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文清

1920年代末，在黎北海等人的努力下，香港电影工业开始复苏。1930年，院线商罗明佑创立了大型的制片机构——联华影业公司，并将其总部设在香港，香港电影工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关文清应邀担任联华第三厂（又称“联华港厂”）的编导。1931年，欲图全力发展内地业务的“联华”，将其主要业务逐渐转到了上海，其管理中枢也从香港移到了上海，关文清则继续留在香港的“联华港厂”。在黎北海任厂长的“联华港厂”，关文清作为主要教员，协助黎北海开设了两期演员养成所，讲授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化妆等课程，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影剧演艺人才，如李铁、黄岱、石友于、胡艺星、唐醒图、叶仁甫等，他们均成为香港早期电影的中坚力量。在“联华港厂”期间，关文清执导了多部默片，其中1931年11月该厂推出的创业作《铁骨兰心》便出自关文清之手。这部标榜“打倒阶级制度，提倡自由平等”的影片既体现出了黎北海、关文清等人的艺术创作观念，亦反映了同期众多内地同类题材的影片对香港电影创作的影响，同时它也是之后一个时期内香港电影描摹的一贯主题。关文清还在“联华港厂”执导了香港第一部侦探片《夜半枪声》（1932），影片表现一名富人被杀后，警方侦破杀人真凶的过程，运用侦探的形式，表现了警世的主题。“写伦理之爱，父子亲情，颇是动人天性，动人情思，发人深省，扣人心弦，令人惊骇，结局却出乎意料之外。”之后关文清再为“联华港厂”执导影片《暗室明珠》（1932），讲述两位重孝道的兄弟为寻找母亲钟爱的一颗祖传宝珠而备尝艰辛的故事。影片集侦探、惊险、滑稽、侠义于一体，是香港最早的复合类型片。“联华港厂”在拍摄了四部故事片以及少量新闻纪录片和科教短片后，由于经济状况不佳于1932年底便告结束。之后，关文清受“联华”总经理罗明佑之委托，携该公司拍摄的纪录片《十九路军抗敌光荣史》前往美国、加拿大公映，并在海外招股，募集资金。美、加华侨从报上看到《十九路军抗敌光荣史》在旧金山市公映的消息，纷纷以函电询问能否租到该片放映。关文清旨在宣传中国军队的抗敌精神，一洗从前“不抵抗主义”的耻辱，就不拘租片代价，不计个人劳累，从旧金山携片出发，先后到洛杉矶、圣地亚哥、芝加哥、华盛顿、纽约、波士顿，继而过加拿大渥太华、多伦多等城市，又横过西岸之温哥华、域多利，再折回美国，并继续南下，行程数万里，到过数十个城市。凡超过二百侨胞的商埠，他都在那里放映和演讲宣传。美、加华侨看到抗敌胜利的影片，热泪纵横；听到抗敌胜利的消息，更是手舞足蹈，奔走相告，并纷纷将积攒的血汗钱寄回祖国，慰劳为祖国英勇奋战的将士。关文清到达旧金山时，行装未卸，便有一青年慕名来旅店求见，这青年就是该埠的华侨领袖、旧金山中华会馆的董事兼司库赵俊尧的儿子赵树燊。赵树燊醉心于电影，其父曾认股3000美元，让他在当时旧金山的一个华人制片商摄制的影片《王宝钏》中出任摄影的布景助手，该片最后在美国赔了个精光。但赵树燊的电影梦并未就此破灭，请求关文清协助他，在电影事业有所作为。关文清觉得他是个有志于电影事业的青年，又学得一点摄影和布景的技术，是个“天送来”的助手，便答应协助他，并请他首先协助自己搞好这次抗战宣传。由于得到赵树燊的帮助，租场地、租影机、登广告等筹备工作很快办妥，而放映员则由赵树燊担任，减少了一大笔开支。赵树燊要求关文清协助他成立电影公司，两人商量公司用什么名，关文清略作考虑，便提出用“大观声片公司”。因为这件事情，是在旧金山的大观旅馆相识而发起的，旅店老板刘棣华为支持抗战宣传赞助一间房作办事处，不取分文，以此命名亦是对他功绩的纪念。在讨论拍什么片的时候，关文清认为美洲和南洋的华侨，多数是广东人，连同两广及港澳地区喜欢看粤语片的人口有几千万，若能制成第一部粤语片，一定大有发展前途。旅店老板刘棣华也认为新奇的东西一定受欢迎。于是这一制片方案便决定下来。关文清和赵树燊最初商定请粤剧名伶马师曾或薛觉主演，岂料马师曾因离美返港不能相助，而薛觉先也已被香港高升戏院拉了去。于是关文清在旧金山又致力于发现新的粤剧明星，经过一番寻找，他终于发现了适合上镜的年轻粤剧演员新靓就和胡蝶影。新靓就即为后来名震香港影坛的关德兴，他亦是广东开平人，与关文清是同族兄弟，故关文清找他商谈时，当即表示乐意参加工作。胡蝶影不过是普通的粤剧花旦，当时没有名气，由关德兴介绍，也愿意无条件合作。主角既定，便研究组织和编写剧本。关文清还向赵树燊出谋，组织公司应由小到大，资本暂定一万元，分作一百股，每股一百美元。公司采取劳资合作办法，所有重要职员和主角，皆将薪酬来做股份，因有切身关系，可以鼓励他们努力工作，杜绝浪费，待拍了第一部片，如有成绩，然后扩大为有限公司。好莱坞初期的制片公司，均是这样起家的。同时关文清认为因没有聘到马师曾等粤剧名角，就不宜拍舞台戏，因为舞台戏须靠名角的首本戏才有号召力，不如改拍伦理文艺片，加插一幕戏中戏和几支曲，比较合粤语观众口味。于是，大观声片公司的第一部粤语有声影片《歌侣情潮》（1933）在关文清的苦心经营下诞生。该片由关德兴、胡蝶影领衔主演，效果甚佳，更合旅美华侨口味，关德兴、胡蝶影一举成为电影界的红星。“大观”的第一部影片打响后，关文清即向罗明佑和赵树燊两人建议，由“联华”投资将“大观”迁至香港，在港建立一个类似好莱坞式的电影城，大规模制作粤语片，这个宏大的设想立即得到了罗、赵二人的支持。罗明佑建议以“海外联华”的名义向美国华侨招股，购买设备，实现关文清的宏大设想。随后，关文清、赵俊尧和刘棣华等人在美国为“海外联华”招募到3万多美元的股本，并花去2万多元购买了一部电影录音机。为了试机，关文清特别在美国拍摄了粤剧舞台纪录片《三娘教子》，录音效果也令人满意。与此同时，罗明佑在香港租来的位于九龙钻石山的“陈七花园”，准备用作“海外联华”的片场，并把“联华”影星黎灼灼由沪调港，以“海外联华”的名义拍摄默片《破浪》（1934）,并将影片的一切收入作为“联华”对“海外联华”的投资。赵树燊也在香港利用“联华港厂”的设备，以“海外联华”的名义拍摄了默片《难兄》（1934）和《浪花村》（1934）。正当此时，“联华”内部却因经济原因进行了较大的改组，并决定集中一切力量在上海拍片，不再拓展海外的其他制片业务。筹备之中的“海外联华”因此暂被搁置。当关文清带着电影录音机从美返港时，罗明佑明确告知他和赵树燊：“联华”不再投资“海外联华”。赵树燊认为罗明佑违反了“海外联华”的招股宪章，对他十分不满。关文清和赵树燊以及“海外联华”其他股东商议后，决定不再组建“海外联华”，但仍将美国“大观”迁至香港，以大观影片公司的名义直接在香港设厂拍摄粤语片。1935年，赵树燊在美国的大观影片公司总部移师香港，改组成为香港大观声片有限公司。关文清则成为“香港大观”的主创力量。虽然宏大的电影理想并未现实，但“香港大观”时期的关文清依然抱着强烈的爱国热情。1934年，罗明佑与关文清被当时的民国政府派遣赴欧美日考察电影事业。关文清与罗明佑到日本考察时，目睹他们“城市、工厂烟突如林，横滨、神户等港湾战舰云集”的工业发展现状，这令他“忆起迫签廿一条款、淞沪战争和沈阳事变……我想，日人得寸进尺，侵略必无止境。古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虽然是个无权无勇的艺员，亦应本着自己所能，尽一点国民义务来救国”。电影艺术家的使命感促使他立即着手拍摄一部影片来唤醒同胞。在考虑影片题材时，关文清想起了革命先驱孙中山著的《建国大纲》中有一段关于筑路的话：“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筑路’。便利交通，战时方能急速调兵，平时能运送矿产和各种原料至各处工厂，并疏散出品，以供应各地所需。故必须于最短时间，建成铁路网。这是国家的生命线”。关文清由此想到，日本人如今已向中国伸出魔掌，如再用军舰封锁沿海口岸，水路受阻，抗战将更加困难，如有铁路与各邻国贯通，就可由陆路接受外援。他由是考虑以修筑铁路为主题来拍摄影片。1935年完成考察任务回国后，关文清即动手以“生命线”为题编写剧本。当时号称“华南影院大王”的香港院线商卢根慕关文清之名，向他索求剧本，关文清把《生命线》的剧本给他。卢根和其属下看过后，认为《生命线》的素材太深奥，恐不合粤语观众口味，便叫关文清拍闹剧片《呆佬拜寿》。因为当时出了一部不同类题材的《傻仔洞房》甚为卖座，《呆佬拜寿》就是“食正这条水”，将来必能财源广进。关文清觉得拍摄这类影片对社会没有积极意义，便以导演这类影片非自己所长为理由，托辞推却。随后，他在赵树燊的支持下，邀请名演员吴楚帆、李绮年主演，自兼导演拍摄了《生命线》（1935）。该片拍成后，票房甚佳。之后，关文清继续抗战爱国电影的拍摄，陆续推出了《抵抗》（1936）、《边防血泪》（1937）、《公敌》（1938）抗战三部曲，并参与了经典抗日爱国影片《最后关头》（1938）的拍摄，成为香港抗战爱国电影的主创力量。其中《抵抗》鼓吹唯有抵抗才能救国、唯有抵抗才能求生存；《边防血泪》表现“边防抗战、铲除汉奸、大义灭亲”的主题。他编导的这些影片，贯串爱国的主题，敢于揭露敌人的凶暴和旧社会的阴暗面，以唤起人们的爱国心和对社会进步的要求，而非一味追求票房价值，随波逐流。1940—1941年，台儿庄大捷后，关文清又携纪录片《台儿庄大会战》赴美公演，并亲自登台演出自编自导宣传剧《流亡之父女》及《八古佬从军》。在拍摄抗日爱国影片的同时，关文清在“香港大观”也拍摄了一些讽刺旧式婚姻制度的粤语喜剧。这类喜剧片通过表现旧式封建婚姻制度的荒唐来营造喜剧效果，在幽默中有深刻的讽刺与反思，隐喻出打破顽固家庭、反对旧式婚姻、提倡自由恋爱、保障个人幸福的主题内涵。其中较有影响的讽刺喜剧片当数针砭旧式婚姻、提倡美满姻缘的《摩登新娘》（两集，1935）。在具体的电影美学手段上，关文清积极探索，他和赵树燊为代表的一批导演被称为“洋派”，和同时期以邵醉翁、文逸民为代表的一批被称之为“土派”导演形成了明显的分野。关文清式的“洋派”们以“大观”为制作基地，他们的影片中较多地吸取了一些较新的表现方法，如在影片中加入大量的歌唱，在服装、道具、舞美、摄影等方面力求时尚和更新等，而且在影片主题方面也追求新潮，注重新观念的表现，总体上呈现出了“新”的特色。在此期间，除香港知名导演的头衔外，在香港影人中具有较高声望的关文清也充当着代言人的重要角色，积极为香港影人代言请命。1936年，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中央电影检查会”提出，为统一国语禁止方言电影的拍摄，该会又在1937年初明令从当年7月1日起执行禁止粤语片拍摄的法令，而且凡在香港拍摄的粤语片，禁止进入内地发行。南京政府的“禁拍令”引起了香港粤语电影人的强烈反对，当时正在杭州拍摄西湖外景的关文清，受香港粤语电影工作者的组织“华南电影协会”的委派，和蒋爱民、曹绮文一起前往南京请愿，提出了5条疑问和建议，要求国民政府解除法令。其中前两条更是道出了香港众多粤语影人的内心不平：“⑴粤语与其它各省的方言，是我国几千年历史的结果，并非影片所造成。若无罪被禁，何以服众？⑵按广东全省学校，仍用本地语言授课，大戏依然用粤语词曲演唱。今两者不禁，而只禁电影，于理似不公平。”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无暇顾及“禁拍令”的实施，而且抗战全面爆发后内地资金的电影人才大量南迁，才改变了粤语片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