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文清

1941年12月25日，日军攻陷了香港，英国派驻香港的总督向日军投降，“黑色圣诞节”开始了香港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岁月。香港电影也骤然从繁荣跌入了低谷。然而，日军控制电影并非让它彻底死掉，而是要让电影成为宣传他们的法西斯政策、美化他们侵略行为的重要工具。日寇先是对部分较有名望的香港影人采取怀柔的拉拢手段，以利诱惑他们拍摄汉奸电影。在香港影坛德高望重的关文清自然成为日本人首先“争取”的对象。1942年1月21日，关文清、吴楚帆、黄曼梨、白燕、卢敦、谢益之以及南下的胡蝶、京剧大师梅兰芳等被日军的“电影报到部”头目召集到九龙半岛饭店，表示要施“仁政”。久居香港的日本文化特务禾久田幸助还提出组建“香港电影协会”。之前，禾久田幸助就曾以代购配给粮等办法，着重对关文清等影界名人进行笼络，目的在于能使香港电影界听从他们的意旨，像香港影人联手创作《最后关头》那样，拍摄出日本人策划的《香港攻略战》，宣扬他们的“武功”和“仁政”，表达“中日亲善、大东亚圣战、大东亚共荣圈”等美化侵略的主旨。面对日寇的抢掠和引诱，关文清等出席会议的电影工作者即用沉默来表示反抗。当拍摄《香港攻略战》和内定人员消息传出后，香港影人不愿为日本人拍片，引起了一场大逃亡。关文清秘密相约香港影界9位著名编导及演员于1941年农历除夕暗中搭“白银丸”轮船往广州湾(现湛江港)，并在广州湾登台表演抗日救亡剧5天，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随后便各自回乡。关文清第二次返乡后在开平中学、越华中学(因战时从广州迁入开平赤坎镇)任高中英语教师。1945年9月香港光复，关文清于次年返港，并自组山月影片公司，继续从事电影编导。1947年，“山月”推出了其创业作《复员泪》，这部现实题材影片不仅反映出了日寇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无限灾苦，更重要的是表现出了抗战胜利后国人依然过着贫困的生活，甚至比抗战时更惨。影片的结尾描写女主角饱受痛苦，刺激过度，狂奔出画面便结束，让观众对如何解决剧中人的苦境和如何解决存在于当时社会现实的类似问题作出思考。关文清对此曾感言：“（胜利后）老百姓仍天天在死亡线上挣扎，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谁给我们这样的痛苦呢？《复原泪》的剧情，只是把光复期我们眼见的事实，和社会上严重的问题，忠实地描写出来，给社会贤达讨论，寻求解决方法，令到老百姓有一天得免饥饿的痛苦。”由于揭露了战后的社会阴暗面，关文清在编导《复员泪》时，曾为当局所忌，甚至受到恐吓，但他毫不畏惧，终于把影片拍成，因而享有“无畏导演”的美誉。《复员泪》之后，“山月”出品了多部影片，关文清更是活跃于香港粤语影坛，编导了大量粤语片，从《复员泪》到1969年执导的最后一部影片《差利捉猫记》，他在战后共执导了30部影片，其中有6部由他本人编剧。加上战前的创作，关文清一生共执导了50多部影片，其中20多部由他编剧。这些影片以时装题材为主，亦有为数不少的古装片，涵盖了战争、伦理、言情、悬疑、喜剧等多种类型，总体上体现出了关文清爱国进步思想和电影商业价值相统一的创作观念。这也是香港许多老一代的电影艺术家所共有的电影观。关文清一直和内地同仁及政府有着广泛的接触和密切的联系。1956年，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关文清与香港电影界、文化界著名人士多人飞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并在怀仁堂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同时被安排到祖国各地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