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父辈

《我和我的父辈》四个故事，四种风格，以家写国，家国同构，电影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时间坐标中，铺展开父辈的奋斗画卷。电影为观众推开了时光的旋转门，父辈，不再是模糊的“背影”，而是如山伟岸、如水温柔的群像。该片的逻辑主线不再仅仅是时空的历史闪回或空间的地理分区，而是在人物情感逻辑中，找到了充满诗意与浪漫的中国式表达。那是亲情中的互相信任与彼此成就，也是代际间的价值认同与精神传承，是人民的国家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接续奋斗（《人民日报》评）。《我和我的父辈》汲取前两部的创作经验，在思想主题的表现上又有新的探索。探索主要体现在题材方面，作品从战争的烽火岁月一下子跳跃到当下的普通生活，又跳跃到2050年的科幻世界，观众的思维随着导演的大胆创新跨越时空。从审美的角度分析，这是具有强烈思想性的。该片由四个故事汇集而成——《乘风》、《诗》、《鸭先知》、《少年行》。这部作品以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为历史坐标。从题材看是散的，但是形散而神聚。创作者从不同的历史视角出发，以家庭关系观察父辈人生这一特殊视角，讲述各个阶层群体为祖国利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奋斗历程，从而反映时代变迁下中华民族精神、家国情怀的生生不息、传承弘扬。该片之所以受到观众的好评，其根本原因在于导演遵循电影艺术的创作规律。无论《乘风》中的乘风父子，还是《诗》中的一家人，抑或是《鸭先知》中的那个痴迷创新的父亲，或者是《少年行》中的“临时”父子，这些都是普通人，都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代表。为它一下子拉近了艺术与老百姓的距离，让人看后有一种亲切感。文艺作品的成功不在于表现的题材和人物的大与小，而在于有没有写出真情实感。《乘风》中的父子，《诗》中的一家四口都是普通人，这些人物都生活在我们周围，都是我们身边的“这一个”。但正是因为有了千百万个这样具有家国情怀的普通人，国家才在发展中不断强大起来（文艺评论家、解放军报文化部原主任陈先义评）。《我和我的父辈》中的几位父亲和母亲，生动地阐释了中国文化语境和新中国历史情境中“父辈”的丰富含义。该片聚焦于小人物，选择一个小的切入口，关注不同时代里最为朴素，又最为真挚的情感关系，展现普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经历的苦痛、挣扎、迷茫、欢欣，从而与观众产生真切的情感共鸣，并由点带面地折射时代风貌，彰显时代精神。影片的第一个故事《乘风》，表现的是父亲马仁兴视点中的儿子，这与后面三个故事从儿子的角度来看待父辈很不一样。这种视点的安排透露了影片特定的主题表达策略，即正因为有无数像马仁兴这样的父辈所诠释的大爱与大义，才有新中国的成立，才有中国日新月异的社会进步与科技发展，如此，后面三个故事中的儿子，才有机会去感念、敬佩他们的父亲。从四个故事的核心戏剧冲突来看，《乘风》中马仁兴遭遇的两难抉择，一边是他极为疼惜和自豪的儿子，一边是52名乡亲的安危，其中还有一名待孕的烈士遗孀大春子。身为八路军骑兵团的团长，马仁兴舍小爱而取大义。影片将乘风的牺牲与大春子在船上分娩的场景进行了平行剪辑，通过对比蒙太奇的方式，突出了“死亡——新生”的隐喻含义，以确证乘风牺牲的意义。三年后，马仁兴遇到那位烈士的遗孤，问孩子叫什么名字时，大春子说叫“乘风”。那一刻，马仁兴百感交集，又倍感欣慰。《诗》中，父亲施儒宏与母亲郁凯迎是新中国火箭研制基地的一员，他们在科技攻关过程中，以国家利益为重，舍弃了个人和小家的利益。这对父母是新中国建设征程中一代人的缩影，他们伟岸的身躯与宽广的胸怀，熔铸成共和国的脊梁与精神丰碑，激励着子辈心存感怀，奋勇前行。这两个故事中，“父辈”作为军人和科技工作者的身份有着特定含义，影片不仅用高光展现这些“父辈”从事的伟大事业，也将他们还原为普通的父亲、母亲，为影片注入深厚的人情味。当他们面对儿女的淘气、任性、叛逆时，也会气急败坏，恨铁不成钢，但又会温情呵护，细心开导；他们看到子女受了委屈，承受伤痛时，也会真情流露，泣不成声，又强忍悲伤，背负责任继续战斗。这些超越时代的共通性情境，书写了父辈对子女最深情的呵护与期望。但是，身处艰苦的岁月，这两代父辈终究不能做普通的父母，他们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国家的强大，必须压制对子女深深的愧疚，投身于伟大的事业，为无数的子辈创造一个安稳而富足的成长环境。影片前两个故事的基调极为悲壮沉郁，后两个故事的情绪氛围与叙事风格却显得轻松活泼，幽默风趣。这使影片的四个故事之间存在内容与风格上的断裂与不和谐感。或许，影片隐含的主题逻辑是：正因为《乘风》中的父辈缔造了一个新中国，《诗》中的父辈奠定了新中国独立、强大的基石，中国才能在改革开放中逐步走向繁荣富强，在探索与追求中攀登科技高峰，使下一代有机会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有资格活得飞扬而轻盈。但整体而言，影片的后两个故事过于追求喜剧效果，在核心冲突的处理和主题表达上存在飘忽不定的特点。《鸭先知》为了完成叙事，影片采用“机械降神”的方式，让电视台台长主动要求播出广告，救赵平洋于水火。这样的操作并没有解决故事的核心冲突，导致情节节奏失衡，叙事逻辑不扎实。第四个故事《少年行》津津乐道于穿越、机器人的特异功能等更为前卫的元素，看起来具有科幻片的类型特点，也符合21世纪的中国正在变得时尚智能的现实。但是，影片将“父辈”的身份放置在一个机器人身上，使人物之间的互动很难有深层的突破，与前三个故事的叙事氛围也有本质性的差异。而且，《少年行》类似于一出小品表演，沉醉于语言的俏皮、动作的滑稽、夸张的表演，却无视故事主题单薄而散漫。影片将情节焦点放在邢一浩如何在家长会上为小小争面子上，多少显得有点肤浅。虽然邢一浩后来告诉小小，任何实验和创新都要经历多次失败，才有可能成功，但是，这些内容主要是靠台词完成的，并没有通过生活细节或感人场面打动观众。邢一浩这次穿越之旅，没有在精神或情感层面对小小施加更为深刻的影响。显然，影片使用这种拼盘式的电影结构方式，有利有弊。四个故事独立成章，为观众提供了不同的观影体验，并感受不同时代的风情与人心，还能起到“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的效果。但是，四个故事的风格不统一，情感基调差别太大，观众难以形成连贯的情绪感受和思想认识。更何况，后面两个故事沉醉于滑稽和幽默，对于核心戏剧冲突的处理漫不经心或者失去焦点。该片仍然是深挚感人的，它以悲壮或诙谐的方式，塑造了几位温暖宽厚，又闪烁着人格光辉的父辈形象，他们连缀在一起，讴歌了新中国一代代先辈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以自己的智慧和汗水，通过代代传承与接力的方式，带领中国从苦难深重的飘摇破碎之中，一步步点亮辉映星河的璀璨灯火。这是新中国不断创造新辉煌的精神源泉，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文学博士龚金平评）。《我和我的父辈》的整体呈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影片的四个单元都紧密围绕代际叙事，试图以家国同构的方式重塑与延续社会记忆，寻求民族国家的想象共同体的建构。相比于“我和我的”系列的前两部作品，该片将故事进一步缩减至四个，从而使得每一单元的叙事空间更加充沛。这些单元分别聚焦于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初期与从未来穿越回到新时代的四个不同历史时期，以四个普通的家庭故事勾连起新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其中，《乘风》的悲壮传奇，《诗》的柔软诗情，《鸭先知》的日常谐趣，《少年行》的癫狂闹剧，可谓各具特色。徐峥执导的《鸭先知》是整部影片中故事与人物完成度较高的篇章，展现出较为纯熟的喜剧技巧。初执导筒的章子怡则以女性独有的视角与口吻，贡献了整部影片中最为细腻动人的段落。《乘风》相对而言中规中矩，《少年行》则多少有些乏善可陈。尽管不同篇章的水准参差不齐，但它们均从家庭关系尤其是父子关系入手，去展现代际之间的碰撞。在文艺创作中，父辈往事、代际冲突总是言说不尽的议题。对于子一代而言，父辈是传统、历史与秩序的代言人，是影响的焦虑，是被仰望也被反抗的对象。《乘风》中，面对身为冀中骑兵团团长的父亲马仁兴，少年马乘风时常流露出执拗、反叛的一面，父子二人经常不欢而散；《诗》中，兄妹俩对于父母神秘的职业充满好奇，并因为父亲的殉职而同母亲爆发强烈冲突；《鸭先知》中，由于父亲各种倒买倒卖、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作为，儿子冬冬在学校饱受同学们的取笑；《少年行》中，热爱科技的小小始终活在无父的阴影中，难以理解父亲为梦想而付出的牺牲。当然，该片的重点不在于描画代际冲突或差异，而在于呈现代际间的情感弥合、价值认同与精神传承。例如，在《乘风》中，这种代际弥合依赖的是保家卫国、同仇敌忾的革命信仰。少年乘风的生命虽戛然而止，但另一个乘风却同时降生，革命的火炬传递不息。而在所有段落中，《诗》显得尤为不同。它没有空喊口号或故作抒情，而是以浪漫又日常的笔触诗化了航天人的奉献精神。创作者以火箭为笔、燃料为墨，以天幕作纸张，将父辈们的生命之舞化为残酷又壮丽的诗句。片中设置了父母给儿女写诗以弥合代际隔阂的情节，“生命是用来燃烧的东西/死亡是验证生命的东西/宇宙是让死亡渺小的东西”等诗句生动诉说了父辈们的志业，诉说了对于生命与死亡的深刻认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局限。它让人感觉到，那一代人将自己的青春、血汗甚至生命无畏地抛洒在荒漠旷野、深邃苍穹，既是时代的召唤，也是个体的抱负。而影片正是以这种心灵剖白而非概念说教的方式，令片中的儿女与片外的我们感受到春风化雨般的情感与精神濡染（文艺学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李宁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