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进军：解放大西北

解放大西北震撼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194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开始谈判，但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致使谈判破裂。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遂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率领王震第一兵团、许光达第二兵团、周士弟第十八兵团、杨得志第十九兵团向盘踞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胡宗南部及马步芳、马鸿逵部发起追歼。彭大将军指挥果断，一野将士作战勇猛，经“扶眉战役”、“兰州战役”，消灭了敌人主力。至1950年3月，除新疆的陶峙岳将军、包尔汉省主席和平起义外，一野共歼灭敌军30万人，解放了西北全境。 《大进军——解放大西北》表现的就是这一气势恢弘、战绩显赫的军事行动。席卷大西南1949年9月，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下，国民党政府退至最后一个据点重庆。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朱德约请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研究部署、制定了“大迂回、大包围，断其后路，再打之”的解放大西南的战略实施方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二野主力及四野一部，以隐蔽的动作，从敌人意料不到的湘鄂黔川地域突然挺进，对敌人围而歼之。 刘、邓乘火车南下，在徐州火车站邂逅一位铁路专家，邓小平主动热诚地与他商讨如何尽快建设成渝铁路问题。解放西南的战役尚未打响，邓小平已在考虑未来的建设问题了。 刘、邓冒雨悄然人川途中，邓小平果断恰当地处理了“逃兵事件”，提升有头脑的炊事班长王铁汉为连指导员，给大家上了一堂“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生动的思想教育课。 当我军声东击西实施大包围时，蒋介石错误地断定“川东地形险恶，易守难攻——刘伯承一代名将，绝不会避易就难，舍近求远。” 敌宋希濂部被突然出现于川东的我军主力痛击，十余万人仓皇西逃。王铁汉献计，我军巧渡乌江，俘虏敌十四兵团司令钟彬。接着又突破了敌人护卫重庆的最后一道防线白马山。毛泽东来电建议“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队到重庆聚歼之”，刘伯承经过缜密思考，认为在重庆聚歼敌人会失去最佳时机，应尽快解放重庆，减少敌人对重庆的破坏，并致电中央阐述了这一决定。我军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了山城重庆。 在周恩来副主席的关切下，在刘、邓、贺的精心安排下，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邓锡侯、潘文华、云南省主席卢汉先后起义。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于12月10日逃往台湾。 胡宗南命第五军团李文为最高指挥，自己却乘飞机逃离成都。敌阵营大乱，几位兵团司令纷纷倒戈。我军狠狠打击了攻崃战役中顽抗的李文，迫使李文投诚，成都宣告解放。刘、邓命部队原路返回，贺龙率部下进驻成都。 1950年4月，西南战役结束了，邓小平深情送别即将去南京担任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南线大追歼1949年4月，朱德总司令、毛泽东主席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第四野战军及第二野战军一部根据毛泽东“远距离、大规模、迂回包围”的战略方针，以“宜将胜勇追穷寇”的大无畏气概，对盘踞在湖南、两广等地的以白崇禧桂系军阀为主的国民党军队发起了全面大追歼。我军兵分三路南下，第一路由十二兵团居中，直逼长沙；第二路由二野四兵团、四野十五兵团及两广纵队居右，主打湘赣战役；第三路由十三兵团居左，发起鄂西战役。其时正值盛夏雨季，高温酷暑加上长途跋涉引起的中暑虚脱、极度疲劳和水土不服、疾病肆虐对部队造成很大威胁。白崇禧狡诈多变，利用我军先遣队轻敌冒进，布设埋伏，使我军先头部队遭到伏击。按照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我军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三路大军互相配合，防止敌人的南逃和西窜，经“衡宝战役”、“阳江战役”、“广西战役”等一系列大规模作战行动及强有力的政治瓦解工作，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了长沙，并使湖南、广东、广西等中南地区回到人民怀抱。历经八个多月，歼敌三十余万，消灭了国民党最具作战实力的“桂系”军事集团的南线大追歼，是解放军战争史上辉煌的篇章。我军指战员吃大苦、耐大劳、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的精神值得人们永远怀念和崇敬。大战宁沪杭1949年4月，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人民解放军根据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向尚被国民堂当局控制的广大地区发起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矛头所指首先对准了国民堂重兵盘踞的宁（指南京）沪杭地区。影片在展现这一恢弘壮阔、气垫磅礴的历史画 的同时也充分展示了中国社会重大变革的历史时刻，重要事件、得要矛盾的发生，演变和重要人物即历史事件的决策者、指挥者、参与者以及“活的历史”——当事人的各种不同心态及情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