忍卑劣到极点的犹太人。在1941年5 月召开的普雷希会议上，海德里希组建了四支专事屠杀苏联犹太人的特别行动队。从1941年6 月开始，这四支队伍，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杀害了近百万名苏联犹太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人。1941年海德里希出任波西米亚总督，同年被晋升为党卫队副总指挥兼警察上将。1941年9月，海德里希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代理保护长官”，海德里希抵达布拉格当晚，就宣布在捷克主要城市实行戒严，开始着手打击捷克地下抵抗运动。戒严持续了三个月，期间一共有404人被判处死刑，其中包括前捷克军队的6名将军和10名上校，另外有5千多人被送进集中营。被枪决的404人里面，169人属于经济罪犯，主要是那些投机倒把份子的。在他任职期间，对当地的犹太人和抵抗组织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数百万人因此丧命。1942年1月20日，海德里希与希姆莱在万塞（Wannsee）高级官员会议上，提出了罪恶昭著的“最后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该计划以处置患病或因其他原因无法工作的犹太人为名，实际上突出了屠杀欧洲1100万名犹太人的疯狂计划。海德里希是这一计划的始作俑者，并在会议期间与希姆莱商定了的具体的实施计划。很快该解决方案得到希特勒的首肯并付诸实施。1941年2月开始，海德里希开始执行“最后解决”。他下令逮捕几百万犹太人做劳工，让他们在劳动中累死，少数活下来的干脆枪毙。这年夏天，为了加快这个“最后解决”，他指示特别行动队，一下子枪杀75万波兰和苏联的犹太人。海德里希为保证纳粹对捷克的统治对地下抵抗组织采取了强硬措施，地下组织由此遭到了严重破坏。此外，1942年，海德里希破获了好几起英国间谍案，使英国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间谍网元气大伤。消息传到伦敦，英国人在震惊之余十分愤怒。于是，英国联合捷克斯洛伐克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制定了刺杀海德里希的“类人猿”行动计划。英国人组织起一支捷克斯洛伐克伞兵敢死队。在进行了短暂的秘密训练后，从1941年底开始，这些伞兵陆续被空投到捷克斯洛伐克，去执行刺杀海德里希的任务。由于海德里希的行动异常诡秘，他的住所更是戒备森严，外人难以接近，因此一连几个月，刺杀小组都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1942年5月27日大约上午10点30分， 詹·库毕斯（Jan Kubis）中士和约瑟夫·加比奇克（Josef Gabcik）中士在海德里希途经之地实施刺杀计划。他们向海德里希的坐车投掷了手榴弹，剧烈的爆炸将敞篷汽车的车体炸穿了一个洞，海德里希的身体有多处被炸弹的碎片击中。行刺成功的伞兵们成功撤退，海德里希则被被迅速送至医院，终因伤口感染于1942年6月4日死于勃罗夫卡医院。希特勒对海德里希的死大感震惊，为海德里希举行了盛大的国葬仪式，并亲自主持。在葬礼上希特勒情绪激动，只说了寥寥几句话，便黯然离去。他评价海德里希 “拥有钢铁般意志的男人”。希姆莱对海德里希的才干和权力忌惮已久，海德里希的死着实让他如释重负。耽搁了半年以后，希姆莱才提名卡尔滕布鲁纳（Ernst Kaltenbrunner）继任海德里希。卡尔滕布鲁纳毫无主见，因此希姆莱实质上攫取了海德里希生前包揽的权力。二战中德国纳粹派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遭抵抗组织暗杀后，法西斯对捷克人民进行了野蛮报复。1942年6月10日，纳粹军队以有村民掩护刺客为借口包围利迪策村，枪杀村中所有173名15岁以上的男子，并将妇女和儿童押送集中营。全村104名儿童大多数在波兰切姆诺毒气室被害，战后生还者仅有17人。纳粹还放火烧毁房屋，将村庄夷为平地。战后，当地政府在利迪策村修建了墓碑以纪念那些无辜的死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