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贝尔

约翰·贝尔John Bell（1691-1780），苏格兰物理学家和旅行家，他的游记使得西方人了解俄国和东方，特别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生于斯特灵郡，曾获大学学位，后获医生执业资格。为了满足像许多苏格兰年轻人看世界那样的强烈愿望，1714年去圣彼得堡，在那里作为医生随同俄国外交使团出使波斯，在以后的4年中任驻中国的外交使团的一员，曾穿越西伯利亚和蒙古，1722年陪同彼得大帝对里海西岸城市杰尔宾特古堡进行了考察，1737年被派出使伊斯坦布尔，随后作为商人留居该地，他在当地娶了一个俄罗斯姑娘为妻，1747年回到苏格兰，他的著作《从俄国彼得堡到亚洲各处游记》出版过许多版本，并被翻译为法文和俄文。这本书以三分之一写到中国，主要集中在以下话题（以出现次数多少排列）：各种娱乐（包括音乐、舞蹈、斗鹌鹑、戏剧、杂技、焰火、打猎等）、康熙帝、礼仪和各种生活习俗、建筑街道城墙及其他城市建设、人民的性格、制造业（瓷器、丝绸、冶金、陶器、印染、漆器等）和中国四大发明、山川地理和植被、中国历史和传说、长城、妇女、军事、宗教、科学和医药等等。两处提到在中国北方刚刚发生的地震，还有孔子、弃婴、小脚及中国的语言文字各提到一次。贝尔在前言里说：“大体说来，我呈给大家的是那些当时似乎值得观察的事物，并没有旅行者经常被认为的那样通过夸张、编造来刻意美化它们。”因此，作者主要用了日记这样平实的文体和叙事，但他还是力争推陈出新，力排大而无当和陈词滥调。如果从贝尔来华的时间（1720－1721）前后来看，“中国热”正席卷欧陆和英伦，英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基本是赞誉和仰慕，此前来中国并留下游记的英国人芒德和丹皮尔的态度也基本如此。但就在中国成为英国的时尚与楷模时，就有一些具有批评怀疑精神的英国文人起来发出相反的声音，其中笛福于1719年出版的《鲁宾逊漂流记》（第二部）中对中国的批判就是突出的例证。再如果从贝尔的这部旅行记的出版时间（1763）来看，此时“中国热”已经消退，关于中国的舆论也发生了转变，对中国的批评已经开始“肆无忌惮”，如较早的乔治·安森的《环球旅行记》就是其中典型。但舆论总是多元的，“众声喧哗”还是不能完全淹没“悄悄细语”，你看，就在这一年，哥德斯密出版了《世界公民》，用中国的文明德政来抨击英国社会的不合理。以上就是贝尔的中国之行及其游记出版时英国关于中国看法的背景。那么，贝尔对中国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17、18世纪英国人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妇女的地位及宗教信仰多持批评态度，贝尔却有自己的看法。他并不同意西方普遍认为的中国军事力量薄弱，经观察后认为中国的火炮质量一点也不比西方差、军队人数众多、队列整齐而且很有纪律性。西方人来中国，一般对中国妇女特别关注，主要是妇女在中国难得一见，而且在他们的观念中妇女的地位可以显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贝尔同样在书中多处描写中国妇女。他也知道中国妇女裹小脚、蓄指甲、主要活动空间在家里，而且还有不少沦为娼妓等；他甚至还亲自碰到这样一件“怪事”，即一位邀请他登门做客的中国绅士，酒足饭饱后竟提出要用自己的妻妾女儿进一步“招待”他这位英国贵宾！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认为中国女士除“容颜娇好”外，还具有“良好品质”，而且相信中国人“对各种地位的妇女的良好待遇值得世人模仿”。在贝尔前面的两位英国旅行者均认为中国的宗教无非是低级的偶像崇拜，但他却认为“这些和尚（或者道士？）并不迷信，这从他们对于庙里的偶像并不顶礼膜拜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还通过研究二手材料指出，中国的宗教其实是多元并存的，祭天祭孔祭祖先、佛教道教天主教犹太教回教甚至无神论者均有，他摆了事实后并不作评论，而且避免以西方人普遍认同的非基督教民族均应得到救赎为看问题的标准。当然，贝尔也不总是与当时英国对中国的普遍看法唱反调，他对中国的科技发展评价同样较低。如关于地震的起因，就认为中国人的解释“太荒唐”；还认为对发烧病人的治疗欠科学，结果会适得其反；但是他对在耶稣会士的指导以及康熙皇帝的大力推动下中国天文学获得的成就非常赞赏。至于西方使团觐见中国皇帝的跪拜叩首礼仪，贝尔同样表达了批评的态度，但口气比起马戛尔尼使团时显然要温和得多了。贝尔在整部游记里对中国评价最高的无疑是康熙帝及其臣民的性格。当然，他也承认中国普通百姓中也有不少“惯于欺诈”及其他一些不良习性，但他马上就躬身自问，“中国人不同样也会发现精于此术的欧洲人吗”，而且认为中国多半是因为要报复欧洲人的欺诈才欺诈的。这些评价就与笛福、安森迥然相异。当然，贝尔不是对中国没有批评，他对中国官方限制他们在北京的自由就表示强烈不满，还对与18世纪衡量道德的重要标志“仁慈”和“善心”背道而驰的“弃婴”给予抨击。像马可·波罗和很多欧洲的旅行者一样，贝尔多次赞扬北京街道的宽而且直，他进入中国北部后对所见的山川一直赞不绝口。他对这些特点的关注，与欧洲的许多城市街道往往以河流走向而弯曲，以教堂或广场反射而方向不正，以及贝尔的故乡苏格兰大多为荒山野岭自然条件恶劣等等有密切关系。游记作者总是对与自己祖国、家乡大相径庭的东西给予特殊关注的。当然，就材料的准确性而言，贝尔的旅行记不是没有缺陷，因为他的正式写作出版与观察时间相距40余年，即使他有当时的日记以及日后的知识作为依据或补充，但毕竟有时会靠不住，譬如他说中国长城建于600年前就与史实相距甚远。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何尝不是一个佐证，即贝尔在游历中国40年后出版的游记确实是他当时的见闻为基础的，而不是严肃的专著（1763年在英国应该很容易查到长城的实际历史），更不是其他人根据二手材料捉刀代笔的。诸如此类的不完美也正说明了可读性是游记作者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其实这也差不多是游记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