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健君

创业篇派格太合拓荒民营传媒之路头一回走进鹏润大厦写字楼15层派格太合的人准会大吃一惊：前厅的会客椅是一个个凹进去的球体；走道是闪着蓝光的太空隧道；房间里更奇特，喵喵叫的机器猫、摇头摆尾的机器鱼，还有一会翻跟头的机器人儿。提起孙健君和派格太合，普通人可能并不熟悉，但是如果提起《环球影视》、《东方夜谭》、《共和国风云录》，知道的人就不在少数。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影视节目，正是出自孙健君的派格太合。飞马初腾鹏润大厦那个具有超时代感的办公室正是孙健君亲力亲为设计的。“我们老总可是个艺术家。”派格太合的员工很喜欢这么介绍孙健君。确实，跟一般膀大腰圆的商贾之人不同，坐在记者面前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长发披肩，衣着考究,说话时表情丰富，喜欢做出各种手势的气质型男士。“派格就是希腊神话中的飞马,日行千里,马蹄过处,荒野出清泉,诗人饮后,豪情勃发、文思泉涌！这就是我对公司的期望！”可能是基于艺术家的双重身份，孙健君总是一边慷慨激昂地发表观点，一边敏锐地注视着对方的眼睛。他说，这匹飞马的腾飞史也正是中国民营传媒公司发展历程的缩影。1994年回国后，孙健君抱着一腔做电影的热情与北京电影制片厂合作创立了派格公司。但是，公司成立之初就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因为当时的国家政策有很多限制，电影的很多领域根本不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所以派格的电影业务开展不了。这就直接导致原本计划引进的一千万美金，实际到位只有220万。基于这种现状，孙健君只好将派格的业务方向转向做电视节目。《环球影视》便是公司的第一个作品。“那个时候，还几乎没有民营公司参与电视节目制作。”孙健君回忆，“电视台也从没想到一个外面的公司还能做电视节目。我记得把想法跟北京电视台沟通以后，台领导说听说你们公司挺有钱的，你把钱拿来，做节目的事你别管了。我说不是，我们想自己做。”初试啼音第一期《环球影视》的样带一共拍了两集，一期90分钟，两期共花费50多万。在1992、1993年的时候，用50多万做电视节目简直是天文数字。当电视台台长看见场面宏大、制作精良、信息丰富的样带，连连惊叹“还有这样做电视节目的，简直像拍电影”。就这样，《环球影视》得以顺利在电视台播出，一时间受到观众的极大欢迎，最高收视率竟然达到17%-19%。孙健君和他的派格也因此风光无限，因为收视率遥遥领先，大批优质广告客户如惠普、联想、人头马纷纷找上门来要求合作。“那个时候我们牛到这个程度，根本不需要广告公司帮我们经营，就是一个退休老太太接电话，接不过来时，看人家态度不好就把电话挂了。别人的广告是打折，我们是加价；别人打七八折，我们是加收20%。”想起当年的盛况，孙健君禁不住得意地大笑。孙健君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环球影视》的上马应该算是中国电视制作行业初次开放的一个小口。之后，光线传媒之类的民营传媒纷纷入市，派格也陆续制作发行了《娱乐任我行》《春华秋实》《东方夜谭》等名牌电视栏目，节目覆盖全国200多家电视台，日产量达到6个半小时。同时，派格还在5年时间里，分别在美国好莱坞、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英国千禧宫、希腊雅典卫城及南非曼德拉国家剧院成功举办了《为中国喝彩》大型对外演出，并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给民营文化公司的第一张A级演出执照。平台之困2001年，中国媒体产业政策正式开放。2002年，孙健君完成了对美国投资方股权的回购，成为派格影视的实际控制人。同年，孙健君以派格影视的资产入股，太合集团以现金注入，成立了派格太合公司。“我的能量跟底座是个倒三角。我一年可以生产上千小时的电视节目，可以经营十亿以上的广告，但电视台给的空间太小。”基于这个考虑，孙健君决定和CETV－1合作，将其整体打造为自身的平台。这便需要一个强壮的有金融背景和融资能力的股东进入以帮助派格解决资金来源问题。于是，作为较有实力的兼营金融和地产的公司，太合成为了派格的合作者。2004年，民营资本进入传媒产业的门槛被降到了最低。派格太合也在这一年与CETV－1签署了为期3年、总金额约2亿元人民币的合作协议。协议包括对CETV－1骨干节目制作、频道整体包装、市场推广、节目的整体编排、频道广告政策制订、频道广告运营的各个环节。这也成为国内民营公司全面参与电视频道经营的首例。但是，孙健君在这条道路上的尝试以搁浅告终。尽管当时他期望这个大手笔能够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完成民间公司和国家电视台全方位的合作。但他低估了整合一个国有频道的难度，由于传媒业政策尚未明朗的约束，不但导致派格太合在此次投资中损失了4000万元，还牵扯了公司很大精力。半年后，孙健君停止了冒进，并把原来的18个栏目减至12个。“这个教训告诉我们，目前的市场环境仍不成熟，我们以电视节目制作为核心的公司主营业务会受到国家政策的约束，必须寻找其他利润增长点。”多元营销此后，孙健君为派格太合重新制定了战略：稳固以节目制作为主的主营业务，发展多层次营销。“我们的业务有两种，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天上是电视，地上是地面活动。我们的策略是减少对天上的依赖，增加对地面的拓展，寻求天地之间的所有通道，包括网络、航空、公交、手机、无线这些多媒体平台。”孙健君这样解释派格太合的发展发向。按照这个目标，派格太合在文化创意的各个领域频频现身：将著名舞蹈家杨丽萍的《云南印象》推广到全球市场，仅在美国的票房收入达1000多万；受南宁市政府委托，为其组织策划大型歌舞节目《刘三姐》；出品了热门电影《爱情呼叫转移》，衍生了两本书、三张碟、十几个大型活动，并与爱国者公司合作开发了一款手表。“《爱情呼叫转移》的票房收益并不高，才1700万元左右。但它累计的广告投入和置换回来的广告将近7000万。”孙健君说，以内容为核心，周边产品可以在12种介质中衍射，包括电视、广播、电影、音像、书、刊、报、航空媒体、地铁、公交媒体等。这些看起来是在宣传电影，其实都是在挣钱。尝到甜头的孙健君再次出品了电影《命运呼叫转移》及其大量衍生产品。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孙健君已经把这个民营电视公司运作成为资金上亿，每年承办20多个大型活动的传媒巨头。他和他的公司正在向互动娱乐多媒体的整合营销之路执著前行。成长篇南艺学生每个角色都很出色孙健君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颇具艺术感。他的名头是影视传媒业老板，听起来风光又有知识含量，但辛劳未必少于房地产商或金融大鳄。孙健君宽大的办公室带有一室一厨，据说那就是他的常居之处。孙健君的人生曾经扮演过很多角色，从大提琴手、学生、摄影师到商人，每一个角色都很出色。事实上，孙健君在逆境时对成功的执著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出国留学，从没学过英语的他跑到公园给老外当导游；初到国外，为了生计他曾到饭店洗碗、送外卖，但考试成绩门门是A……南艺学生想出国1957年，孙健君出生在江苏南通，他从七八岁就开始学习小提琴，因为那时艺术院校可以直接从高中招生，年仅15岁的孙健君高中还没读完，就提前考入了南京艺术学院。19岁大学毕业后，他曾被分配到前线歌舞团当大提琴手，后来又调回南艺当老师。随着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热潮，中国兴起了出国热。内心中充满不安分的孙健君也渴望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是，对当时的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走出国门的唯一方式就是申请留学。于是，孙健君毅然决定放弃稳定的大学老师职位，积极准备考试。为此，从没学过英语的他在两年的时间里，每个周末都跑到中山陵之类的旅游景点，主动跟老外搭讪，毛遂自荐为他们当导游。“就是因为帮老外当翻译，我连托福都没考就通过了申请。”说起这个小故事，孙健君很是得意。当时，他接待了一个美国的高级代表团，在陪同的三天里，孙健君的口语能力让代表团的团长大为折服，并帮他向美国的大学写了推荐信。信中写道：“我没有想到在中国能听到这么好的英语，他在美国用英语学习音乐应该没有任何问题。”这位团长正是美国音乐协会的主席。得益于自身的实力和权威人士的推荐，孙健君一举申请到了美国7所大学的奖学金。但是，他最终选择了名气不大的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原因很简单，这所大学给的奖学金最多，不仅有一般的奖学金，还提供了助教金和助研金。彼岸之初曾失望“一路上换了4次飞机，一个比一个小。”直到20年后，孙健君依然清楚地记得当年那个热血青年在漫长旅途中踏出的第一步，朝着梦想不间断。1986年，一架当时还比较先进的三叉戟飞机载着满脑子幻想的孙健君飞向了大洋彼岸。抵达洛杉矶之后需要转机，孙健君换乘了一架中型飞机继续飞往凤凰城，这架飞机能坐八九十人。到了凤凰城后仍然要换机去新墨西哥州首府，孙健君只好又换了架能坐四十多个人的小飞机。但是还没完，最终又倒了一架仅容得下七八个人的“迷你”飞机才到达了目的地。“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到了彼岸没彼岸》，没去过的地方总幻想得特别好，真正到了之后就觉得很失望。”到达目的地后，孙健君没有看到想象中的高楼大厦，而是沙漠和荒野。“工作人员把我的行李从袖珍飞机上扔了下来，用一辆平板车推到候机大厅，那个大厅其实是一座平房。”随后，孙健君的导师开车接他去学校。“开了二十多分钟也看不到一栋房子，当时觉得那就是乡下，是农村，心里可失落了。”但是，小镇上的一块牌子给了初到异国的他稍许温暖，这块牌子上写着：“这个小镇有十几万人，只有一到两个人脾气偶尔不太好，其他都是好人。”求学之旅殊不易当时的中国对外汇有严格的管制，月工资70元的孙健君超额带出国的全部盘缠是40美元。但是，到美国的第三周，孙健君就顺利地通过了助教的英语资格考试，开始给美国人上课，拿到助教金和助研金，维持在美国的日常生活。此外，孙健君还在业余时间打工，以挣到寒暑假的费用。“那时候，我傍晚把打工的衣服洗干净，晚上就去剧院听高雅的歌剧；或者上午打工的时候被老板骂，下午就在大学讲台上给四十多个学生上课。”谈起当年的不易，孙健君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在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呆了一年后，孙健君顺利地转学到加州大学艺术系继续念硕士。上学期间，孙健君一共拿了87个学分，所有的成绩都是A，三年的课程仅用一年半就全部念完。但是，修完课程的孙健君并没有离开校园。“不是我不走，而是学校觉得用助教的钱雇了一个能上课的老师，非常合算，就说暂时不给我论文答辩，我愿意什么时候答辩就什么时候来。”当时，孙健君住在学校分配的三室一厅的豪宅里，每个月只需交两百多美元。于是，他在加州大学一口气呆了三年多。结缘视觉展才华加州大学闲散的生活让孙健君有时间拾起了一个久违的爱好——摄影，这也为他今后从事的事业埋下了伏笔。“我对视觉可能比对音乐更感兴趣，但是因为小时候觉得学音乐的更时髦，就选择了音乐。”一些偶然促成他此后在美国干了三年的专业摄影。有一次，他的一组照片被朋友放大挂在家里，被朋友的一个朋友看见并且赞不绝口。这个人是一位家具商人，他便让孙健君帮忙拍了一套家具照片，还付了几百美元费用。“我觉得本来好玩的事情还能挣钱，太靠谱了。所以就把设备都置齐了，开始专心地练习。”此后，孙健君陆续拍了一批现代化的建筑。但是，当他把第一卷用专业胶卷拍摄的底片拿到一个图片公司冲印时，却被冲坏了。他的成功作品越来越多，1991年、1992年，其摄影作品两度入选《世界摄影作品年鉴》。尽管在美国的摄影圈内逐渐小有名气，但孙健君却选择了放弃美国的生活，回国创业。对此，他毫不避讳地表示这是因为自己有事业的野心。“虽然住着三室一厅，但是住了几天以后觉得就是几间房子，生活本质没有改变，那是别人的国家，在那里创业很难、空间很小。留学生中少数人可能进入所谓的上流社会，但多数人只能进入美国的中产阶层。每一个中产阶级的人从生下来那一天就可以预料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从生看到死的生活显然不能满足孙健君的胃口。1994年，孙健君带着合伙人和两三百万美元回到中国，就此开始了创业的漫漫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