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非光是多义词，共2个义项
何非光
何非光人物经历
台湾
何非光，1913年出生在台湾台中，读高中的时候，家里给他说了一门亲事，何非光不愿意，就逃出来，搬到叔父家，与堂弟何銮旗同住。这时，堂弟刚好参加了一个由“台湾文化协会”以资助失学失业青年为目的的“台湾演剧会”。何非光也加入进去，与一些爱国青年一起参加排演台语剧《鸟暗》（台湾方言，意思是“暗无天日”）。一个月后，话剧才刚刚演了一场，就被台日当局以“抨击当局之嫌”为由禁演了。“台湾演剧会”也被列为非法团体，遭到解散。堂弟与何非光都被当局列入“不良少年”的黑名单，要抓他们进管教所。兄弟俩又一次从家逃出来，到南部去投靠同学。一路上，他们感到人生前途茫茫，暗无天日，就像他们演的话剧的剧名一样“鸟暗鸟暗”的。这时，《鸟暗》的另一位男主演，一个叫赖炳南的青年告诉何非光，他姐姐、姐夫在上海谋生，问何非光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到上海谋生。那个年代，上海对一个台湾青年有多么大的诱惑！何非光就产生闯荡上海的念头，但却遭致族人的一致反对。结果赖炳南走了，何非光没走成，但他心里却没放弃闯上海的打算。
何非光和大姐说，自己想去日本留学，让大姐帮她去说服母亲。大姐对他的想法心知肚明，却不忍心坏了他的好事，所以冒了风险，骗他们的母亲说，弟弟要去东京继续上学，自己愿意出钱资助一类的话，他妈妈当然高兴了，就同意了。那时的台湾，处在日据时代，谁要去中国大陆，就必须向台湾总督府申请护照。何非光偷偷去申请，等了三个月，也没给答复，他害怕家里人察觉了真相，索性也不等了，就以去日本留学的名义上了船。当然事先他是打听好了的，这艘船要经过上海，所以到上海的时候，他就悄悄弃船登录，偷渡到了上海。那一年，何非光才十六岁。
上海
当时很多船是客货两用，到了上海，一般是在吴淞口就要卸货，便于从长江转运到内地各个口岸。人要到黄浦江十六铺下船，所以当时海关在十六铺。何非光很聪明，这些情况他都了解，所以到了吴淞口他就悄悄下了船，然后再搭车到市区，就这样逃过了海关的检查。他到市区，去找赖炳南的姐姐赖金銮。这位姐姐住在虹口，住在四川北路和武进路那里。姐夫叫罗克朋，1909年出生在台湾南投，十六岁开始在台湾演电影，1926年时来上海发展，考入复旦影片公司作了演员，因有一身武功，成为当时武侠红星张慧冲齐名的动作片明星。赖姐夫妻俩，对何非光非常热情，让何非很感激，就认赖金銮光作了干姐姐，两人作了异姓姐弟。何非光是非法入境，所以罗克朋一再告诫他，千万不能暴露自己的台湾人身份。因为那时大陆人看不起台湾人，一来他们是亡国奴，认为他们和日本人沆瀣一气；二来当时一些台湾人在上海混黑道，贩毒、开妓院、设赌场。所以当时上海老百姓都不喜欢台湾人。上海话里不是有句骂人的话，叫“台巴子”吗？骂的就是那时候的台湾人。在国人眼里，台湾人和高丽人（朝鲜人）一样，都是亡国奴，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罗克朋就让他谎称自己是福建人。何非光原本打算遵从父亲的意愿去学医，于是投考了中医学校。但入学后发现语言不通，他国语不好，上海的老师又讲上海话，他根本听不懂，学起来非常吃力，最后只好退学了。罗克朋又介绍他到一个台湾郎中开的药店中里去当学徒。因为离家较远，就从虹口搬到市中心，大概今天的延安东路这一带，刚好是英法租界的交界处，住在药店里。有一次，药店里来了一位英俊少年，来卖药。此人是徐家汇“联华”影业公司的演员，就是阮玲玉那家公司，叫蒋君超，后来成了白杨的丈夫。因为蒋君超年龄和何非光差不多大小，又经常来店里卖药，时间长了，两人成了好朋友。蒋有时候会带何去联华片场参观，有一次还让他在卜万苍影片《人道》中串演了一个在舞厅里跳舞的舞客，就是一个群众演员。1932年春节，何非光与朋友到苏州木犊游玩骑马，刚好碰到联华影帝金焰和美工师吴永刚也在那里拍摄影片《续故都春梦》的外景。两人趁闲暇也在此处骑马游玩。但二人的技术比何非光差远了，对何的骑术非常羡慕，就这么认识了。第二天，金焰他们正在拍一个场景，表现一个军阀在马上掠夺民女的动作，演军阀的那个演员马术不精，而且没力气，没法把女演员拉到马背上来，拍了几遍都不成。导演卜万苍是个大胖子，急得一头汗。何非光正好站在边上看热闹，被吴永刚发现了，就把他推到卜万苍导演面前。卜万苍答应让他试拍一下，给他五个不同景别的镜头。何非光见许多人都在注视他，自尊心得到极大的满足，便很干脆地答应试镜头，但又觉得要一把将那女孩抱起来难度太大，建议像看过的外国电影里那样分成几个镜头拍。卜导演采纳了他的建议，让他先拍了一个远景。何很有悟性，熟练地骑上马，飞驰到小姑娘陈燕燕身旁时，一借力就把她掳上了马背。“好漂亮的动作”——卜导演心中暗喜，他一激动就决定，干脆近景和特写也由何来吧！随即换演员，指示工作人员给他化妆、穿服装……于是又拍了四个镜头，异常顺利。后来，《续故都春梦》上映了，演职员表了并没有出现何非光的名字，卜万苍这个人还是讲交情，讲信用的，他让蒋君超给何非光送来了二十块钱的拍摄报酬。这下何非光高兴坏了，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几个镜头，就得到二十大洋，相当于他当学徒大半年的收入。那这学徒干着还有什么劲？去演电影啊！卜万苍的这二十块大洋，一瞬间就改变了何非光的人生理想，从此，何非光就一门心思想去拍电影了。从此，何非光经常光顾离诊所不远的内山完造书店，有意识地研读有关电影知识的书籍。
1933年，蒋君超和陈燕燕准备主演一部新片《除夕》，他又到药店找到何非光，邀请他出演影片中的反派，跳舞团经理的角色。这个角色原来是袁丛美的，因为袁另有片约，导演姜起凤便想到了演过一次军阀的何非光。何非光征求了药店老板和赖金銮、罗克朋的意见，大家都很支持他，何非光就高高兴兴去联华报到。所以《除夕》成了何非光的处女作。拍摄完成以后，联华高层三巨头罗明佑、黎民伟、陶伯逊都对他的表演都表示赞赏，问他想不想与联华签约，成为基本演员。罗老板开出的条件是：约期3年，第一年月薪30，次年月薪40，三年月薪50；每拍一片，酬金另算。他当学徒，一个月只有4块钱。何非光就此成了联华的签约演员。有意思的是，那个药店老板也蛮喜欢他，还不愿意让他走，让他继续住在药店里，不拍戏的时候继续帮着打理药店的生意，等于成了何非光的第二职业，所以他在从影之初，实际上同时兼做了两份职业，领着两份薪水。接下来何非光就一部接一部电影地上了，卜万苍导演的《母性之光》演过反派角色、孙瑜导演的《体育皇后》、马徐维邦导演的《暴雨梨花》、《再会吧，上海》等等。1936年入东京日本大学就读，期间加入日活映画株式社学习电影制作，并担任中国留学生演剧会导演。（何非光曾于1928年赴日本东京求学。）武汉、重庆
何非光后来转行当了导演，抗战时拍摄了著名影片《东亚之光》。那时候，何非光在武汉的“中制”，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下的国营（军营）制片厂。说是中国国民党，实际上是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产物，因为周恩来是政治部副主任，主管文化，三厅厅长是郭沫若，何非光当然听从进步的声音。所以中制初期，在武汉、重庆拍了不少进步电影。
何非光以前在联华，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联华停业了，何非光就随上海影人西迁武汉，加入了“中制”。在这里，何非光先后编导了四部作品：《保家乡》、《东亚之光》、《气壮山河》、《血溅樱花》。算得上是大后方编导影片最多的导演。当时的大导演，像孙瑜、史东山、蔡楚生、袁丛美，都没他拍的这么多，说起来也蛮奇怪的，大概的确是运气吧。《东亚之光》是一部非常独特的抗战题材影片，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用日本战俘的视线，表现这场战争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了灾难，也同样给日本人带来的痛苦和伤害。第二，何非光有个很大胆的创意，要用日本战俘自己演自己，采用日语对白。这种用非职业演员的做法，与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有相似之处，却又比意大利更早，可以说是开创了纪实性故事片的先河。这在当时中国电影影戏观念根深蒂固的背景下，不能不说是一次极为大胆的尝试。这部片子的拍摄过程，别人会给你们介绍，我就不多说了，但里面经历了很多波折，比如中间摄影棚让日本飞机给炸了，要重搭，日本俘虏当演员，演到中间，跑了两个，幸亏让宪兵给抓回了了，不然何非光就要去坐牢。何非光自己也演了个战俘营里的日本士兵，因为他从小在台湾受殖民教育，日语相当流利。拍片现场只有他一个人能同时跟中日双方人员交流。这片子在当时影响非常大。1941年元旦，影片在重庆国泰电影院上映，国民党军政要员何应钦、张治中原定出席，但后来因公务未能到场。但两人都派来代表在首映式上致词。中共方面也很重视，第二天《新华日报》对影片上映也作了大幅报道，称这部影片是“一柄正义之剑”。有意思的是，日本方面也对这部影片也很感兴趣，作了许多报道，当然主要是污蔑和谩骂的。比如“日本国际映新闻社”社长市川彩在刊物上撰文说这部片子里的日本兵都是假的，是用中国留日学生假扮的。再如《东亚之光》在香港利舞台上映时，日本军人非常愤怒。他们不是宣称武士道精神吗？那么他们天皇的士兵，怎么可以向“支那”军队投降呢？《东亚之光》等于当众揭穿了他们的谎言，所以让他们恼羞成怒。据报道，当时电影演到一半，就有日本军官冲上台去，用军刀把银幕给砍成了碎片。
香港
1941年，日军的战略重点发生了转移，切断了国民革命军的陆地供给线中缅公路。中制的胶片供应完全中断了，制片生产陷于停顿。何非光只好辞去了中制的工作，打算到香港去发展。当时他的女友朱嘉蒂在香港。何非光到了香港以后，朋友给他引荐了南洋影片公司老板邵邨仁，邵对何非光是久仰大名，也很赏识何的才华，当场就签下一万元一部的片酬，并预付五千块给他。但是何非光刚到香港，手上没剧本。因此就去找司徒慧敏要剧本，司徒却很严肃地警告何，说你不要与邵氏合作，说他很可能与日本人有勾结。这让何非光很为难，他已经和邵邨仁签了合同，还拿了人家的订金，怎么好意思违约呢？再说，他想要拍抗战题材的影片，如果邵老板和日本人有关系，怎么可能答应他拍这种片子？何非光这个时候就显得政治上比较迟钝，为了讲信誉，没有太多考虑司徒慧敏的劝诫，为邵氏拍了由蒋君超、朱嘉蒂主演的影片《新生命》。后来，何非光又向夏衍、胡风这些左翼文人要剧本，都没有成功，夏衍也问何非光，你对邵老板究竟了解多少？他也是担心邵邨仁和日本人有瓜葛。后来夏衍答应给何非光的剧本，也没写出来，只好不了了之。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日本军队就占领了香港，何非光因拍过《东亚之光》，再待在香港处境会非常危险，紧急撤离了香港，从澳门回到桂林，后又经贵州，辗转回到陪都重庆。重庆
何非光后来转行当了导演，抗战时拍摄了著名影片《东亚之光》。那时候，何非光在武汉的“中制”，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下的国营（军营）制片厂。说是中国国民党，实际上是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产物，因为周恩来是政治部副主任，主管文化，三厅厅长是郭沫若，何非光当然听从进步的声音。所以中制初期，在武汉、重庆拍了不少进步电影。何非光以前在联华，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联华停业了，何非光就随上海影人西迁武汉，加入了“中制”。在这里，何非光先后编导了四部作品：《保家乡》、《东亚之光》、《气壮山河》、《血溅樱花》。算得上是大后方编导影片最多的导演。当时的大导演，像孙瑜、史东山、蔡楚生、袁丛美，都没他拍的这么多，说起来也蛮奇怪的，大概的确是运气吧。《东亚之光》是一部非常独特的抗战题材影片，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用日本战俘的视线，表现这场战争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了灾难，也同样给日本人带来的痛苦和伤害。第二，何非光有个很大胆的创意，要用日本战俘自己演自己，采用日语对白。这种用非职业演员的做法，与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有相似之处，却又比意大利更早，可以说是开创了纪实性故事片的先河。这在当时中国电影影戏观念根深蒂固的背景下，不能不说是一次极为大胆的尝试。这部片子的拍摄过程，别人会给你们介绍，我就不多说了，但里面经历了很多波折，比如中间摄影棚让日本飞机给炸了，要重搭，日本俘虏当演员，演到中间，跑了两个，幸亏让宪兵给抓回了了，不然何非光就要去坐牢。何非光自己也演了个战俘营里的日本士兵，因为他从小在台湾受殖民教育，日语相当流利。拍片现场只有他一个人能同时跟中日双方人员交流。这片子在当时影响非常大。1941年元旦，影片在重庆国泰电影院上映，国民党军政要员何应钦、张治中原定出席，但后来因公务未能到场。但两人都派来代表在首映式上致词。中共方面也很重视，第二天《新华日报》对影片上映也作了大幅报道，称这部影片是“一柄正义之剑”。有意思的是，日本方面也对这部影片也很感兴趣，作了许多报道，当然主要是污蔑和谩骂的。比如“日本国际映新闻社”社长市川彩在刊物上撰文说这部片子里的日本兵都是假的，是用中国留日学生假扮的。再如《东亚之光》在香港利舞台上映时，日本军人非常愤怒。他们不是宣称武士道精神吗？那么他们天皇的士兵，怎么可以向“支那”军队投降呢？《东亚之光》等于当众揭穿了他们的谎言，所以让他们恼羞成怒。据报道，当时电影演到一半，就有日本军官冲上台去，用军刀把银幕给砍成了碎片。1941年，日军的战略重点发生了转移，切断了国民革命军的陆地供给线中缅公路。中制的胶片供应完全中断了，制片生产陷于停顿。何非光只好辞去了中制的工作，打算到香港去发展。当时他的女友朱嘉蒂在香港。何非光到了香港以后，朋友给他引荐了南洋影片公司老板邵邨仁，邵对何非光是久仰大名，也很赏识何的才华，当场就签下一万元一部的片酬，并预付五千块给他。但是何非光刚到香港，手上没剧本。因此就去找司徒慧敏要剧本，司徒却很严肃地警告何，说你不要与邵氏合作，说他很可能与日本人有勾结。这让何非光很为难，他已经和邵邨仁签了合同，还拿了人家的订金，怎么好意思违约呢？再说，他想要拍抗战题材的影片，如果邵老板和日本人有关系，怎么可能答应他拍这种片子？何非光这个时候就显得政治上比较迟钝，为了讲信誉，没有太多考虑司徒慧敏的劝诫，为邵氏拍了由蒋君超、朱嘉蒂主演的影片《新生命》。后来，何非光又向夏衍、胡风这些左翼文人要剧本，都没有成功，夏衍也问何非光，你对邵老板究竟了解多少？他也是担心邵邨仁和日本人有瓜葛。后来夏衍答应给何非光的剧本，也没写出来，只好不了了之。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日本军队就占领了香港，何非光因拍过《东亚之光》，再待在香港处境会非常危险，紧急撤离了香港，从澳门回到桂林，后又经贵州，辗转回到陪都重庆。何非光在重庆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其实何非光本人对这事始终是稀里糊涂的，好像不太有政治头脑，这也是他解放后一再倒霉的深层次原因。他回到重庆不久，原来的中制突然要何非光去参加一个中央干部培训。好比你现在接到通知，要你去中央党校培训，这里面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要提拔你啊。所以何非光还挺高兴的，就去了，在重庆的浮图关，被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洗了两个月的脑。凡是培训班的学员，都集体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后来何非光参加过管理战俘工作，中间又拍了两部电影，就是《气吞山河》和《血溅樱花》，宣传了很多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抗战胜利后，何非光再次离开“中制”回台湾探亲。这时，台湾已经回归中国的怀抱，何非光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到故乡了。自1946年到1948年何非光导演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等五部电影，可以说正处于创造力旺盛期。何非光又在香港、上海从事电影编导，经朋友介绍参加了西北文化协会在上海创办的一家影片公司“西北影片公司”，在里面兼任制片主任和编导。我觉得这就叫站错了队，原本何非光可以跟随中国国民党一起前往台湾去的，不巧的是，上海解放的时候，何非光正在赶拍一部电影，想把它拍完再走。但等到电影拍完，就再也走不了了。何非光就作为西北公司的在职人员，被共产党的军管会给接管了过去。
上海
当时很多船是客货两用，到了上海，一般是在吴淞口就要卸货，便于从长江转运到内地各个口岸。人要到黄浦江十六铺下船，所以当时海关在十六铺。何非光很聪明，这些情况他都了解，所以到了吴淞口他就悄悄下了船，然后再搭车到市区，就这样逃过了海关的检查。他到市区，去找赖炳南的姐姐赖金銮。这位姐姐住在虹口，住在四川北路和武进路那里。姐夫叫罗克朋，1909年出生在台湾南投，十六岁开始在台湾演电影，1926年时来上海发展，考入复旦影片公司作了演员，因有一身武功，成为当时武侠红星张慧冲齐名的动作片明星。赖姐夫妻俩，对何非光非常热情，让何非很感激，就认赖金銮光作了干姐姐，两人作了异姓姐弟。何非光是非法入境，所以罗克朋一再告诫他，千万不能暴露自己的台湾人身份。因为那时大陆人看不起台湾人，一来他们是亡国奴，认为他们和日本人沆瀣一气；二来当时一些台湾人在上海混黑道，贩毒、开妓院、设赌场。所以当时上海老百姓都不喜欢台湾人。上海话里不是有句骂人的话，叫“台巴子”吗？骂的就是那时候的台湾人。在国人眼里，台湾人和高丽人（朝鲜人）一样，都是亡国奴，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罗克朋就让他谎称自己是福建人。何非光原本打算遵从父亲的意愿去学医，于是投考了中医学校。但入学后发现语言不通，他国语不好，上海的老师又讲上海话，他根本听不懂，学起来非常吃力，最后只好退学了。罗克朋又介绍他到一个台湾郎中开的药店中里去当学徒。因为离家较远，就从虹口搬到市中心，大概今天的延安东路这一带，刚好是英法租界的交界处，住在药店里。有一次，药店里来了一位英俊少年，来卖药。此人是徐家汇“联华”影业公司的演员，就是阮玲玉那家公司，叫蒋君超，后来成了白杨的丈夫。因为蒋君超年龄和何非光差不多大小，又经常来店里卖药，时间长了，两人成了好朋友。蒋有时候会带何去联华片场参观，有一次还让他在卜万苍影片《人道》中串演了一个在舞厅里跳舞的舞客，就是一个群众演员。1932年春节，何非光与朋友到苏州木犊游玩骑马，刚好碰到联华影帝金焰和美工师吴永刚也在那里拍摄影片《续故都春梦》的外景。两人趁闲暇也在此处骑马游玩。但二人的技术比何非光差远了，对何的骑术非常羡慕，就这么认识了。第二天，金焰他们正在拍一个场景，表现一个军阀在马上掠夺民女的动作，演军阀的那个演员马术不精，而且没力气，没法把女演员拉到马背上来，拍了几遍都不成。导演卜万苍是个大胖子，急得一头汗。何非光正好站在边上看热闹，被吴永刚发现了，就把他推到卜万苍导演面前。卜万苍答应让他试拍一下，给他五个不同景别的镜头。何非光见许多人都在注视他，自尊心得到极大的满足，便很干脆地答应试镜头，但又觉得要一把将那女孩抱起来难度太大，建议像看过的外国电影里那样分成几个镜头拍。卜导演采纳了他的建议，让他先拍了一个远景。何很有悟性，熟练地骑上马，飞驰到小姑娘陈燕燕身旁时，一借力就把她掳上了马背。“好漂亮的动作”——卜导演心中暗喜，他一激动就决定，干脆近景和特写也由何来吧！随即换演员，指示工作人员给他化妆、穿服装……于是又拍了四个镜头，异常顺利。后来，《续故都春梦》上映了，演职员表了并没有出现何非光的名字，卜万苍这个人还是讲交情，讲信用的，他让蒋君超给何非光送来了二十块钱的拍摄报酬。这下何非光高兴坏了，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几个镜头，就得到二十大洋，相当于他当学徒大半年的收入。那这学徒干着还有什么劲？去演电影啊！卜万苍的这二十块大洋，一瞬间就改变了何非光的人生理想，从此，何非光就一门心思想去拍电影了。从此，何非光经常光顾离诊所不远的内山完造书店，有意识地研读有关电影知识的书籍。1933年，蒋君超和陈燕燕准备主演一部新片《除夕》，他又到药店找到何非光，邀请他出演影片中的反派，跳舞团经理的角色。这个角色原来是袁丛美的，因为袁另有片约，导演姜起凤便想到了演过一次军阀的何非光。何非光征求了药店老板和赖金銮、罗克朋的意见，大家都很支持他，何非光就高高兴兴去联华报到。所以《除夕》成了何非光的处女作。拍摄完成以后，联华高层三巨头罗明佑、黎民伟、陶伯逊都对他的表演都表示赞赏，问他想不想与联华签约，成为基本演员。罗老板开出的条件是：约期3年，第一年月薪30，次年月薪40，三年月薪50；每拍一片，酬金另算。他当学徒，一个月只有4块钱。何非光就此成了联华的签约演员。有意思的是，那个药店老板也蛮喜欢他，还不愿意让他走，让他继续住在药店里，不拍戏的时候继续帮着打理药店的生意，等于成了何非光的第二职业，所以他在从影之初，实际上同时兼做了两份职业，领着两份薪水。接下来何非光就一部接一部电影地上了，卜万苍导演的《母性之光》演过反派角色、孙瑜导演的《体育皇后》、马徐维邦导演的《暴雨梨花》、《再会吧，上海》等等。1936年入东京日本大学就读，期间加入日活映画株式社学习电影制作，并担任中国留学生演剧会导演。（何非光曾于1928年赴日本东京求学。）何非光后来转行当了导演，抗战时拍摄了著名影片《东亚之光》。那时候，何非光在武汉的“中制”，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下的国营（军营）制片厂。说是中国国民党，实际上是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产物，因为周恩来是政治部副主任，主管文化，三厅厅长是郭沫若，何非光当然听从进步的声音。所以中制初期，在武汉、重庆拍了不少进步电影。何非光以前在联华，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联华停业了，何非光就随上海影人西迁武汉，加入了“中制”。在这里，何非光先后编导了四部作品：《保家乡》、《东亚之光》、《气壮山河》、《血溅樱花》。算得上是大后方编导影片最多的导演。当时的大导演，像孙瑜、史东山、蔡楚生、袁丛美，都没他拍的这么多，说起来也蛮奇怪的，大概的确是运气吧。《东亚之光》是一部非常独特的抗战题材影片，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用日本战俘的视线，表现这场战争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了灾难，也同样给日本人带来的痛苦和伤害。第二，何非光有个很大胆的创意，要用日本战俘自己演自己，采用日语对白。这种用非职业演员的做法，与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有相似之处，却又比意大利更早，可以说是开创了纪实性故事片的先河。这在当时中国电影影戏观念根深蒂固的背景下，不能不说是一次极为大胆的尝试。这部片子的拍摄过程，别人会给你们介绍，我就不多说了，但里面经历了很多波折，比如中间摄影棚让日本飞机给炸了，要重搭，日本俘虏当演员，演到中间，跑了两个，幸亏让宪兵给抓回了了，不然何非光就要去坐牢。何非光自己也演了个战俘营里的日本士兵，因为他从小在台湾受殖民教育，日语相当流利。拍片现场只有他一个人能同时跟中日双方人员交流。这片子在当时影响非常大。1941年元旦，影片在重庆国泰电影院上映，国民党军政要员何应钦、张治中原定出席，但后来因公务未能到场。但两人都派来代表在首映式上致词。中共方面也很重视，第二天《新华日报》对影片上映也作了大幅报道，称这部影片是“一柄正义之剑”。有意思的是，日本方面也对这部影片也很感兴趣，作了许多报道，当然主要是污蔑和谩骂的。比如“日本国际映新闻社”社长市川彩在刊物上撰文说这部片子里的日本兵都是假的，是用中国留日学生假扮的。再如《东亚之光》在香港利舞台上映时，日本军人非常愤怒。他们不是宣称武士道精神吗？那么他们天皇的士兵，怎么可以向“支那”军队投降呢？《东亚之光》等于当众揭穿了他们的谎言，所以让他们恼羞成怒。据报道，当时电影演到一半，就有日本军官冲上台去，用军刀把银幕给砍成了碎片。1941年，日军的战略重点发生了转移，切断了国民革命军的陆地供给线中缅公路。中制的胶片供应完全中断了，制片生产陷于停顿。何非光只好辞去了中制的工作，打算到香港去发展。当时他的女友朱嘉蒂在香港。何非光到了香港以后，朋友给他引荐了南洋影片公司老板邵邨仁，邵对何非光是久仰大名，也很赏识何的才华，当场就签下一万元一部的片酬，并预付五千块给他。但是何非光刚到香港，手上没剧本。因此就去找司徒慧敏要剧本，司徒却很严肃地警告何，说你不要与邵氏合作，说他很可能与日本人有勾结。这让何非光很为难，他已经和邵邨仁签了合同，还拿了人家的订金，怎么好意思违约呢？再说，他想要拍抗战题材的影片，如果邵老板和日本人有关系，怎么可能答应他拍这种片子？何非光这个时候就显得政治上比较迟钝，为了讲信誉，没有太多考虑司徒慧敏的劝诫，为邵氏拍了由蒋君超、朱嘉蒂主演的影片《新生命》。后来，何非光又向夏衍、胡风这些左翼文人要剧本，都没有成功，夏衍也问何非光，你对邵老板究竟了解多少？他也是担心邵邨仁和日本人有瓜葛。后来夏衍答应给何非光的剧本，也没写出来，只好不了了之。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日本军队就占领了香港，何非光因拍过《东亚之光》，再待在香港处境会非常危险，紧急撤离了香港，从澳门回到桂林，后又经贵州，辗转回到陪都重庆。何非光在重庆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其实何非光本人对这事始终是稀里糊涂的，好像不太有政治头脑，这也是他解放后一再倒霉的深层次原因。他回到重庆不久，原来的中制突然要何非光去参加一个中央干部培训。好比你现在接到通知，要你去中央党校培训，这里面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要提拔你啊。所以何非光还挺高兴的，就去了，在重庆的浮图关，被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洗了两个月的脑。凡是培训班的学员，都集体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后来何非光参加过管理战俘工作，中间又拍了两部电影，就是《气吞山河》和《血溅樱花》，宣传了很多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抗战胜利后，何非光再次离开“中制”回台湾探亲。这时，台湾已经回归中国的怀抱，何非光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到故乡了。自1946年到1948年何非光导演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等五部电影，可以说正处于创造力旺盛期。何非光又在香港、上海从事电影编导，经朋友介绍参加了西北文化协会在上海创办的一家影片公司“西北影片公司”，在里面兼任制片主任和编导。我觉得这就叫站错了队，原本何非光可以跟随中国国民党一起前往台湾去的，不巧的是，上海解放的时候，何非光正在赶拍一部电影，想把它拍完再走。但等到电影拍完，就再也走不了了。何非光就作为西北公司的在职人员，被共产党的军管会给接管了过去。国营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的时候，何非光被拒之门外，说他不是影剧协会的成员，不能进上影工作。何非光只好去找“影剧协会”，要求加入，但对方却让他去公安局交代历史问题。公安局让他写交代材料，一遍一遍地写，心情无比郁闷。有一天，何非光在路上碰到一个同事，他那时正在替解放军三野文工团招募团员，知道何非光在上海四处碰壁，无处容身，就动员他去了三野20军58师文工团，当戏剧教员。后来三野入朝作战，何非光就自然成了志愿军的干部。何非光在朝鲜前线其实没作文工团的工作，而是做后勤，为部队找宿营地，当卫生员，看管俘虏等等。部队休整时，上级指示他去协助北京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战地纪录片：志愿军夺取美国陆战一师司令部飞机场。在这次冒着枪林弹雨危险的拍摄中，摄影师杨序忠不幸身亡。1951年4月回到国内，所在部队第20军为何非光开了介绍信，让他找北京中央电影局安排工作。何非光拿着介绍信找到当时担任“影协”主席和“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的阳翰笙，阳对他的态度相当奇怪，一面对他回到电影界表示欢迎，一面让他回到上海家里等通知。可是，等何非光回到上海，找到当地电影局，给他的答复却是“我们这儿，没有适合你的工作。”据说，上海电影局当时某位领导曾说：“何非光不是我们的人”。等于把他排斥在革命队伍之外。没办法，何非光只好再次回到西北军区后勤部文工团，让一家老小跟他一起去了兰州。1952年，有人给何非光所在部队领导写检举信，说何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当时“镇反”运动刚结束，正赶上“三反五反”，虽然没有给何非光下结论，但还是给他一个“记大过”的处分。1954年部队整编，何非光又成了“资遣”人员，回乡就业。无乡可回，只好再次来到上海，却依然没有单位愿意接收他。去找台盟支部，台盟说，我们是群团组织，无法安置资遣人员。这样，何非光就彻底失业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被私营的地方戏剧团聘用，担任沪剧、滑稽戏的特约导演。先后执导了沪剧《堪布尔草原》、《秋谨》；越剧《家》、《木兰从军》；滑稽戏《板板六十四》、《知县官》、《台湾之夜》、《三毛学生意》等等，颇受瞩目。当时，只要哪出戏用霓红灯亮出“导演何非光”几个字，这出戏准卖座。这期间，何非光编导了滑稽戏《三毛学生意》，引起轰动，这出由范哈哈编剧、曾为《东亚之光》配乐的许如辉作曲、文彬彬主演的滑稽戏，1957年在上海公演后好评如潮，成为上海大众滑稽剧团的保留剧目。后选送北京，周恩来总理连看两场，表示赞赏，指示拍成电影。摄影棚里已经没有何非光的位置了，1958年被黄佐临翻拍成了电影。这一年，西安创办电影制片厂，原本打算让何非光去担任导演，却在临走之前被公安局传讯，随后被以所谓的反革命罪被判管制两年。1960年何非光被释放回家，交由虹口区街道监督劳动，在人力车队拉人力车，干粗活。1961年宣布撤销对何非光的管制，恢复他的公民权。何非光还想去西影，可是西影也不愿再接收他了。何非光再次失业。文革爆发以后，何非光被拉到上影去关了八个月的牛棚。然后再放回家接收监督改造。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张春桥就点了何非光的名，要把他揪出来，造反派跑到何非光家，去抓了他，把关进了上影厂的牛棚。天天做梦都想进上影厂，想进的时候吧不让进，不想进的时候，却把你给绑了来，关到上影厂里边去。上影的牛棚就在漕溪北路595号上影厂的大院里面，用道具车间的木板和建材搭的房子，牛鬼蛇神都集中关押在里面，赵丹、谢晋、白杨什么的，都在里面关过。据说当时很多周围的小孩子爬墙去围观，因为里面都是明星，当时叫三名三高，什么高工资、高待遇、高级别的名演员什么的。小孩子看他们，跟在动物园看猴一样。一直到1979年，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何非光的处境才有了改善的希望，经过申诉，1979年8月份，上海虹口区人民法院才重新发出刑事判决书，认为1959年对何非光的判决不当，宣告他无罪。这以后，何非光成了上海文史馆馆员，主要做资料的统计工作。一直深居简出，很少讲话。西北军区也给他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公职，工龄从1951年算起，级别定为文艺6级，享受退休待遇。当时何非光的主要“罪名”是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特嫌分子”，即有台湾特务嫌疑；二是国民党接收大员，言外之意，战后接管逆产时，是有贪污的；三是胡风分子，就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这条最莫名其妙。因为他在香港邵邨仁那里拍戏的时候，找过胡风给他写剧本吗？胡风拖家带口的，要养家，拿了邵邨仁250块大洋的订金，最后半个字也没写出来。倒把何非光赖成了胡风分子，这种事哪里说得清楚？1958年，他被拘留了8个月，在上海虹口区人民法院，被抓的罪状有两条，一是拍摄反动电影，二是在重庆参加了国民党。很多年过去了他一直痛苦的背着这些罪名，他没有工作，靠的是夫人部队复员的的复员费维持生计。在1995年。那一年正是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中国电影90周年。中国电影资料馆在拍摄52集电视文献片《中国电影》，陆弘石是这部片子的编导，到上海来采访老电影人，说起何非光，蓝为洁说何非光还在啊，就在上海。当时所有人都很吃惊，因为大家都以为何非光早死了。甚至台湾那边，比如李行导演，还有老中制的王珏、龚稼农他们，都以为何非光在这边被“共党”给“镇反”了（就是枪毙、镇压的意思），没想到他居然还活在。陆弘石很激动，回到北京就写了一篇文章，叫《走近何非光》。这才让何非光的身世之谜大白于天下。1995年11月，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所举办了“中国抗战电影研讨会”，也邀请何非光出席。我认为，这是他首次在电影界的公开场合亮相。所以，很快，中国影协把他接纳为会员，这也算是他正式重新回到电影界来的一个标志。1996年在广州举办了一个“中港台电影导演研讨会”，何非光也去了。会上，台湾评论家黄仁大谈何非光如何如何，最后说，可惜啊，他死得太早了。何非光听了以后，不动声色地走上去，问黄仁，你见过何非光吗？黄说，没见过。何又问，那你知道我是谁吗？黄说不知道，最后何非光伸出手去跟他握手，说，我就是何非光。出乎意料的邂逅，使得何非光和黄仁相恨见晚，畅谈甚欢。此后，黄仁便和台湾著名导演李行以及三四十年代曾与何非光共事并仍健在的袁丛美、王珏等影界元老等一起，为何非光返台之事四处奔波、百般努力。李行提出，由他所主持的财团法人“极忠文教基金会”出面，邀请何非光参加1997年12月上旬举行的台湾金马电影节，并举办一个何非光的电影回顾展及研讨会。1997年8月14日，何非光迎来了他的84岁寿辰，也是他和妻子朱嘉卫的金婚纪念日。他们全家准备在这一天好好庆祝一下。但就在这一天，何非光病倒了，进了医院。医生说：“这一次他出不去了……他得的是重感冒引起的突发性老年白血病！”也就在这一天，何非光家的信箱里静静地躺着一封寄自台湾的邮件，正式邀请何非光赴台。何非光躺在病床上，一副超然的神态。对他来说，一生的荣辱这时候仿佛已被放进碎纸机绞成粉末，一切他都不在乎，一切都不重要了，却关照“遗体捐献、丧事从简”……
在医院住了十余天后，他的病情急转直下，开始吐血。亲戚们从香港、江西等地赶来，围在他身旁，他的侄孙何聪乐也恰好从台湾来到上海。何聪乐是他与故乡隔绝30年后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见到的老家亲人……1997年9月6日上午，何非光去世了，他的面容很安详，只在眼角挂着一颗晶莹的泪珠……为了何非光赴台一事而作出最大努力的李行、黄仁等人无不感到痛惜和遗憾。于是，何非光的儿子何大伟去了台湾，代表他父亲领取台湾导演家协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那个奖座非常别致：一把金黄色的导演椅屹立在椭圆型的金黄色球体上。李行导演终于以他对一个电影艺术家的尊重和热忱，将何非光扶回了这把交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