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弗莱明

有人指出，弗莱明虽然发现了青霉素，却只发表了两篇论文，而有关青霉素在医学上可能存在的价值，只在其第二篇论文中明确提到过一次，“青霉素或者性质与之类似的化学物质有可能用于脓毒性创伤的治疗”，这就是他对青霉素功用所作出的唯一预言。有人甚至在纪念弗莱明贡献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弗莱明1929年那篇划时代论文中，没有引用，在1928年法国出版，一本专门阐述霉菌和其它细菌，在抑菌观察方面的有关文献的专著，以此说明弗莱明并不真的明白青霉素的价值。而其后，弗莱明即未积极分离纯化青霉素，也未积极推动青霉素的研究，以使它成为一种治疗用的药物（这些事务均是牛津小组——弗洛里和钱恩为主要人员——所作）。甚至没有妥善保存他所发现的青霉菌菌种，而是一位有远见的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的教授Raistrcik将之保存，后来交给牛津研究小组。还有人认为，青霉素之所以能迅速在临床大面积推广使用，得益于残酷的二战以及日本偷袭珍珠港，促使美国加入战局，否则钱恩恐怕很难成功游说美国投入到青霉素的研发中。因为，青霉素的分离纯化极其困难，其水溶液极不稳定，很容易分解失效。而且其粗提物口服情况下对天竺鼠的致死性很高，若按现在的情况看，没有人会认为这个药物值得开发。而弗莱明当初发现的菌株，产量极低。高产量菌株是在美国发现的，而一系列关键性技术和临床研究都是在美国实现的。也有人指责，初期的媒体宣传，完全是弗莱明的个人舞台。而牛津小组所作的诸多实际而艰辛的工作，要么被忽略要么被一笔带过，总之牛津小组被人遗忘了。而没有牛津小组，就算弗莱明要做，也造不出药物来。对此，1999年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中，对1945年同获诺贝尔奖的三个人配发了耐人寻味的说明文字。弗莱明——他对摄影师来者不拒；弗洛里——对新闻界冷如冰霜；钱恩——年轻的生化学家，分析并提纯了青霉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