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甘地

英迪拉·甘地的英雄形象一直深入民心，但同时她的性格也和父亲一样不太喜欢与人接触。这多数是因为她童年的动荡生活影响，虽然她对她的父亲和家族充满自豪，但她却难以发展出一个普通人应有的社交生活。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左右，她曾经和一个纽约记者多洛菲·诺文通过通信而相熟，但由于政治立场问题而中断了联络。所以除了政坛盟友外，她没有私下的知己。她的孩子们都在英国念书，不过都没有取得学位。英迪拉的个性比较特别。有人说她是个非常孤僻的人，说这位夫人是“冷酷”的；但对某些人而言，她似乎又很腼腆，会在他们面前局促不安；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她又显得傲慢与冷淡。在外交场合，据会晤过她的人说，除了斯文的微笑和频频点头以外，她没有过多的应酬话。谈话时，很注意听对方讲，而她则很少开口。英迪拉对家中的仆人和秘书人员，尤其对那些为尼赫鲁家服务的仆人非常和气，她同那些为她工作的人保持着同事关系，而不拘泥于礼节。她有着广泛阅读的兴趣，几乎可以涉猎国内外大多数杂志。她能阅读法文、德文报刊，对诗歌和电影以及有关环境问题的书籍也颇感兴趣。英迪拉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了比较有规律的生活习惯。英迪拉最疼爱她的小儿子桑贾伊。不少史学家认为桑贾伊利用了她对自己感情上的依赖。可能因为桑贾伊有其父亲费罗兹的影子，而且英迪拉觉得桑贾伊因为父亲之死而不满她，英迪拉所以竭力去取悦他。当时拉吉夫已经长大亦没有政治束缚，故此甘地的母爱几乎都倾注于年少的桑贾伊身上。结果却演变成后来英迪拉对桑贾伊政治上的过分支持，而背弃了民主，腐败以及滥用权力。拉吉夫曾说他永远不会原谅弟弟对母亲1977年大选失利之后的所作所为。关于英迪拉·甘地与费罗兹·甘地的相遇，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费罗兹年轻时参加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经常参加一些游行活动，在一次游行过程中，他正好碰到英迪拉的母亲卡玛拉晕倒，就将其护送回家，由此结识了英迪拉。费罗兹对英迪拉是一见钟情，随即展开了热烈的追求。但是当时，追求英迪拉的优秀青年很多，其中，英迪拉最欣赏的是一位叫法兰克·奥博多尔夫的德国教师，她并没有看上这位中等身材、其貌不扬的费罗兹。两人最终走到一起，主要是因为卡玛拉的病。卡玛拉患了肺结核，病情恶化，转到瑞士疗养。费罗兹当时在英国念书，经常前往瑞士探望卡玛拉，照顾得无微不至。卡玛拉去世后，是费罗兹陪伴英迪拉度过了最悲伤的时刻。母亲的离世，父亲的繁忙，让英迪拉更加珍惜费罗兹的陪伴。最终，英迪拉选择了这个出生于于一个普通的海军军官家庭的拜火教徒为配偶。她说服了父亲，不顾社会上的非议，嫁给了费罗兹。英迪拉和费罗兹在经历了曲折与非议之后，最终走向了婚姻的殿堂，然而，二人婚后的生活并不如意。结婚后，费罗兹依靠尼赫鲁的关系，获得了在国大党内一些临时的工作机会，但这并不能为他们带来稳定、丰厚的收入，夫妻二人还时不时接受尼赫鲁的经济支持。不久，他们的长子拉吉夫来到人世，此时两人生活渐渐步入正轨，费罗兹工作上遇到很多问题，生活上经常传出与其他女人的暧昧传闻。英迪拉对此十分生气，她回到父亲那里生活。费罗兹不但没有反省自己的行为，反而对一位穆斯林妇女动了真情，甚至向英迪拉提出离婚的要求。英迪拉本人不愿意离婚，尼赫鲁也认为应该尽可能地维护婚姻。尼赫鲁出面干预，结束了这次离婚风波。婚姻虽然维持下来，但是费罗兹和英迪拉之间的感情已经出现了难于修复的裂痕。此时，英迪拉决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照顾尼赫鲁的生活和事业，她长期居住在德里，费罗兹继续在勒克瑙生活，长期分居让两人的关系更加冷漠。随着英迪拉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照顾父亲与政治事务中时，费罗兹也开始在政界活跃起来。在1952年，费罗兹当选北方邦的议员。当选议员后，他大胆批判权威，揭发了一些国家保险业的丑闻，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反政府贪污的战士形象。这一事件亦令到财政大臣、亦是尼赫鲁的助手下台。这种行事风格为他迎来了很多支持者。后来，他更是支持喀拉拉邦的共产党上台执政，而英迪拉却奉父命，携带大笔资金来到喀拉拉邦，运用收买分化等手段将共产党政权颠覆下去。当英迪拉担任国大党主席之职时，费罗兹甚至在政治上挑战和敌对她，两人的婚姻关系再次敲响警钟。直到1957年印度大选后不久，费罗兹因为不规律的生活节奏以及吸烟酗酒的习惯，患上了心脏病，英迪拉回归家庭，花更多地心思照顾费罗兹。这一事件戏剧性地挽救了夫妇二人濒临破裂的婚姻。英迪拉悉心照料患病的丈夫，令她和费罗兹以及孩子们之间的关系拉近了。但好景不长，1960年9月8日她正在国外陪伴父亲出国访问之际，费罗兹终于因病过世。在以后的岁月里，英迪拉从来没有承认自己的婚姻是不成功的，但她的眼睛里从此总有一股淡淡的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