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

1908年4月7日，生于江苏南汇周浦镇。傅雷幼年丧父，母亲贤淑，极富主见，曾请先生教子认字、授英语与算术。1919年傅雷进镇小学二年级，一学期后转往上海，入南洋中学附属小学。1921年考取教会学校徐汇公学。傅雷原名怒安，十五岁时易名为字，另取名为雷。1924年，被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录取读高中，其间，他积极参加“五卅”爱国斗争和反军阀学潮，在《北新周刊》《小说世界》发表《梦中》《回忆的一幕》两篇小说。1926年秋，傅雷考入上海持志大学。翌年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局动荡。他欲安心读书，决定出国留学。母亲为其变卖田产，筹措资金。1927年12月30日，傅雷告别亲友，乘坐法国邮轮“盎特菜蓬号”起程赴法。1928年2月3日，抵马赛，次日至巴黎。他持严济慈信，经郑振铎介绍进法国西部的贝底埃补习法语。同年秋考入巴黎大学文学院，主修文艺理论。课余去卢浮美术史学校和梭旁恩艺术讲座旁听，观赏法国艺术馆、博物馆的美术名作。1929年暑假，由曾觉之安排，傅雷前往瑞士菜芒湖畔圣扬乔尔夫木屋，与孙伏园、孙福熙兄弟及刘海粟、刘抗、陈人浩等艺术家同游。他无意中看见房东旧历书上的《圣扬乔尔夫的传说》，爱不释手，便开始试译，且刊登在1930年的《华胥社文艺论集》中，这是傅雷首次发表译作。随后，又试译泰纳的《艺术哲学》、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1930年1月，傅雷依据对印象派画作的观摩和学习美术史、美术理论的心得，撰写出他的第一篇美术评论文章《塞尚》，于《东方杂志》上登载。是年春，随刘海粟出席比利时独立百周年纪念博览会，鉴赏布鲁塞尔美术馆法兰德斯画派代表人物卢本斯及其弟子的绘画作品。次年5月，又和刘海粟等艺术界友人来到意大利，参观罗马教堂的文艺复兴运动代表画家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的原作。此间，他将赴法海上经历《法行通信》十二篇及留法感想三篇，寄往上海《贡献》旬刊陆续刊载。1931年8月中旬，傅雷与刘海粟一起乘“香楠沙号”轮船归国1931年9月傅雷返抵祖国，担任刘海粟为校长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办公室主任，兼授西方美术史、法语。应中华书局邀请负责出版《世界名画集》，编选《刘海粟》专辑，特作论于卷首。1932年，与表妹朱梅馥结婚。同年参加庞薰琹等组织的“决澜社”，发表社签名宣言，与倪贻德合编《艺术旬刊》，主持庞薰琹个人画展。授课外，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翻译外国文学及撰写艺术理论文章之中。其完成的唯一一部学术论著《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从1932年10月至1933年2月，在《艺术旬刊》上连载。1933年自费出版第一部译作要列甫・苏卜的《夏洛外传》。9月，因母亲离世，傅雷遂辞去美专职务，选择译书为业。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他曾短期出任《时事汇报》周刊编辑、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编审科科长，考察龙门石窟。1937年抗战爆发后，翻译了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性》《服尔德传》，罗素的《幸福之路》等，并重译《贝多芬传》，撰写长篇评介论文《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1943年11月，参与筹办美专同事、国画大师黄宾虹首次个人画展《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1945年随着抗战胜利，国内形势日趋紧张。傅雷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发表十余篇关于时局、民主、教育、文艺等内容的政论杂文；为《周报》《民主》《文汇报》等撰写数篇类似文章，这是他第一次迈出书斋，突破文艺范畴，直面社会和人生，以鲜明立场支持民主运动。1945年12月，同马叙伦、王绍鏊等发起组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旨在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1948年，受英国文化协会委托，傅雷翻译牛顿的《英国绘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8月他翻译的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面世。1949年6月，傅雷携眷前往香港，长子傅聪独留昆明读书。不久回京转沪，钻进书斋继续他的翻译事业。20世纪50年代前期，傅雷重译《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并新译出版巴尔扎克的《贝姨》《邦斯舅舅》等作品，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伏尔泰的《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及一些短篇文学作品。1954年，傅雷之子傅聪留学波兰，《傅雷家书》出自这一时期傅雷与其子的书信来往中。1957年3月，傅雷应邀出席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尔后在《文汇报》上相继发表文章，提出改进党群关系的意见。随即，鸣放整风转入“反右”。1958年他被扣上“右派”帽子。1959年10月1日，在周恩来、陈毅关怀下，傅雷给波兰毕业、远在英国的儿子傅聪写去中断联系两年后的第一封家书。1961年9月，有关部门摘掉傅雷”右派“帽子，此后的四五年他一直深居简出。这期间他翻译了巴尔扎克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幻灭》，再次修改《高老头》，正式翻译泰纳的《艺术哲学》。1966年8月底，文化大革命初期，傅雷遭到红卫兵抄家，受到连续四天三夜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被搜出所谓“反党罪证”。1966年9月3日上午，女佣周菊娣发现傅雷夫妇已在江苏路284路5号住所“疾风迅雨楼”自杀身亡，傅雷与夫人朱梅馥双双自缢。傅雷夫妇死后，他们的骨灰先被一个叫做江小燕的女子冒死救下，装进骨灰盒葬在永安公墓。后来江小燕被造反派查到了，但是造反派不知道骨灰盒葬在哪里，傅雷夫妇的骨灰才幸免于难。但因为没人祭扫和交管理费，永安公墓的人打算清理掉他们的骨灰盒，一个管骨灰盒的工作人员，当时已经听说那是傅雷夫妇的骨灰盒，于是偷偷拿走藏在了青浦乡下的一个公墓里，据说藏在了一个工作人员的床下面。直到1979年平反的时候，傅家亲属急于寻找傅雷夫妇的骨灰盒，询问了永安公墓的人员后，成功找到了这个管骨灰盒的工作人员，在他的陪同之下，最终领走了骨灰盒。1979年4月，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傅雷朱梅馥追悼会，柯灵致悼词，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文化大革命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骨灰移葬上海革命烈士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