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克朗凯特

克朗凯特可以在196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满腔愤怒地报道芝加哥警察殴打反战示威者的消息，也可以兴高采烈地报道人类登月的消息。他不仅会滔滔不绝雄辩“媒体的自由”，而且还强调“人民有知道他们的政府在以他们的名义做些什么的重要权力”。为了证明他的意思，克朗凯特选取《华盛顿邮报》关于“水门事件”一案的报道，制作了分两个部分播放的新闻，在1972年秋的“晚间新闻”栏目中播出，此时距离大选只有一个月。恼羞成怒的白宫威胁要取消CBS的执照以作惩罚，但CBS坚持了他的报道，并且目睹了尼克松在随后两年的自毁行为。克朗凯特怀着平静而赞赏的心情报道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启动总统弹劾程序的消息，他还报道了尼克松悲痛地宣布辞职的消息。他的报道里没有幸灾乐祸的情绪，也没有冷冰冰的感情。他非常职业地从事他的工作，他从未怀疑过只有这样才能为公众服务。据说，从来没有克朗凯特无法采访到的人。1977年，他设法使新当选的埃及总统萨达特同意接受一次专访。克朗凯特在自传中描述了那个在尼罗河岸边度过的炎热下午：“那天下午很热，但采访进行得不温不火。萨达特单调地陈述着他的愿望和为埃及未来设计的各项计划，而我则挣扎着使自己保持清醒。突然，他让我为之一震。我确信听到他说他准备前往耶路撒冷。是的，他向我确认，他要去耶路撒冷。”萨达特是第一个做出追求和平姿态的中东领导人。克朗凯特随即架设起开罗和耶路撒冷之间的电话通讯，并与萨达特同机飞往以色列参加他与以色列总理贝京的历史性会晤。1981年克朗凯特辞职时，观众们难以置信，或者说不愿相信这是真的。《新共和国》杂志的一个评论员写道，这就“像把乔治·华盛顿的头像从一美元的钞票上撤下来”。在他的最后一次播报中，克朗凯特向他的观众保证，他们将逐渐越来越少见到他，但他绝不会销声匿迹。但是，克朗凯特在电视上露面的时间越来越少。尽管他离开了荧屏，但他却没有沉寂下来。他关心禁毒行动，批评90年代初期，针对毒品的战争只是成功地把年轻人投进了监狱。他重视全球变暖的危机，呼吁全世界都应该支持京都协定，不管代价多高。他批评战争，他说战争中不仅仅杀死一个人是不道德的，“甚至就连国防开支都是不道德的。花那么多钱……去建造更多精良的杀人系统就不是文明的考虑。”他认为“9·11”恐怖袭击之后，针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复仇欲望一方面可以理解，但另一方面也很危险。不经意间，美国已经在中东的冲突中陷入泥沼数十年。他总是为公民了解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权利和责任呼号。他为读者，同时也为记者坚守着一种单纯的道德准则。记者关心的不是权力的自高自大。克朗凯特的职业生涯证明了一点：一个优秀的记者只有一件事要做——讲述真相。克朗凯特在电视这个媒介还很稚嫩易变的时候为电视新闻设定了标准。他忠诚地执行着这些标准，而他大量的观众又忠诚于他。导演西德尼·鲁梅特说：“对我而言，他是在一个最容易堕落的行业里最不同流合污的人。”这就是克朗凯特期望的一切，而他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