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

女性主义张洁是新时期以来第一个获得两次茅盾文学奖的女作家，被认为是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的旗手。她用小说反映女性生存的艰难，走在探讨女性婚姻问题的第一线。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到《方舟》再到《祖母绿》都在探讨女性婚姻问题。张洁小说从质疑无爱婚姻到提及女性离婚话题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当时女性离婚被认为是非常不耻的现象。小说谈及离婚在当时社会都会引起激烈的讨论。张洁在婚姻法修改前就提出了对婚姻制度的质疑。张洁此时期的作品是真正扎根现实，紧随或者说超前时代而反映现实问题，赢得关注，这是她当时受欢迎的原因。张洁这类反映现实妇女婚姻的作品期望解决妇女同胞依赖、柔弱的性格，企图改变她们的择偶观，使她们“追求自己的独立价值、合理协调家庭与事业的矛盾。现实主义在张洁所勾勒的历史景观中，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现实被描述为一个中间过程，一个此岸向彼岸的涉渡，一个湮没到浮现、死亡到再生之间的期待。其间涉渡者同时将是拯救者，他们的痛苦正是时代与社会的痛苦。对于“为什么一切都是那么别扭"的回答是，“因为这是一个既非资本主义，又非共产主义的时代”，“所谓乍暖还寒，上不上，下不下”，“一切都在两可之间过渡着，又何必把自己的痛苦看得比整个社会的痛苦还重呢？！这不是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过错，这是蝉蜕时的痛苦。”（《沉重的翅膀》）然而，尽管在张洁的作品中，涉渡、蝉蜕、作茧自缚，是她的主人公必需、也只能去经历的唯一现实。张洁是一个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家，她异常敏感、细腻的情感始终朝向社会与“现实”，书写个人的、女性的故事。神秘主义张洁有关神秘主义的书写，集中体现在她创作的后阶段，以《无字》《知在》《灵魂是用来流浪的》《一生太长了》等作品最具代表性。张洁中后期的创作是与神秘主义思潮悠然心会的。她专注于文学中对神秘文化的思考与阐释，注重神秘世界的表现，对于神秘美有着执着的追求。张洁的神秘理念和感受，实际上是作家心灵深处的神性与外在因缘碰撞而产生的一些神秘体验。张洁通过文学把直觉、灵感这些生命中可以经验却不可触摸的东西联系起来，既是对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尼采的“超人”说等西方神秘主义思潮的回应，让她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神秘诗性表达添加了自己的一笔。讴歌美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值“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文坛上，伤痕文学占据主导地位，多揭露“文革”对当时人们造成的精神戕害。而深受共和国“红色文化”熏染的张洁，并未像其他作家那样展示“文革”带来的“伤痕”。她率先面对未来，以一种乐观明朗的审美基调开启道德和精神世界的重建工作。正如王景丹所说：“当大多数作家更多地在反省过去时，张洁则更多的展望未来；当大多数作家更多地清算历史的丑恶时，张洁则更多地讴歌理想的美好；当大多数作家更多地批判社会现实时，张洁则更多地发掘人们心灵的美好。”自1978年开始创作《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到1986年《他有什么病？》发表之前的一段时期是张洁文学创作生涯的初期阶段。此时的张洁是积极入世的，她与共和国共同成长，自觉地背负着时代的使命，用她的妙笔生下启迪心灵、教化民众的希望之花，教导人们向善，进行一场爱的启蒙和教育。她满怀着对新生活和爱情的希望与幻想，用清新秀丽，美好优雅的文字编织着心中期待已久的理想和希望，并热心于美好心灵的塑造。在她前期作品中高尚的理想主义者典型不在少数，这自然与作者所受时代理想主义的教育影响不无关联。她运用诗化的语言，柔和的语调，宣扬着“人”和“爱”的主题，诉说着一个个具有理想主义情怀和浪漫主义色彩的动人童话，作品善以情动人，对书中“未曾开化”的人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感化教导他们向善，改过自新。揭露丑恶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张洁不断寻找企盼的理想世界遭遇现实的撞击而破碎坍塌，她便收回了迈入理想之门的脚，而以十倍的力量踢回了现实中的丑恶和偏见，并将它们赤裸裸的呈现人前。《他有什么病？》的发表是象征张洁创作风格大幅转变的风向标。在这部作品中作者采取了片段拼接的手法，将看似毫无联系的事件堆放在一起书写，虽然没有连贯的情节，但又一线串珠般将各个荒诞卑污的人间闹剧通过个别人物串联在一起。只为达到不遗余地揭露丑恶的效果。因新婚之夜未“见红”，丁小丽的丈夫便认定她婚前不检，并向法院起诉离婚。最后经过区、市各级医院的检查，证明了丁小丽的处女膜仍旧安然地长在它该长的地方。丁小丽又从小淫妇变成了节妇烈女；丁小丽的父亲丁大爷整日游手好闲，抠丁大婶脚心儿，还扒别人窗户看两口子睡觉；拉排子车看太平间的“喂”与一个疯女人生了疯女儿，又与疯女儿发生性关系并生下不知是该称呼为女儿还是外孙女的婴儿；在公共浴池洗澡的女大学生陈幺妹因顺手拧上近处哗哗淌水轮空的水龙头，就遭受众人的呵斥，抱着“花了六毛钱，还不让人糟蹋个痛快”的心理，水龙头“嗖”的一下又被人们打开了……《他有什么病？》通过对种种丑恶乱象夸张和变形之后的描写，揭露了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弊病，批判了世俗冥顽不化的处女膜崇拜、乱伦、乐于窥探他人隐私、爱贪小便宜等国民心理上的种种痼疾。长篇小说《只有一个太阳》通过以司马南江、团长、副团长等为代表的出国访问团在异域他乡的举止行为，揭露了古老中国“有文化而无文明”的社会现状，批判了以团长为首的一干官员灵魂的空虚丑陋。《红蘑菇》以痛恶鄙视和悲哀怜惜的双重笔墨揭露了貌合神离的家庭内幕。作者一边抽打着道貌岸然、贪婪虚伪的吉尔冬，一边又为女主人公梦白的迁就鸣冤叫屈。通过描写他们夫妻在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矛盾，将身为教授却有着丑陋灵魂的吉尔冬搬上审丑舞台，任他淋漓尽致的出尽丑相。中篇小说《上火》的讽刺批判意味更加严重，通篇没有一个正面人物，作者不但将男性置于审丑滤镜之下，连她一直呵护的女性也被一把抓到滤镜下，暴露女性自身存在的问题，展露饱经世故的人世丑陋相。作品写了一群根本不知“猛犸”为何物的“猛犸研究协会”书记唐炳业、协会主席武建新和秘书长等人为避免“猛犸研究协会”被“耗子研究会”取代而进行的一系列滑稽荒诞的地下会议和活动。其间穿插着对他们各自家庭问题的描写，最后通过“后电脑”技术应用上的失算撕下他们虚伪矫作的面具，使他们出乖露丑、大出洋相。生命探求经历了创作初期的积极入世，转型期的悲观审世，张洁进入了人生的第三个阶段：绝望后对生命的回望，由激愤转为平和。她背向社会，回归生命本体，回归“自我”与艺术本身。晚近创作的小说如《知在》《灵魂是用来流浪的》更是超脱了张洁多年来执着的自叙传式写作，转为对生命本体存在意义的探求。这是继希望、失望、绝望之后对生命的守望。经历了大风大雨，人世曲折的张洁，认清了现实的不可改变性。她开始调整对现实的态度，以达到内心的平衡。此时的她知道了生活的本相，也领悟出人生的真谛，理智不再被具象的苦痛困惑湮没，对现实人生也保持平和审视的态度。此时作品中激烈的言语和与现实对抗的情绪渐渐淡化，显现了一种看透人生本相的豁达，看破俗世红尘的冷静和超越人生苦难的达观。“流浪”是张洁晚年的关键词。她就像背着一柄神剑，孤身游走天下的独行侠，不在乎世人的眼光，不迎合读者的期望，只在乎自身内心真实的感受。作品的关注领域也从社会转入私人，使作品真正成为了自我心灵的投射和思想探索的宣言。在作品中，张洁向世人分享着对生活、对命运的体悟，展现出作家在老年的从容，超脱和大智慧。女性叙事张洁的小说往往表现的是一种“评价性的现实”，在故事的叙述中，时时穿插着叙述者对人物或事件的评价，作者的叙述语言往往戴着有色眼镜，这导致张洁的小说总是对女性充满了同情，全知全能的外聚焦叙述时时与人物内聚焦叙事相重合，形成了由女性叙述的女性文本意味，带有强烈的女性本位感。如在《方舟》的题记中，作者写道：“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这句话不仅是理解小说的题眼，也奠定了叙述的基调。三个女人是不幸的，这种不幸是一开始就已强注定的，小说并没有详细告诉读者这种不幸是如何造成的，而是重点描述她们有多么艰难。心理化叙事张洁的小说总是将人物的回忆和心理过程的揭示与事件的叙述交织在一起，人的心理总是跳跃起伏的，外视角的适当运用自由地实现了在不同人物之间视点的切换，呈现出一种心理现实主义的效果。如在《无字》中，作者便采用了这种内外结合的心理化叙述方式，揭示人物的心理，小说中插入了大量书信、日记，将在不同情景下的人物思绪内化展开，发出了人物自己的声音。同时，小说中全知的叙述者不时对小说中的人物、事件进行评点，将故事推向深入，小说也因之有了“复调小说”的意味，这正是作者所追求的“交响曲”的效果。片段化结构在张洁的小说中，作者很少单独叙述一个人物的故事，往往涉及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事件的分别展开，这些事件或者相互联系，或者各自独立，但它们围绕着共同的主题，形成了张洁小说特有的片断式组合的叙事结构方式。张洁的主要作品，如《方舟》《七巧板》《祖母绿》《他有什么病？》《沉重的翅膀》《只有一个太阳》《.COM》《知在》《灵魂是用来流浪的》《无字》等，都采用了这种结构方式。张洁自觉地采用不同人物故事的对比交织，通过人物之间的命运对比，来表现自己的情感立场，人物之间或者是正反对比，或者是相互映衬，共同完成小说的主题内涵。议论运用张洁小说深受西方小说的影响，体现在作品议论的普遍运用上。张洁的小说中有很多浓墨重彩的长篇议论，以及籍此蕴含混杂的多重声音是西方文学中普遍的情形。议论增加了张洁小说的内容，也延缓了张洁作品故事阅读的快感。张洁的小说不是叙事的小说，也不是描绘的小说，更接近思索的小说，但张洁小说中的哲理并不高深，她更重视的是将读者引向对人生的思考。逃逸故事性，注重渲染作品的氛围，张洁小说从写实滑向写意，从回答问题走向呈现生活的悖论。抒情风格1978—1979年是张洁开始从事写作的初始阶段。此阶段张洁小说呈现出一种抒情风格，张洁以抒情的手法表现她对生活、对爱情的理想情怀。张洁小说的抒情风格体现在：小说语言细腻优美，具有象征性；小说塑造有抒情色彩的理想化人物。张洁小说的抒情风格又呈现出徘徊于政治抒情和个人抒情之间的矛盾性特点。一方面，张洁理想主义式高歌她对新时代的美好感情，歌颂社会主义新人，属于政治抒情范畴。张洁小说的政治抒情是对十七年政治抒情小说的延续，也是对两结合创作原则的延续。另一方面，张洁小说掺杂着“人情味”，她渴望理想爱情，她呼唤真情和人性的回归，她从人道主义出发的这类爱情小说属于个人化抒情范畴。正是张洁小说由政治抒情向个人抒情的转向，导致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引发了学界、社会对爱情婚姻的大讨论。写实风格张洁小说第二阶段是从1980年发表《我不是一个好孩子》起至1986年。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国家做出改革开放的决定，这一决定影响着社会各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社会问题显现，如男女两性对立、改革备受阻力等问题。张洁对理想的期待与渴望在逐渐认清现实的过程中冷却，她不再单纯美好地看待世界，而是更加冷静地看待世界。她的风格不再是清新明快的抒情风格，也不再歌颂祖国、未来，而选择如实反映现实苦恼。此阶段张洁小说作品中体现出沉重的压抑感和种种矛盾，转变为一种写实风格。张洁从坚持以抒情为主的创作方法到以写实为主的创作方法。张洁小说成为改革中反映社会问题的一面镜子，从“歌颂”政治权利话语解放出来，对现实问题有所揭露。关注视点下移，将普通底层民众的生活纳入写作视野。荒诞风格从1986年创作《他有什么病？》开始，张洁小说写作进入不同的阶段。由对婚姻问题和改革问题等现实问题的书写转变为对世界的一种变异书写使小说呈现出荒诞风格。张洁由上一阶段对人物的现实描写转到对社会与人物荒诞描写，探讨消费语境下人的异化问题。小说语言由客观、冰冷到犀利的讽刺、夸张变异。小说写作中充满作者对社会肮脏的现实咒骂，透露出作者不敢苟同于黑暗现实的态度。小说荒诞风格主要体现在张洁小说运用以荒诞为主的表现技巧，更重要的是张洁小说对现实生活荒诞内容的展现。张洁小说所注目的与时代焦点不一致，张洁着重社会细节揭露国民丑态，文坛则盛行更注重技巧先锋、新写实小说。她反叛了自己在文学成年时代那种成熟的严谨，那种寓于常态情绪的人生感慨和忧怨，那种不失正统面目又饶有分寸的社会把握和文学观照。与鲁迅批判式“呐喊”叫醒民众有相似性。面对改革开放后社会所出现的某些低俗化现象，张洁小说并不停留于显露，而是采取反讽式荒诞式再现。按王蒙的话来说就是“她不能实现与生活与自身与形而下的现实主义的和解与认同”。1985年文坛开始转向，曾经一体化的文学体制与政治关系逐渐拉远，市场经济体制导向出版界。人民大众成为审阅作品的主角，消费语境正逐渐产生，但张洁秉持的“文以载道”和五四文人批判传统未曾改变。她的风格在刚刚兴起寻根、先锋和新写实文学的冲击下失色，与文坛主流形成错位。油画创作如果用传统的题材分类，张洁的油画作品可分为风景、静物、动物和人物肖像等。但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地都没有标题，只以时间标注和英文签名，这也正应了她“无字”化的本意。在她的所有作品中，自画像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值得研究和解读。张洁的自画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自画像，而是更接近现当代意义上的自画像。她很少承认或者强调哪一幅是自画像，她更倾向用“肖像画”这个词，而且她尽力淡化肖像的写实性，以及面孔与创作者的近似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