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梅

邓友梅出生于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家庭，他父亲那辈儿共有哥儿五个，竟饿死了哥俩，还卖了一个。其父后来逃荒辗转到天津落脚，邓友梅就出生在天津的海河边。邓友梅12岁那年，由于父亲失业，举家回到山东，邓友梅于是参加了当地的八路军渤海军区交通站，传情报，送给养，当向导，多次受到部队首长的夸奖。此后，又参加了陈毅同志领导的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相继在鲁中军区的敌工科当通讯员、文工团当演员。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到著名的鲁南八师去做火线文艺工作，曾亲身经历了许多著名的战役，如洛阳战役、开封战役，直到百万雄师过大江，占领南京。邓友梅经常参加夜行军，一走就是60多公里，并在前线写出了一篇篇激动人心的好文章。他的散文《文工团员在淮海前线》因为写出了人民解放军的英雄气魄，发表在《文艺报》上，显示出他作家的天赋和灵气。身为主编的丁玲在文章发表时，还特意为这个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少年书生写了二百多字的按语。 新中国成立前夕，邓友梅奉命调到新华社海军分社当了一阵子见习记者。不久，又奉调进京在老舍和赵树理等文坛大师耳提面命的教导和热心的提携下度过了“充满了生机与喜悦”的几年。他深入生活，到北京市建筑公司挂职当上了建筑队长和党支部书记，与工人同志一起和泥、垒砖、运料、绑钢筋。与此同时，他来自生活的又一批作品也相继问世，其代表作《沂州道上》还荣获了1956年《鸭绿江》杂志“处女地一等奖”；紧接着又写出了爱情小说《在悬崖上》。这部小说出版后很快被北京两家影视机构看中希望搬上银幕，连大明星赵丹也跑到北京来与他亲自洽谈改编电影剧本的事情。后来，邓友梅又陆续写出了《烟壶》《画儿韩》《那五》等力作，成为红极一时的“京味作家”。邓友梅的作品生活气息浓郁，或许这正得益于他一波三折、传奇式的人生历程。邓友梅十三四岁的时候，曾为了躲避日伪军的搜索，回到天津流浪谋生。当时，挣扎在饥饿边缘的邓友梅见到招工头并没有多想，就报了名。一天晚上，他被装进一辆闷罐火车，一直拉到青岛。然后不由分说，又把他们强行押上了一条装运矾土矿石的轮船。邓友梅到了日本的山口县德山曹达工厂，才知道自己当了劳工。劳工的日子可想而知，除了在高强度的劳动中受尽了打骂和侮辱，手脚一慢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累得晕倒在地，监工就往身上泼冷水，稍有反抗，立即刑罚；而且，每天只有两个与菜叶混合在一起的馒头。事实上，邓友梅在登上从中国押往日本的货船上开始，就已经生活在死亡线上了，几乎每天都看到自己的同胞被蹂躏致死。邓友梅在当时那批劳工中是年龄最小的一个，能够活着回国，真可谓九死一生。后来，由于美国对日本的轰炸，邓友梅终于被遣返回国。虎口逃生后，他满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找到了部队，参加了陈毅同志领导的新四军，投入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前线和建设新中国的行列中。 然而，1957年反“右”一开始，邓友梅就被打成了“右派”。直到1962年，他才被调到东北的鞍山“归队”，当了一名不许创作的创作员。可没过几年，“文革”风暴席卷而来，邓友梅自然难逃厄运，他又从“右派”升级成了“黑帮黑线上的黑干将”，并被转送到盘锦地区去开垦荒山。1976年初，工厂的人事部门给他办理了“退休”手续，时年45岁的邓友梅方才回到了北京。 不久，“四人帮”垮台，祖国天晴气爽，邓友梅也时来运转。一位老战友在他家中看到他缅怀老军长陈毅同志的一篇文章，立即要拿去发表。就这样，标志着他人生转折的一篇文章《我们的军长》发表在《上海文艺》上，并获得了全国优秀小说一等奖。从此，《话说陶然亭》《烟壶》等一篇篇小说像一朵朵奇葩，给祖国的春天增添了艳丽的色采。邓友梅年近半百时仍孤身一人，因此重新组建家庭就成了他每天都要应付的话题。然而，22年的“右派”生活，让他觉得家庭是个最重的精神负担。邓友梅说，自1953年结婚后，他在政治上和生活上给妻子的只是沉重的压力，是一个“右派”家属的大帽子。在他月薪只有七块钱的时候，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又怎么能对妻子和女儿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呢？妻子为了养活女儿向他提出离婚，他又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呢？更何况，妻子在客观的压力下离开他的家之前，为他的父母拆洗了所有的棉被棉褥，棉袄棉裤，购置了可供几年穿用的衬衣。对此，邓友梅一直非常感激和愧疚。所以离婚以后，他感到的只是一种解脱，都说“无官一身轻”，邓友梅体会最深的却是“无家一身轻”。所以，不知有多少红娘费尽口舌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确实，婚姻是一种缘分。当韩舞燕站在他面前的时候，她那爽快的谈吐，善良的美德和大度的胸怀使邓友梅顿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明相照，同类相招”之情，决意“云从龙，风从虎，归凤求凰”。很快他俩便组织起共同的“港湾”。新婚后，每当邓友梅写完一部小说，韩舞燕都会是小说的第一读者，因为邓先生渴望听到韩夫人、他作品的第一读者的第一感觉。 就在邓友梅写《烟壶》即将完稿的时候，他们家的“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韩夫人拿出了许多做妻子都用过的“撒手锏”，回了娘家。生了两天气，第三天，邓先生打来电话，若无其事似地说：“你回来吃饭吗？”“我当然回去吃饭。”见邓先生主动开口，韩夫人正中下怀，心满意足地“凯旋”了。一进门，邓先生说：“饭和汤都烧好了，你炒菜吧，我再写几行。”“好吧。”韩夫人一进门就忙活起来。炒菜是“高科技”，决定着这个家庭属于哪一方菜系和水平的高低，邓友梅只做“二师傅”该做的下手活，这掌勺的大权就交给了夫人，让夫人在关键的时候“露两手”，也是邓先生对夫人的尊重。当然，邓先生像所有饱经忧患的男子汉一样，对吃饭、穿衣从不挑剔，对夫人拿手的“粤菜”更是无话可说。 那天吃饭时，韩夫人才发现邓先生的气色不大好，一摸额头，烫手，她的心发颤了。她看了邓先生一眼，很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说：“你感冒很重，早一点休息吧。”而邓先生平心静气地说：“哎，你就等我写完了再吵也好吗。”一连几天，邓先生高烧不退，又不去医院治疗，嫌费事，就靠吃安眠药、感冒药这么熬着。当《烟壶》完稿时，韩夫人看完最后一行“在连日高烧中写完”时，再看看邓先生瘦了一圈的虚弱身体，她难过极了，自责地说：“我真心疼了。我不是个好妻子，说起来很惭愧，为了写这篇《烟壶》他曾经到河北省的衡水，住到内画高手王习三的工厂里，与王习三促膝谈心几昼夜。北京的八月，他开始动笔，气温高达38摄氏度，他又特别怕热，每天早上4点多钟起床就开始写作，汗水顺着脖子滴在书桌上，一连两个月不停地写，他的胳膊、脖子和大腿上都长满痱子，可是他的情绪都投入到《烟壶》中去了。我是做记者的，深知写作最怕有人扰乱我的思路。而我这时跟他吵架，真对不起他。”通过这件“家庭琐事”，读者不难看出，他们像普通家庭一样，不能免俗，也会吵架。不过邓友梅从不得理不让人，韩夫人也不会斤斤计较，除了一时的激动，更多的则是互谅互让。对邓友梅夫人韩舞燕的认识缘于一件事。有一次我因事到他们家中，一位少妇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也进了门。韩夫人和她的女儿小燕立即迎上前去，抱过孩子。韩夫人嘴里叫着“晶晶，晶晶，快叫姥姥看看。”接着又问少妇：“梅梅，你妈妈好吗？她这次可高兴了吧，有了小外孙，她就不会寂寞了。”然后，她又转过头来对我说：“你看，我也做姥姥了。”原来，梅梅就是邓友梅与前妻的女儿。对此，韩夫人曾经给我解释说：“我们没怨没仇的，为什么还要制造人为的烦恼呢？”夫人的豁达自然是邓先生最惬意的事情，他得意地告诉我说：“一次，我太太的单位组织到东陵旅游，她提出带晶晶一起去。不料，晶晶的学校有活动，她就改为第二批。报名以后，因为晶晶学校又有事情，我太太也就没去成，她对这外孙女那是真上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