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訏

林语堂：①在短篇小说家中，鲁迅、沈从文、冯文炳（废名）和徐訏是最好的。②他的诗句铿锵成章，非常自然。吴义勤：徐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曾经红极一时但却又被湮没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的著名作家。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八?年，台湾正中书局出版了《徐訏全集》共十八集，其中小说十集，散文与文论四集，新诗二集，戏剧二集，再加上未收入全集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总计有二千万言，称得上著作等身。徐于一九五零年由上海移居香港。对于中国最广大的作家来说，一九五零年无论如何都是有特殊意义的年头。许多作家既为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欢欣鼓舞，又不能迅速调整自己的创作心理以适应这种变化，因而有时不免手足无措，出现了创作断层现象，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都曾有过这种困惑。相反，徐訏大概由于身处香港，与“十里洋场”旧上海的政治文化环境反差不大，反而在创作上出现了一个持续而稳定的创作高潮。就小说而言，他就有《彼岸》《江湖行》《时与光》《悲惨的世纪》等长篇小说和《盲恋》《痴心井》《炉火》等一批中篇小说，此外还有《鸟语》《结局》《花束》《有后》等许多短篇小说集。一九六一年，香港的上海印书馆出版了徐訏的长篇小说《江湖行》。在此之前，这部小说已在香港的《祖国周刊》等几家大期刊上连载过，受到了读者和评论界的热烈欢迎。司马长风认为:“《江湖行》尤为睥睨文坛，是其野心之作。” ①赵聪也说：“《江湖行》是他来港后的巨构。据说曾构思三年，又经过五年的写作与修改，然后才定稿的，这部《江湖行》应是他的代表作，远远超过以前的《风萧萧》。” ② 陈纪滢则推崇它为“近二十年来的杰作” ① 。萧辉楷称它为“足以反映现代中国全貌的史诗型伟大著作” ② 。而徐本人对《江湖行》亦有偏爱，自称:“我最喜欢《江湖行》。……这部小说虽然缺点很多（原因是搁搁写写，不够统一，连笔触都不一致），但内容结实。” ③ 显然，长达一千多页的《江湖行》不仅是徐 创作生命的高峰，也是对他人生经验的最全面、最深刻的总结。它不仅对于徐訏个体的生命和文学历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还具有更为深远的文学史意义。比较同时大陆当代文学日益狂热的政治化倾向，《江湖行》这样的充满个人性、抒情性和艺术魅力的纯文学作品无疑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特殊馈赠。大致看来，香港时期徐訏的小说题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回忆为主，写大陆上的生活，以《江湖行》为代表;一类是写香港移民的生活，以《女人与事》《结局》为代表。总的来说，徐訏香港时期的创作呈现出的是典型的现代主义特征。但同时，由于徐一直把香港当作一个漂泊地，他的怀乡情结使他对香港的现实也有了特殊的体验，这某种程度上也加强了他小说的现实性。比如他的小说中就有写江湖传统的《传统》;有借对神偷的描写暴露旧中国黑暗的《神偷与大盗》;有表现香港社会拜金主义、“文化沙漠”的《失恋》;有写人心势利、世态炎凉的《舞女》;有写在香港找不到职业，用玩具手枪行劫被捕的《手枪》等等，这些具有“现实主义”特征的小说即使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其现实意义和认识意义也仍然是巨大的。这里尤其应该提到的是作者写于一九六零年前后的收在短篇小说集《小人物的上进》中的一组直接反映大陆社会现实的小说。一般论者由于政治原因皆对其忽略不论，而我认为，公正地说，这些小说自有其特殊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徐向来讲究写作“距离”和“情感过滤”，大陆当时的社会生活对徐来说虽没有时间距离，但有着显而易见的“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站在今天的历史或艺术的高度审视当时大陆的当代文学作品，我们必须承认其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是违背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的，而且还带有极浓的“伪饰”倾向。而徐对当时中国大陆的“大跃进”乃至抗美援朝等重大事件的反映以及大陆人婚姻状况的描写，却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和深刻性。按照评论界的分析，大陆文学对“大跃进”那段历史的认识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中才真正达到公正和客观的。如果我们把徐的《康悌同志的婚姻》与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作一比较，就会有许多有趣的发现。两部小说虽然同样表现政治权力对于爱情婚姻的主宰以及由此而来的人性异化，但写作时间上前者却整整早了二十年。有人称徐訏为一个具有“超前意识”的先锋作家，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另外，写于一九六六年，脱稿于一九七二年的长篇小说《悲惨的世纪》，以寓言的形式描写大陆的“文化大革命”，避开其政治偏见不谈，其最早用文学形式表达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的思想，这无疑也是具有先锋性的。在港台评论界徐訏被视为是一个“世界级”作家，认为“徐訏先生是文坛鬼才，也是全才，小说、新诗、散文、戏剧样样都来，也样样都精。” ① 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坛上，徐訏作为“后期浪漫派”的代表作家，其小说声誉斐然。长篇小说《风萧萧》一九四三年被列为“全国畅销书之首”，“风靡大后方”，有人因而称这一年为“徐訏年” ②。林语堂曾指出，徐 与常被认为是“中国的高尔基”的鲁迅同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杰出作家。虽然林氏对中国新诗一般都无好评，但却赞誉徐訏为惟一的中国新诗人，称其诗“自然而有韵律”，发自内心深处。西方汉学家伯图西奥里（Gillian Bertuccioli）和帕里斯特莱（K·E·Priestly）也有同感，认为徐 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中稳固地居于领先地位。 ③ 司马长风甚至把他与鲁迅和郭沫若相比:“环顾中国文坛，像徐訏这样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的全才作家，可以数得来的仅有鲁迅、郭沫若两人，而鲁迅只写过中篇和短篇小说，从未有长篇小说问世，而诗作也极少，郭沫若也没有长篇小说著作，他的作品除了古代史研究不算，无论诗、散文、小说、戏剧、批评，都无法与徐的作品相比，也许在量的方面不相上下，但在质的方面，则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④虽然这样的评论不见得就很公允，我们也很难完全认同，但它们至少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徐訏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徐这样一位作家却一直以“通俗作家”、“反动作家”或“逆流作家”的名义被排斥在我们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视野和文学史之外，直到八九十年代徐的价值才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通过许多学者的努力，徐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与价值已经形成了许多共识，但是对于徐 的当代意义，以及徐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价值似乎还重视不够。本文对徐 香港时期小说创作现代主义特征的研究就是试图在此领域做初步尝试，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学术界的注意。香港批评家廖文杰（节选自《载道与言志.官方与民间——从搜寻徐訏资料带来的感想,并作徐訏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祭》）：李辉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内对徐訏评价很低，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内完全没提徐訏小说一事。李辉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一书影响性较低，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完全不同了。王璞在徐訏论文中的注释中则以为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内对徐訏不置一词，可能是因为徐当年与石堂两篇论战的文章有关，但她宁可相信这遗漏是圣伯夫式的失手。但其实夏志清原来曾对徐訏与石堂论战一文颇推许，1975年，夏志清曾在《书评书目》上发文说以前看了徐訏两本书，觉得不对口，以后他出的书一本也没看，并说一个作家一开头不能给人新鲜而严肃的感觉，这是他自己不争气，不能怪人。廖文杰说，不过一个文学史家这样也未免有点轻率与偏见吧。在徐訏去世多年后，夏志清又去函给《纯文学》杂志，说因早年在上海读了徐訏的《鬼恋》《吉布赛的诱惑》，不喜欢这种调调，故不考虑把他放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内，连《风萧萧》都未看，对他可能是不公平的。学者吴义勤（节选自《徐訏的遗产——为徐訏诞辰100周年而作》）：徐訏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曾经被严重“误读”的作家之一，在其诞辰100周年之际，重新评价他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是非常必要的。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来看，徐訏的文学价值无疑是不可替代的。他是一个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束缚的作家，是一个能够超越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文学观念的具有恒久性魅力的作家。直到今天，他的小说在港台和海外华人圈中仍然有重大的影响，并有一个持续的、庞大的读者群。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徐訏所建构的融汇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现代性文艺思想体系，自由穿梭于现代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之间的艺术能力，以及“雅俗共赏”的成功实践与艺术经验都无疑是他留给我们的值得珍视的宝贵遗产。在我看来，他留给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大遗产就是真正在艺术实践的意义上解决了困扰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的“雅”“俗”对峙问题，他的小说真正为我们拆除了“雅”、“俗”对峙的樊篱，突破了“雅”、“俗”的壁垒，完成了“大雅”与“大俗”的转化与融合，其“雅俗共赏”的成功经验甚至对我们sa年代以来的那些先锋派作家如何走出困扰中国文学数十年的所谓“曲高和寡”的艺术怪圈也有着有益的启示。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徐訏的意义不仅体现在个人的文学成就上，更体现为他的艺术经验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建构的独特启示.在纷繁混乱的20世纪，我们的作家为历史、现实、政治等等而付出了沉重的文学代价。徐訏的成功为中国作家如何保持艺术上的纯洁性、创作风格的独立性和对于现实的超越性提供了异常宝贵的经验。学者冯芳（节选自《不懈地追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哲理写作群中，徐訏创作具有其它作家难以比拟的长处：一是其哲理的深广度。其作品具有既深且广的哲理价值，甚至其哲学思想已自成体系，鲜有作家可以匹敌。二是其追求现代性达到了极高程度。徐訏写了大量的文章来促进个人主体现代性、社会现代性的发展，这使他走在推动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潮头浪尖上。三是其反思现代性危机的突出能力和“谐和”理想的建构。现代科技理性中存在的“二律背反”带来了现代性危机：个人主体失去精神信仰，陷入价值观危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金钱异化，就业竞争激烈；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为生态严重失衡。早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大哲反思现代性危机之时，徐訏便已在同步思考，他思考的结果是：将科学理性精神与东方宗教哲学并驾齐驱，回归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境界，同时对古代“天人合一”思想进行扬弃，为个人主体性不够突出的中国文化添加了个人主义，形成了个人与集体乃至宇宙“谐和”的存在论思想，徐訏对现代性的反思代表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达到的高度。他在1950年代初提出“谐和论”又过了几年，海德格尔才提出了“天地神人四方游戏学说”。徐訏的“谐和”哲学不仅可以缓解现代社会的危机，还为现代人提供了精神救赎之路。经过文革后又几十年的发展，当今学界才初步达成类似共识，中国才在1990年有了生态美学。时间证明，徐訏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是颇具有前瞻性的，其反思现代性危机的突出能力和“谐和”理想的建构堪称与世界思想界同步。因此，徐訏前期的哲理性写作具有突出的价值：它代表着现代中国最进步力量的自我建设与自我反思，同时他已经作出了建构。晓草（节选自《姚江水哺育的大作家徐訏》）：笔者发现徐訏和他的作品有一个“内冷外热”现象，即了解徐訏作品的海外读者多，内地读者少，宁波的读者更少。研究徐訏和他的作品亦是如此。徐訏研究的“外转内”全因一个学生的偶然发现。约在20世纪90年代初，扬州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生因写毕业论文走进该校图书馆的特藏室，发现一大排《徐訏全集》并放在《鲁迅全集》旁边。“什么样的作家其作品会比鲁迅还多？”强烈的好奇心驱使这位学生从中拿起一本书册来读，这一读不仅让这位学生在特藏室发现了徐訏，而且还让他成为大陆研究徐訏的第一人。因为关注和发现，这位学生完成了毕业论文《徐訏论》，1993年，苏州大学出版了他的专著《漂泊的都市之魂——徐訏论》，这位学生就是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山东省级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吴义勤。之后，包括宁波大学在内的诸多院校纷纷将徐訏和他的作品列为研究对象。因为关注徐訏，笔者从收集的1980年10月16日的《香港时报》中发现：徐訏曾在1972年被香港中国笔会推荐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2007年底，上海市作家协会与上海三联书店共同策划、出版《徐訏文集》，文集已经付梓，在徐訏百年诞辰之际将举行首发式等纪念活动。据上海市作家协会臧建民先生介绍，《徐訏文集》将成为上海市作家协会策划的“海上文库”第一套入库作品。1927年，徐訏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4年后获得学士学位，又在同校研修两年心理学。在北大读书时，他发表了诗作，当时学校的一杨姓教授读了他的诗作，评论：徐志摩的诗，其感情流于轻浮，而徐訏的诗感情比较凝重。我们从这一评论或许很难说出有多少价值，但这对于徐訏，一个刚刚在文学殿堂外徘徊的文学青年，是何等的重要！10年后，徐訏发表了第一篇中篇小说《鬼恋》，这是徐訏留法时期的作品。一举成名之后，又连续发表了《荒谬的英法海峡》《吉布赛的诱惑》和《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等系列化的中篇传奇小说，从而确立了徐訏在小说界的地位。徐訏的小说大都冷峭孤僻，让人读来真有毛耸发立的感觉，人们便戏称他为“文坛鬼才”。“鬼”字不太好听，可“鬼才”则是褒词，而且也是对徐訏小说的形象描述。1943年，他的代表作《风萧萧》连载后，“重庆江轮上，几乎人手一纸”，再现“洛阳纸贵”。《风萧萧》迷住了当时海内外的华人，这一年堪称为“徐訏年”。而且以后两年间，此书连出五版，成为一代人的爱国启蒙书籍。在现代文学史上，“五四”时代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处于双峰并峙的状态，但到了上世纪20年代末，前者即开始呈现衰退的趋势。20年以后，徐訏再次举起浪漫主义大旗，《风萧萧》等一大批小说重振浪漫主义的雄风，同时小说中揉进了现代主义的成分。这样，徐訏的很多作品既充满浪漫、唯美色彩，又具有现代主义的深刻性，为此，仿效他的作家很多，最有名的是无名氏，以致当时文坛产生了一个新的文学流派，有人称之为“后期浪漫派”。显而易见，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史上，徐訏具有里程碑的作用，这是徐訏对现代文学的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