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新

周大新

（作家、小说家）

中文名：周大新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区：河南邓州
出生日期：1952年
毕业院校：西安解放军政治学院
职业：军人作家
代表作品：《湖光山色》、《走出盆地》、《第二十幕》、《21大厦》等
详细介绍：周大新（1952－），当代作家，河南邓州人。中共党员。1985年毕业于西安解放军政治学院。1970年......>>>查看周大新详细资料

周大新创作风格

概况

周大新是近段时间崛起于文坛的南阳籍省外作家，他的创作多以养育自己的那方水土-豫西南阳盆地为背景，以故乡历史、现实中所发生的一件件、一桩桩悲喜混杂的故事作为艺术审视的中心，并将自己对逃离土地一代人的观念、精神、情感的理性反思融入小说的情节叙述、人物塑造、象征寓意的构建之中。他的小说，既散发出一种清新与鲜活的泥土味道，又蕴含着悲怆酸楚般的苦涩与沉重，读后常给人一种欲哭无泪、欲笑无声的审美感受。

理性透视

从严格意义上讲，改革不仅仅是政治、经济体制的变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物质效益的改观，更重要的是人的价值观念、民族心态的调整与更新，如果不对我们民族传统中落后、保守、僵化的观念进行彻底的剔除与清洗，没有整个民族观念意识的现代化，那么任何意义上的改革都将举步维艰，甚至与我们的改革初衷相去甚远。周大新许多以改革为时代大背景的作品，通过主人公奋斗、追求、失败的艰难历程，对我们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念、文化心态进行重新思考与重估。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物质财富匮乏，人们要维持生存，必须“损有余以奉不足”，实行均贫富，因此，“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观念和吃大锅饭的心态便逐渐积淀为一种群体的文化心态，一种集体无意识。在改革伊始，这种观念、心态非但不能让大家尽快走上富裕之路，反而成为影响改革进程的惰性力量，《小盆地》中苜儿对“我”的改革创意无动于衷，温家泉村人们对山才的革新措施厉声斥责，其实最根本的原因皆源于他们一代代地固守着祖先“均温”的祖训，“有温共享”的观念已深入到每一个人的骨髓与血液之中。虽然叙述者在文本中始终并未对“祖训”持或是或非的价值判断，但我们从山才奋斗追求的失败中不难感悟到，“盆地人”观念中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心理定势已经成了他们走出盆地、改变现状、走致富自新之路的精神重负。?小说借玉器行祖孙二代之间的对立冲突，形象地暗示我们，一个行业，一个民族，继承传统是需要的，但开拓和创新永远是希望所在，任何压抑人的创造力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都将为人们所唾弃。经济变革促使农村中一部分人率先致富，代之而来的是农村两极分化现象的出现。作家在生活中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一些在旧中国受地主欺负的农民，采取地主欺负他们的办法来欺负今日的还没有富起来的乡邻” ( 周大新：《漫说故事》，《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 。针对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的非同步性，作者怀着一个艺术家的良知和忧患对此进行抨击，并把自己的思索写进小说《老辙》中，作品中的主人公费丙成原是旧社会他母亲当年去给地主家帮佣时遭地主凌辱所生的“野种”，为此他精神上倍受伤害和摧残。然而改革开放之后，他凭自己的聪明和智慧成为当地的首富，从此他逐渐变得恃财无恐，为所欲为，乘人之危买下了冯青太的临街营业房，又用卑劣的手段迫使貌美的姚盛芳委身于己，并要那女人偷偷地为他生一个“野种”。历史在发展进程中又表现出惊人相似的一幕，经济的变革，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较大的改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道德文明素质也会随之提高。由此，作者再—次形象地提出了塑造国民健康的精神人格、清除旧社会积淀在人们头脑中的精神污秽等这一十分重要的课题。当然，周大新的小说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改革文学，然而，他对传统农业社会中人的价值观念、文化心态、思维定势的整体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农村变革尤其是人的精神人格重塑的艰巨性、复杂性的认识和理解，这便是周大新这类作品的价值所在。如果说在《小盆地》、《武家祠堂》、《玉器行》、《老辙》等作品中作家对束缚逃离土地一代人的传统观念、思维定势、文化心态进行了形象的剖析和哲理的反思的话，那么他在《香魂女》、《蝴蝶镇纪事》、《屠户》、《银饰》等小说中则给我们描绘了—个又—个美丽的爱情神话。这些作品几乎篇篇必写爱情，且男主人公在事业追求、开拓进取的过程中必然会赢得异性的青睐，这些女性温柔多情、善解人意，融人性美、人情美与人格美于一体。她们与异性或青梅竹马、或—见钟情、或以扭曲的形态艰难地体验着爱情的甘甜。令人遗憾的是周大新笔下的爱情故事最终都是以悲剧性的结尾而告终，如果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话，那么周大新小说中的爱情悲歌则是在激起读者对美的毁灭的哀婉痛心情感的同时，又从现实、历史的角度探索了造成悲剧的远因近源，展示其本身所容纳的诸多审美意蕴及男女主人公独特的爱情追求和情感素质。? 《香魂女》是周大新众多爱情小说中知名度较高的一篇，这固然有其被搬上银幕获得成功所带来的轰动效应，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作品本身的思想深度和人物独特的个性魅力。小说用一种近乎纪实的笔法描述了郜家两代妇女不幸的婚姻和命运悲剧。婚姻对于郜二嫂、环环来说，不仅仅是夫妻间没有感情的结合，而且是一种因贫困伴随而来的屈辱、仇恨，一种精神与肉体的沉重创伤乃至人格的扭曲，作者由对郜二嫂婆媳爱情悲剧的叙写走向对造成女性情感、生命不幸的男权文化进行反思：在父权社会中，女性地位低下，她们既可作为商品来交换，又可作为工具被使来唤去。父母把她作为商品换取了维持自己温饱的钱财，而丈夫则视其为满足性欲和生儿育女的工具，由此看来，女性的真正解放除了经济地位的提高之外，还取决于对“男尊女卑”等观念的重新解构和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如果说《香魂女》中的郜二嫂、环环的婚姻不幸更多的是由经济贫困所致，她们都是为了自己亲人的生存别无选择地牺牲了自己的青春、爱情乃至终生的幸福，那么在《蝴蝶镇纪事》、《向上的台阶》等作品中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则更多地来自极“左”路线的摧残和唯心主义血统论的影响。豆荚和姁姁都是天真、纯洁、柔美的妙龄少女。她们抱着对理想爱情的向往投入情人的怀抱，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她们在真挚的爱情中还多少掺杂着一种受宠若惊的心态，在感情上，她们一往情深，以身相许，不计回报。然而命运偏偏与她们开玩笑，阶级地位非但不能帮助她们走向光明的人生之路，甚至还因此被无情地剥夺了爱的权利。尽管她们情感中没有丝毫的杂质邪念，爱得坦率、诚挚，但当情人一旦因为爱她们而失去政治前途、株连家族成员时，她们还是让理智战胜了个人的私情。正是因为她们爱得真诚，所以才不忍心对方作如此大的牺牲，于是别无选择地独饮这杯爱情的苦酒。姁姁在告别情人之后开始了另—次艰难的人生选择，豆荚则怀着身孕嫁给粗人，孩子问世后以死殉情。相对而讲，她们所爱之人远非像她们自己那样单纯、无私，他们常常在情与理之间顾虑重重，骨子里的功利观念导致他们辜负了情人的期待；这里男女主人公不同的抉择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爱情对男女双方的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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