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达尔·亚诺什
卡达尔·亚诺什人物成就
拨乱反正
1956年匈牙利事件使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险些葬送了匈牙利的“红色江山”。惨痛的血的教训表明，匈牙利前领导人盲目照搬苏联模式并加以扭曲发展不符合匈牙利国情和客观发展规律。探索匈牙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任务历史地摆在卡达尔·亚诺什为首的新领导面前。匈牙利事件后，卡达尔为首的匈党临时中央在1956年11月6日发表号召书，表明“必须坚决摆脱拉科西集团的有害的政策和方法”，“也要坚决粉碎纳吉—洛松齐集团”。同年12月初，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郑重宣布“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按照匈牙利的特
点和当前的历史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它不会机械地抄袭其他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作法，而要考虑到历史经验和成就，根据本国情况，沿着匈牙利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一思想成为卡达尔时期进行建设和改革的指导原则。鉴于拉科西推行教条主义政策和随后的宗派斗争，以及匈牙利事件中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党内外群众的思想十分混乱。卡达尔领导集团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拨乱反正，大力整顿党的队伍和重建党的各级组织和机构、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1957年2月匈党中央决定将纳吉·伊姆雷、洛松齐-格佐永远开除出党，拉科西·马加什和格罗·埃诺也被永远开除出党。1957年6月匈党全国代表会议要求加强党在思想、组织上的团结一致，同时开展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永远不让党向右或向左偏离正确的道路”。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1957年10月匈党中央作出《关于在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安置工运老同志的决议》，先后恢复了几批有名望的前社民党、劳动人民党党员的党籍。1961年成立党中央特别委员会，重新审理冤假错案，予以彻底平反。196218月匈党中央作出《关于结束个人崇拜时期对工运人士的违法案件的决议》，决议完全恢复大清洗受害者的名誉，开除拉科西、格罗等25人出党。卡达尔领导集团吸取前任的教训，强调社会主义法制，发扬人民民主，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恢复和提升人民对党的信任；确立新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制度，1956年12月匈党临时中央决议提出经济政策必须建立在本国的经济条件和特点之上，强调经济政策的主要问题是逐步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在1957年匈党全代会上，卡达尔进而提出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不断发展生产力；集中管理的过火做法必须消除，必须发挥地方的独立自主精神，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必须是集中的。会议决议把保证建成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保证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定位经济工作的两项基本目标。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苏联、中国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人民劳动热情高涨，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超额完成，经济恢复到1955年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58年起，匈牙利执行国民经济三年计划，1959年实际已提前一年达到计划主要指标，到1960年，计划超额完成。三年内国民收入增长20%（计划位13%），工业生产增长40%（计划为22%），劳动生产率提高20%（计划为15%），工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达98%；农业总产量比1955~1957年平均总产量增长了11~12%（计划为12%），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占全国耕地面积的87.2%；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增长10~11%（计划为6%）。三年计划期间，匈牙利在发展国民经济、扩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均取得了重大成就。励精图治
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
命政府，认真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按照匈牙利民族特有的“慢而稳”的节拍，探索“匈牙利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1956年事件后的短短数年内，他们拨乱反正、励精图治，反对“忽左忽右”，努力弥合党和群众的分歧，稳定了人心，巩固了政权。他们努力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超额完成了1958~1960年三年计划，并于1961年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62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八大”的召开，标志着奠定社会主义基础阶段的结束。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入了以卡达尔的名字为标志的历史时期的鼎盛阶段。卡达尔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断言匈牙利“结束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奠基工作”，宣布“匈牙利人民进入了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阶段”。此后，“完全建成社会主义”提法一直作为正式表述，直到1975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十一大”，才正式提出“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在这一时期，匈牙利先后执行了三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即1961~1965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71~1975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在这15年里，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有较大提高。据统计，人均消费肉类由1960年的49.1公斤增加到1975年的71.2公斤，人均消费奶类由114.0公斤增至126.6公斤，蛋由8.9公斤增至15.2公斤，糖由26.6公斤增至39.4公斤。每千人拥有的冰箱由3.8台增至220台，洗衣机由45.2台增至228台，电视机由10.4台增至226台，小汽车由3.1辆增至54.9辆。卡达尔领导集团的政治体制从根本上并未摆脱苏联模式的框架，但鉴于1956年事件的教训，在实行民主政治建设，团结国内各阶级、阶层和全民族，努力调动人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方面作出了一定努力，表现出较多的民主色彩。一系列政治民主化的尝试有助于匈牙利政府引得民心，促进国内政局的稳定，为匈牙利的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创造出良好的宽松社会氛围。改变领导作风，贯彻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建立健全干部制度和任用管理机制，制定一系列限制特权的规章制度。卡达尔为政清廉、平易近人、作风朴实，经常深入基层。卡达尔等高级领导人不搞特殊化对抑制官僚主义、特权主义和裙带关系起到了示范作用。贯彻联盟政策，一改拉科西时代的武断专横，针对拉科西提出“谁不同我们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的口号，1961年卡达尔提出了“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同我们在一起”，注意发挥党外民主爱国人士和各群众团体参政议政的作用，实行团结宗教界人士，改善同教会的关系，团结私人工商业者，支持其经济活动，团结少数民族，维护其利益的政策。加强政权建设，数次进行机构改革，健全立法工作，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方面工作有法可循，各项权利义务有法律的保证。在外交领域也取得了突破，一方面继续维持和加强与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传统盟友关系；一方面积极与西方国家发展全面关系，强调发挥匈牙利在东西方世界的桥梁作用。在国际共运中，卡达尔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强调尊重平等原则。卡达尔提出“国际共运中的各党都是完全自主和平等的，没有上级党和下级党”，“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在今后将会表现出道路和形式上的更大多样性：既要遵循社会主义建设普遍的共同规律，同时又要重视各国的条件、历史和民族的特点”。在外交和国际共运政策上，匈牙利政府和执政党虽然没有摆脱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一致立场，但在强调独立自主、维护民族利益和特点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这得到了西方的青睐和西欧共产党的赞赏，有助于增强其国际发言权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匈牙利向西方开放虽然起步较早，但它只能在不超越雅尔塔体系主体框架下建筑这一工程。匈牙利学界在肯定这一“开明”举措的同时指出：“卡达尔在长期执政过程中从来也不敢去触动雅尔塔协定，他的政治才能只能在规定的制度范畴中寻求妥协的可能来改善自己的环境。”1962年至70年代中期是匈牙利政治、经济诸方面全面发展的时期，可谓国泰民安、政通人和，奠定了卡达尔执政的雄厚基础。它不但博得匈牙利人民对政权的充分拥戴，而且得到国际舆论的赞赏。西方记者也称赞卡达尔“博得了匈牙利人民的尊敬”，是东欧“最熟练的走钢丝者”；多数匈牙利人认为卡达尔带来了“东欧共产党集团中最迅速提高的生活水平、最革新的经济制度和最自由化的文化生活”。在他们笔下，匈牙利成为“苏联阵营中的一个消费者天堂”，“快乐的社会主义兵营”，在“悄悄地走自己的道路”。新经济体制
卡达尔时期，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苏联模式真
正有所突破的是在1968年施行的新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条件下，努力使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注意协调中央的集中管理与地方、企业自主权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高度集权体制的束缚，搞活了经济，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成为一种有别于中央集权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新模式。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因新旧体制并行造成的矛盾和弊端日益明显。同时匈牙利摆脱苏联控制的趋势加强，苏联领导人公然施加压力并支持党内亲苏保守派（代表人物是科莫钦·佐尔坦和比斯库·贝洛）利用1973~1974年国际市场石油和原料价格暴涨，外部经济条件恶化给匈经济和新体制的发展造成困难公开发难，一度了夺取中央实际控制权，改革派失势，其代表人物涅尔什·雷热（理论家、被誉为“新经济体制之父”）、福克·耶诺（政府总理）被迫辞职，造成卡达尔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卡达尔的谢幕
1978年，卡达尔重新夺回党
的领导权，但此时，他的“渐进”和“稳健”的改革政策变得裹足不前，匈牙利的改革举步维艰。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面临深刻变化，加之政策导向失误，匈牙利债台高筑，人们的实际收入也有所下降，经济危机又引发了政治危机。卡达尔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年事已高、暮气渐深，无力从根本上扭转颓势。1987年9月27日，匈牙利150多名著名知识分子在洛基泰莱克镇进行讨论，决议认为“匈牙利正处于有崩溃危险的经济危机中”。在这次会议后，各种非官方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批评匈党历史、现行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1987年更有一封公开信要求卡达尔下台。1988年，匈牙利政治纷争更加剧烈，卡达尔下台的呼声也越来越大。但他依然称在困难时刻绝不下台。然而事不由人，总理格罗斯·卡罗伊在伦敦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称，“卡达尔这32年对匈牙利人民做出杰出贡献，但是现在成为了更激进改革的阻碍”。党内“民主激进派”代表人物、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全国委员会总书记波日高伊·伊姆雷更是极力鼓吹政治多元化和民主社会主义。1988年，围绕重新评价“布拉格之春”的性质问题，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内部出现严重分歧。1988年5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中央全会上，选出新的政治局和书记处。其中原政治局的13人中有8人落选，卡达尔时代的党政高级领导人纷纷落马，原总书记卡达尔当选荣誉性质的党主席，原总理格罗斯当选总书记，党和最高领导层发生重大变化。这样的人事变动受到了全世界各大媒体的关注；这一选举结果受到了匈牙利人的欢迎。1989年初，匈牙利社工党被迫重新评价十月事件，波日高伊称这起事件是人们反对独裁专制的“人民起义”，而不能简单称为“反革命事件”；2月，格罗斯称这起事件“既是人民起义，又有反革命参加。”；再之后，“反革命”等言辞渐渐不再被提及。1989年2月，匈党召开中央全会，决定匈牙利“逐步过渡”到“政治体制多元化”，以克服“政治和经济危机”。1989年5月8日，匈党以卡达尔的病情为由，免除他的社工党主席和中央委员职务。6月1日，匈党通过决议为纳吉等人平反并举行隆重的葬礼，决议指出，“在苏军入侵的过程中起带头作用的卡达尔负主要责任”。格罗斯称他“给我们的人民造成了不可想象的道义、政治和经济上的破坏；他应该为我们的巨额外债、国库空虚和社会不满等困难负责”。1989年7月6日上午，卡达尔·亚诺什在布达佩斯逝世，享年77岁。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和部长会议联合发表讣告，最后给了卡达尔如下评价：“作风正派，生活俭朴”，称他为“匈牙利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人物”、“卓越的国务活动家。”“他的一生和全部工作都是为匈牙利人民在社会协商的基础上，借助与改革政策，使国家达到繁荣昌盛的努力服务的”。在卡达尔灵堂前，人们排成了长长的队伍，绵延几里，很多人只是为了看他最后一面而从百里之外赶来。鲜花和花圈堆积如山，甚至让政府派专车定期清理这些鲜花和花圈。葬礼在14日下午举行，数万民众自发地为卡达尔送葬，墓地公园被围得水泄不通，全都是人。卡达尔去世后仅仅一个多月，1989年8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新的“纲领宣言（草案）”出台，宣布匈党要向“民主社会主义过渡”，经济上应成为“市场经济”，并对匈党"进行改革和改建"。1989年10月6日至10日召开了匈牙利社工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党进一步分裂为9派，大会最终通过决议把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建为匈牙利社会党，并通过了社会党的纲领宣言和党章。从此，匈党在性质、指导思想、最终目标等重大问题上发生了根本变化。匈社会主义工人党随即正式分裂。12月中旬，原社会主义工人党部分党员重新召开代表大会，重新组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2005年11月12日，该党更名为匈牙利共产主义工人党）。10月18日，匈牙利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修改了国名，取消了原宪法中有关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政党领导作用的条文，标志着匈牙利党变质国变色。虽然是依靠苏联军队上台，在20世纪末匈牙利各个媒体举行的一次调查中，卡达尔依然在在匈牙利千年伟人中名列前茅。2007年5月2日，卡达尔的墓地遭到不明身份人士的亵渎和破坏。破坏者掀掉了墓碑，挖出了泥土，撬开了棺木；卡达尔包括头骨在内的部分遗骸，以及与卡达尔合葬的妻子的骨灰盒被毁墓者盗走。时任匈牙利总理的久尔恰尼·费伦茨称，对卡达尔墓地和遗骸的亵渎是违法犯罪行为。毁墓事件引起了匈牙利共产主义工人党等党派的深忧与强烈愤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