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鸣

上世纪80 年代至英国求学，后在国内外从事电视和电影导演工作。现居上海，一心绘画。文|杨圣捷 图|周康一我非常喜欢古典音乐。在这张照片里，我的穿着比较讲究，是我在出席最敬重的音乐家或者音乐团体音乐会时的打扮。尽管在夏天，裤子还得是毛料的，很薄，这是在地中海国家居住时养成的习惯，因为那边的好天气是中午特别热，早晚就转凉了。上装我一直选择Dunhill的，这是在欧洲买的欧式款，我总觉得穿西服还得穿意大利做的，那些亚洲国家生产的西服会有一些改良，显不出原汁原味。皮鞋方面，我的选择永远是英国生产的，这是我在香港购买的Church牌，纯手工缝制。去到剧场，得配上我平时不太佩戴的水晶袖扣。这样打扮自己，是对所有人的尊重，也很衬自己的型。从小，我看在眼里的就是这样干净整洁的，北京的四合院以前和花园洋房里对仪表形态的要求是差不多的，我记得当时花草是有水分的，衣服都是叠得整整齐齐的，大人们说起话来也是非常有教养的。潮流是后天的事，经典的还得从骨子里头培养起来。以前年纪小，也经历过反叛时期，但长大了，工作了，接触社会了，还是找回原本的自我，我觉得我就应该这样。衣服还是以购买成衣为主，偶尔会去裁缝店定制，要定制就得去最好的地方做，不然为什么不在商场里随便挑呢。以前在伦敦的一条裁缝街上做的西服太好了，都是希腊的裁缝，做工讲究到位，很合我意，价格么，怎么也得2000英镑了。这点，我在上海都没法感受到，上次在银河宾馆附近的一家裁缝店定制，还是香港的裁缝，最后还是不满意，他不认真听取顾客对细节的小意见。在英国留学期间，我来到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听音乐会，一般是通过阅读报纸了解信息，然后打电话给报馆，那时候还有为读者预定门票的业务，演出开场前，来到音乐厅售票处领取门票。至于票价，全凭个人爱好，自己特别喜欢的，就会买最好的门票。我喜欢马勒的音乐，他的几部交响曲我是可以倒背如流的，还没有机会现场听《第四交响曲》，我太喜欢这部作品了，画画的时候也要听着这些，让我思绪飘游在世界各地，我甚至对我儿子说，在我的葬礼上，一定要播放这部作品的第二乐章。如果有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乐团演奏这首作品，我会买最昂贵的门票，但我是随遇而安的，不会痴痴地特地飞到哪里哪里去满足小欲望，倒是去日本看樱花盛开，会这样的。我对音乐会现场的环境很注重，好的环境不让人印象深刻，倒是记得个不好的例子，发生在北京。1979年，傅聪先生的独奏音乐会在民族文化宫举行，我买了门票进去看，他那个手一抬起，台下咳嗽声便开始伴奏了，傅聪那时的孤傲气焰还很盛，听到一些咳嗽声，这抬起来的手便又放下。反复几次，搞得我心里乱糟糟的。后来，我就对自己讲，再也不去北京听了。好的回忆不是没有，而是太多。我又回到伦敦去寻找一家肠子店，这家店开在阿尔伯特音乐厅附近，卖各式各样的香肠和啤酒，记得年轻时，音乐会门票已经占去我零花钱的一大半了，那吃就得价廉物美了，每次我听完音乐会，都会去到这家店饱餐一顿，这顿饭是最美的了，这时候领带也松开了，袖子也挽开了，开吃。芝加哥交响乐团巡回到上海演出，我和这些音乐家有的早就认识，他们可是华裔在国外的骄傲啊，结束后我们来到位于延安路上的鹭鹭酒家，这可是我最常去的音乐会后的饭店了，这里是宣泄奔放的地儿。说到与音乐会有关的喝酒问题，也是一个学问。我在上海大剧院的一场音乐会中场休息时，点上一杯香槟，100元人民币，似乎有些离谱，基本上没有什么华人去掏这个钱。但老外们却大都会去消费，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习俗，像在一些寒冷的欧洲国家，一场歌剧或芭蕾舞剧期间，会有许多个间歇，方便人们交流的同时，更是促进消费。不过在伦敦同样的场合，怎么说也得10英镑吧，但人家挣得基数就普遍比我们多呢。年轻时，我不会在音乐厅喝酒，挺贵的，但我会随身带个银色小酒壶，里边装满单一麦威士忌，揣在兜里，演出开始前把这些干掉，这时候就可以找到最舒服的坐姿，也很容易和着音乐飘飘然。飘飘然的时候不仅在音乐厅，平时我在作画时，也是不能没有音乐的。可以说，音乐给我的创作带来无限的遐想源泉，我在听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的时候，就联想起一个场景，随即描绘下来，这幅作品在北京新保利大厦展出后，又被拿到美国去展览，反响很不错。我儿子也开始听音乐会了，跟我去听了一场马勒的《第一交响曲》，不过我不去刻意教他，他平时在我画室里偶尔听到两句，觉得好听，等有机会现场演出了，他就跟着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