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耕路刘耕路：亦诗亦梦说红楼
中国古典小说有所谓“四大名著”之说，指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实际上这四部著作的成书过程以及在类型和内涵上，均存在很大差异，价值也不相等，应该辨明。《三国演义》署名作者是罗贯中，实际上“三国”的故事早在唐代就在民间流传，到宋代通过艺人的表演说唱更为流行。罗贯中是在民间传说及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的基础上，又参考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中的史料，写成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写的宋江等聚众起义的故事，在《宋史》和宋人笔记里已有记载，在民间影响深广。施耐庵把宋元以来史书、传说、话本和杂剧等“水浒”故事加以汇集、选择、加工，然后写成了《水浒传》。《西游记》是在唐代以来民间传说的唐僧取经故事以及宋元以来有关的话本、杂剧的基础上创作而成。据学者考证，孙悟空的形象源于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西游记》取材的《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去印度取经后写的回忆录，因此孙悟空的形象源于印度就不奇怪了。准确地说，上述三部作品是经几个朝代、许许多多人的集体创作，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只是最后完成者。《红楼梦》则完全不同，它一无依傍，完全是平地起高楼，是曹雪芹一个人的、独出心裁的天才创作。鲁迅先生说过：“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据我思考，《红楼梦》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大突破。第一，由追求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到描绘真实生活情态的突破。《三国演义》大到“赤壁鏖兵”，写得大开大合；小到“蒋干盗书”，写得绵密入微。《水浒传》大到“三打祝家庄”，写得机关迭出；小到“宋江杀惜”，写得曲折有致。《西游记》写妖魔鬼怪，磨难百出，吸引着任何年龄的读者。人们读这些小说，无不被其故事情节所吸引，为“欲知后事如何”而废寝忘食。在《红楼梦》里，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这里没有什么曲折离奇的情节，大如“秦可卿出丧”、“贾元妃省亲”之类，小如“良宵花解语”、“静日玉生香”之类，生活是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恰如作者说的“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
凿”，完全以生活的本然情趣取胜。第二，由彰显社会伦理教化，到展示人的天然性情的突破。中国传统文化从其形成伊始，就是伦理政治型文化，因此道德教化无所不在。以《三国演义》来说，刘备的“仁”，关羽的“义”，赵云的“勇”，孔明的“智”等等，都在为社会树立“典型”；甚至曹操的“奸诈”，周瑜的“褊狭”，刘禅的“懦弱”等，也都有“反面教员”的意味。《红楼梦》则正如空空道人所说，“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这些异样女子即是大观园群芳，她们或贵或贱，或刚或柔，或傲或谦，或敏或讷，都禀性善良，天真烂漫，整日簪花斗草，吟诗作赋，对即将到来的家族败落的厄运毫无觉察，保持着人的生活的“原生态”。第三，由演绎类型化模式，到塑造个性化典型的突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叙述的是英雄传奇故事，着意刻画的是横空出世的传奇英雄。如关羽是忠义的化身，不能有任何错误和缺陷，“汉封侯，宋封王，清封大帝”，是和“文圣”孔子并列的“武圣”，无比崇高。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借东风之类的情节已经使他成为呼风唤雨的神人，读者对他须仰视才可见。武松、鲁达都是除暴安良的非同小可的英雄，几乎完美无缺，和普通人有距离，因而可敬而不可亲。美猴王上天入地，除妖灭怪，威风凛凛一路杀往西天，当然更是英雄。相反，读《红楼梦》时，我们就像回到现实世界。养尊处优的史老太君自然高贵，但宽容和善，喜欢刘姥姥，和这个农村穷老太婆很谈得来，并不相距十万八千里。王熙凤这个桀骜不驯、有权有势、令荣宁二府下人望而生畏的年轻贵妇，我们似乎也不陌生，仿佛在哪里见过。钗、黛、湘等贵族小姐自然有身份，但个个性情鲜明，在读者眼中仍是常人。至于像焦大那样喝大酒、吹大牛，以当奴才骄人的下等人，在生活中随便都可找出来，令人可喜的是曹雪芹把着墨不多的他都写得那么活灵活现。正如鲁迅所说：“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的“实在是不可多得”的评价，是对《红楼梦》为中国小说创作开创之新局面的准确肯定。《红楼梦》叙述的是中国社会的真故事，刻画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物。凤姐、宝钗一流的人物，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是可以遇见的，但赵云、武松一类的典型在普通生活中到哪里去找？《红楼梦》的最动人之处即在于这些人物的遭际和命运。中国古典小说有所谓“四大名著”之说，指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实际上这四部著作的成书过程以及在类型和内涵上，均存在很大差异，价值也不相等，应该辨明。《三国演义》署名作者是罗贯中，实际上“三国”的故事早在唐代就在民间流传，到宋代通过艺人的表演说唱更为流行。罗贯中是在民间传说及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的基础上，又参考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中的史料，写成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写的宋江等聚众起义的故事，在《宋史》和宋人笔记里已有记载，在民间影响深广。施耐庵把宋元以来史书、传说、话本和杂剧等“水浒”故事加以汇集、选择、加工，然后写成了《水浒传》。《西游记》是在唐代以来民间传说的唐僧取经故事以及宋元以来有关的话本、杂剧的基础上创作而成。据学者考证，孙悟空的形象源于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西游记》取材的《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去印度取经后写的回忆录，因此孙悟空的形象源于印度就不奇怪了。准确地说，上述三部作品是经几个朝代、许许多多人的集体创作，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只是最后完成者。《红楼梦》则完全不同，它一无依傍，完全是平地起高楼，是曹雪芹一个人的、独出心裁的天才创作。鲁迅先生说过：“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据我思考，《红楼梦》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大突破。第一，由追求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到描绘真实生活情态的突破。《三国演义》大到“赤壁鏖兵”，写得大开大合；小到“蒋干盗书”，写得绵密入微。《水浒传》大到“三打祝家庄”，写得机关迭出；小到“宋江杀惜”，写得曲折有致。《西游记》写妖魔鬼怪，磨难百出，吸引着任何年龄的读者。人们读这些小说，无不被其故事情节所吸引，为“欲知后事如何”而废寝忘食。在《红楼梦》里，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这里没有什么曲折离奇的情节，大如“秦可卿出丧”、“贾元妃省亲”之类，小如“良宵花解语”、“静日玉生香”之类，生活是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恰如作者说的“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完全以生活的本然情趣取胜。第二，由彰显社会伦理教化，到展示人的天然性情的突破。中国传统文化从其形成伊始，就是伦理政治型文化，因此道德教化无所不在。以《三国演义》来说，刘备的“仁”，关羽的“义”，赵云的“勇”，孔明的“智”等等，都在为社会树立“典型”；甚至曹操的“奸诈”，周瑜的“褊狭”，刘禅的“懦弱”等，也都有“反面教员”的意味。《红楼梦》则正如空空道人所说，“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这些异样女子即是大观园群芳，她们或贵或贱，或刚或柔，或傲或谦，或敏或讷，都禀性善良，天真烂漫，整日簪花斗草，吟诗作赋，对即将到来的家族败落的厄运毫无觉察，保持着人的生活的“原生态”。第三，由演绎类型化模式，到塑造个性化典型的突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叙述的是英雄传奇故事，着意刻画的是横空出世的传奇英雄。如关羽是忠义的化身，不能有任何错误和缺陷，“汉封侯，宋封王，清封大帝”，是和“文圣”孔子并列的“武圣”，无比崇高。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借东风之类的情节已经使他成为呼风唤雨的神人，读者对他须仰视才可见。武松、鲁达都是除暴安良的非同小可的英雄，几乎完美无缺，和普通人有距离，因而可敬而不可亲。美猴王上天入地，除妖灭怪，威风凛凛一路杀往西天，当然更是英雄。相反，读《红楼梦》时，我们就像回到现实世界。养尊处优的史老太君自然高贵，但宽容和善，喜欢刘姥姥，和这个农村穷老太婆很谈得来，并不相距十万八千里。王熙凤这个桀骜不驯、有权有势、令荣宁二府下人望而生畏的年轻贵妇，我们似乎也不陌生，仿佛在哪里见过。钗、黛、湘等贵族小姐自然有身份，但个个性情鲜明，在读者眼中仍是常人。至于像焦大那样喝大酒、吹大牛，以当奴才骄人的下等人，在生活中随便都可找出来，令人可喜的是曹雪芹把着墨不多的他都写得那么活灵活现。正如鲁迅所说：“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的“实在是不可多得”的评价，是对《红楼梦》为中国小说创作开创之新局面的准确肯定。《红楼梦》叙述的是中国社会的真故事，刻画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物。凤姐、宝钗一流的人物，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是可以遇见的，但赵云、武松一类的典型在普通生活中到哪里去找？《红楼梦》的最动人之处即在于这些人物的遭际和命运。《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永恒话题。西方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的说法，据说原是歌德的话。在中国，《红楼梦》也是说不尽的，已经说了二百多年，今后还要说下去。既然如此，我何妨在这篇自序中，再说说有关话题，或许对理解《红楼梦》及其诗词小有助益。
中国古典小说有所谓“四大名著”之说，指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实际上这四部著作的成书过程以及在类型和内涵上，均存在很大差异，价值也不相等，应该辨明。《三国演义》署名作者是罗贯中，实际上“三国”的故事早在唐代就在民间流传，到宋代通过艺人的表演说唱更为流行。罗贯中是在民间传说及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的基础上，又参考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中的史料，写成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写的宋江等聚众起义的故事，在《宋史》和宋人笔记里已有记载，在民间影响深广。施耐庵把宋元以来史书、传说、话本和杂剧等“水浒”故事加以汇集、选择、加工，然后写成了《水浒传》。《西游记》是在唐代以来民间传说的唐僧取经故事以及宋元以来有关的话本、杂剧的基础上创作而成。据学者考证，孙悟空的形象源于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西游记》取材的《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去印度取经后写的回忆录，因此孙悟空的形象源于印度就不奇怪了。准确地说，上述三部作品是经几个朝代、许许多多人的集体创作，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只是最后完成者。《红楼梦》则完全不同，它一无依傍，完全是平地起高楼，是曹雪芹一个人的、独出心裁的天才创作。鲁迅先生说过：“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据我思考，《红楼梦》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大突破。第一，由追求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到描绘真实生活情态的突破。《三国演义》大到“赤壁鏖兵”，写得大开大合；小到“蒋干盗书”，写得绵密入微。《水浒传》大到“三打祝家庄”，写得机关迭出；小到“宋江杀惜”，写得曲折有致。《西游记》写妖魔鬼怪，磨难百出，吸引着任何年龄的读者。人们读这些小说，无不被其故事情节所吸引，为“欲知后事如何”而废寝忘食。在《红楼梦》里，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这里没有什么曲折离奇的情节，大如“秦可卿出丧”、“贾元妃省亲”之类，小如“良宵花解语”、“静日玉生香”之类，生活是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恰如作者说的“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完全以生活的本然情趣取胜。第二，由彰显社会伦理教化，到展示人的天然性情的突破。中国传统文化从其形成伊始，就是伦理政治型文化，因此道德教化无所不在。以《三国演义》来说，刘备的“仁”，关羽的“义”，赵云的“勇”，孔明的“智”等等，都在为社会树立“典型”；甚至曹操的“奸诈”，周瑜的“褊狭”，刘禅的“懦弱”等，也都有“反面教员”的意味。《红楼梦》则正如空空道人所说，“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这些异样女子即是大观园群芳，她们或贵或贱，或刚或柔，或傲或谦，或敏或讷，都禀性善良，天真烂漫，整日簪花斗草，吟诗作赋，对即将到来的家族败落的厄运毫无觉察，保持着人的生活的“原生态”。第三，由演绎类型化模式，到塑造个性化典型的突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叙述的是英雄传奇故事，着意刻画的是横空出世的传奇英雄。如关羽是忠义的化身，不能有任何错误和缺陷，“汉封侯，宋封王，清封大帝”，是和“文圣”孔子并列的“武圣”，无比崇高。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借东风之类的情节已经使他成为呼风唤雨的神人，读者对他须仰视才可见。武松、鲁达都是除暴安良的非同小可的英雄，几乎完美无缺，和普通人有距离，因而可敬而不可亲。美猴王上天入地，除妖灭怪，威风凛凛一路杀往西天，当然更是英雄。相反，读《红楼梦》时，我们就像回到现实世界。养尊处优的史老太君自然高贵，但宽容和善，喜欢刘姥姥，和这个农村穷老太婆很谈得来，并不相距十万八千里。王熙凤这个桀骜不驯、有权有势、令荣宁二府下人望而生畏的年轻贵妇，我们似乎也不陌生，仿佛在哪里见过。钗、黛、湘等贵族小姐自然有身份，但个个性情鲜明，在读者眼中仍是常人。至于像焦大那样喝大酒、吹大牛，以当奴才骄人的下等人，在生活中随便都可找出来，令人可喜的是曹雪芹把着墨不多的他都写得那么活灵活现。正如鲁迅所说：“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的“实在是不可多得”的评价，是对《红楼梦》为中国小说创作开创之新局面的准确肯定。《红楼梦》叙述的是中国社会的真故事，刻画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物。凤姐、宝钗一流的人物，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是可以遇见的，但赵云、武松一类的典型在普通生活中到哪里去找？《红楼梦》的最动人之处即在于这些人物的遭际和命运。作曲家王立平在为87版《红楼梦》电视连续剧谱写完《葬花词》的曲子后，感慨深沉地说：“一首《葬花
词》就是一首《天问》。”我忝列这一版电视剧的编剧之一，当即接上说：“岂止是《葬花词》，整个一部《红楼梦》都是《天问》，是一部关于人的命运的《天问》！”《老子》里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大自然不存在“仁爱”之情，它让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自生自灭。人类自存在于地球那天起，由于自然或社会的原因，其命运时不时地被黑暗和冷酷所笼罩。从古至今，人类中的最智者，常常向苍天大地发出执著又无奈的“为什么”的质问。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名剧《俄狄浦斯王》即展示了富有典型意义的希腊式的悲剧冲突——人跟命运的冲突。俄狄浦斯不是有意“弑父娶母”，本人完全无罪。这个为国家做了无数好事的英雄所遭受的厄运，令剧作家无比愤慨，发出了对神的正义性的怀疑，控诉命运的不公和残酷。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在《伯夷列传》里讲完（好人）颜渊早死、（恶人）盗跖长寿的事例后说：“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耶非耶？”都说天道赏善罚恶，到底是不是那么回事？元杂剧《窦娥冤》里，窦娥临刑前悲愤地唱出：“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也是对命运的血泪控诉。第五回里《红楼梦引子》是这样唱的：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在不可抗拒的命运面前，难以抑制的悲愤、惋惜、眷恋、怅惘而又无可奈何的情怀溢于言表。在太虚幻境，警幻仙姑招待贾宝玉的茶名叫“千红一窟（哭）”，酒名叫“万艳同杯（悲）”，《红楼梦》要说什么，还用解释吗？始于《易经》的中国传统“否泰交替”的朴素辩证法观念，在曹雪芹的世界观中占有重要位置，也是他解释和批判社会现实的思想武器。在《红楼梦》第十三回里，作者借秦可卿临死给王熙凤托梦，说出一个重要道理：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她还说，“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保常的！”子孙不肖、后继无人，是荣宁二府的根本性悲剧。《红楼梦》写到贾家五代人，恰如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说的，“一代不如一代”：第一代创业，第二代守业，第三代开始堕落，第四代无恶不作，第五代连作恶都低能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个传统世家、百年望族破败的命运已是无可挽回了。相对于腐败的男性贵族生活和外部的恶浊世界，与外界隔绝的大观园倒是一块纯净的天地。作者在这里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一大群不同档次、不同类型的聪慧、美丽、纯洁、善良的女孩子，描绘了她们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就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红楼梦》是一首女儿们的颂歌。但她们都没有好命运，随着大家族的破败，火炎昆岗，玉石俱焚，与家族一齐归于毁灭，就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又是一首女儿们的挽歌。悲剧，是以极其严肃的态度探索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位置与作用，提出人生处境的种种问题。《红楼梦》就是要探索人生的意义和人的命运问题，提出一连串问号，虽没有答案，但足可令人思索和玩味。鲁迅说得更直截了当：“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大观园的最后结局不是恰恰如此吗？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悲剧可分三类：人为的悲剧、偶然的悲剧、必然的悲剧。这第三类“必然的悲剧”是指由于种种社会关系交互作用必然导致的凄惨结果，《红楼梦》即属于这一类。曹雪芹在其短暂且浮沉不定的一生中，深刻地体验到命运的无情和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看到眼前的一切都在动，都在变，都在向其对立面转化，所以借丫鬟小红之口说出了“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这样的“悟道”之语。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回里空空道人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一块大石上，从头到尾读完《石头记》，发现“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窃以为这里大有深意。空空道人和石头对话时又提出：“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年纪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作者有意隐去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因为书中蕴含的主旨和审美对象，即“事体情理”，无代无之，无地无之，超越时间，也超越空间，是永恒的存在。这个主旨不容易领会到，所以作者才有“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喟叹。《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作者是不会有这样的担心的。《三国演义》开头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杨升庵词）的感慨，同类的感喟在历代咏史诗中并不少见，词虽然精彩，但不算新鲜。曹雪芹的担心并不多余，现在还有某些所谓“揭秘”式的红楼研究，不但要限定其时空，还有把它限定在某些人或某些事上，那实在是对《红楼梦》艺术生命的扼杀。在第一回里，空空道人对《石头记》有一句评论：“其中家庭闺阁琐事，以及闲情诗词倒还全备。”我们都知道，全部红楼大部分笔墨写的就是“家庭闺阁琐事”，这里把“闲情诗词”和它并列，可见并非“闲情”，而是在书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也是在第一回里，落魄书生贾雨村在甄士隐书房，面对中秋朗月思念丫鬟娇杏，口占一首五言律，即“未卜三生愿”那首。脂砚斋在甲戌本《红楼梦》这首诗下有一条双行夹批：“这是第一首诗。后文香奁闺情皆不落空。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有传诗之意。”深知《红楼梦》写作就里的脂砚斋的这句话，应该引起我们特别重视，即作家不只是让你读他写的故事，还要你欣赏他的诗作。在第二回开首“诗曰”之下，还有一则脂批：“只此一诗便妙极！此等才情，自是雪芹平生所长。”明确指出并肯定了曹雪芹出众的诗才。“伟大作家曹雪芹”，这话经常挂在大家嘴边；“杰出诗人曹雪芹”，大家恐怕还说不习惯，至少现在如此，然而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曹雪芹没有专门的诗集传世，在《红楼梦》之外甚至没有一首完整的诗流传下来，但他的朋友们留下的笔墨却反复说到他和诗的关系。曹雪芹移居到京城西山后，结识了村塾先生张宜泉，常聚会于蒲牖蓬窗，成为诗文挚友。张宜泉在《题芹溪居士》的小注中说“其人工诗善画”，其诗句“门外山川供绘画，堂前花鸟入吟讴”为之作了注脚。这位村塾先生在另一首诗《怀曹芹溪》说：“何当常聚会，促膝话新诗”，看来讨论新诗创作是他们快乐的生活内容。曹雪芹的好友敦诚更有“爱君诗笔有奇气”、“知君诗胆昔如铁”、“牛鬼遗文悲李贺”等诗句赞许其非凡的诗才。敦诚在《佩刀质酒歌》中，对曹雪芹有这样的描绘：“曹子大笑称快哉！击石作歌声琅琅。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不仅诗酒佯狂的形态呼之欲出，还透露出雪芹拙重、锋利的诗歌创作风格。《红楼梦》及其全部诗词韵语，都是特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注释。曹雪芹出生于一个显贵的官僚世家，其祖父曹寅曾任苏州织造、江宁织造等官职，为人风雅，喜交名士，为江南文坛领袖，主编过《全唐诗》，还有《楝亭诗抄》等著作传世。在这样一个具有浓厚文化氛围的家庭里，曹雪芹少年时代受到过最为良好的教育，再加他本人的天分，成为文化奇才。就其蕴含的所有文化因素说，曹雪芹的《红楼梦》可以称为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传统的“经史子集”中包含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史学思想、文学思想等等，在书中随处都有体现。传统文化的各种表现样式，包括诗、词、曲、赋、歌、赞、诔、偈、匾额、对联、尺牍、谜语、笑话、酒令、参禅、测字、占卜、医药以及诗话、文评、画论、琴理，在《红楼梦》中应有尽有，无所不备。《红楼梦》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为了理解和欣赏书中大量的诗词韵语，也不妨效法书中的香菱，学学诗词格律，看看《平水韵》，读读诗话词话，这样才能判别优劣，并领略《红楼梦》诗词韵语的精深微妙之处。
凿”，完全以生活的本然情趣取胜。第二，由彰显社会伦理教化，到展示人的天然性情的突破。中国传统文化从其形成伊始，就是伦理政治型文化，因此道德教化无所不在。以《三国演义》来说，刘备的“仁”，关羽的“义”，赵云的“勇”，孔明的“智”等等，都在为社会树立“典型”；甚至曹操的“奸诈”，周瑜的“褊狭”，刘禅的“懦弱”等，也都有“反面教员”的意味。《红楼梦》则正如空空道人所说，“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这些异样女子即是大观园群芳，她们或贵或贱，或刚或柔，或傲或谦，或敏或讷，都禀性善良，天真烂漫，整日簪花斗草，吟诗作赋，对即将到来的家族败落的厄运毫无觉察，保持着人的生活的“原生态”。第三，由演绎类型化模式，到塑造个性化典型的突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叙述的是英雄传奇故事，着意刻画的是横空出世的传奇英雄。如关羽是忠义的化身，不能有任何错误和缺陷，“汉封侯，宋封王，清封大帝”，是和“文圣”孔子并列的“武圣”，无比崇高。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借东风之类的情节已经使他成为呼风唤雨的神人，读者对他须仰视才可见。武松、鲁达都是除暴安良的非同小可的英雄，几乎完美无缺，和普通人有距离，因而可敬而不可亲。美猴王上天入地，除妖灭怪，威风凛凛一路杀往西天，当然更是英雄。相反，读《红楼梦》时，我们就像回到现实世界。养尊处优的史老太君自然高贵，但宽容和善，喜欢刘姥姥，和这个农村穷老太婆很谈得来，并不相距十万八千里。王熙凤这个桀骜不驯、有权有势、令荣宁二府下人望而生畏的年轻贵妇，我们似乎也不陌生，仿佛在哪里见过。钗、黛、湘等贵族小姐自然有身份，但个个性情鲜明，在读者眼中仍是常人。至于像焦大那样喝大酒、吹大牛，以当奴才骄人的下等人，在生活中随便都可找出来，令人可喜的是曹雪芹把着墨不多的他都写得那么活灵活现。正如鲁迅所说：“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的“实在是不可多得”的评价，是对《红楼梦》为中国小说创作开创之新局面的准确肯定。《红楼梦》叙述的是中国社会的真故事，刻画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物。凤姐、宝钗一流的人物，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是可以遇见的，但赵云、武松一类的典型在普通生活中到哪里去找？《红楼梦》的最动人之处即在于这些人物的遭际和命运。中国古典小说有所谓“四大名著”之说，指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实际上这四部著作的成书过程以及在类型和内涵上，均存在很大差异，价值也不相等，应该辨明。《三国演义》署名作者是罗贯中，实际上“三国”的故事早在唐代就在民间流传，到宋代通过艺人的表演说唱更为流行。罗贯中是在民间传说及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的基础上，又参考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中的史料，写成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写的宋江等聚众起义的故事，在《宋史》和宋人笔记里已有记载，在民间影响深广。施耐庵把宋元以来史书、传说、话本和杂剧等“水浒”故事加以汇集、选择、加工，然后写成了《水浒传》。《西游记》是在唐代以来民间传说的唐僧取经故事以及宋元以来有关的话本、杂剧的基础上创作而成。据学者考证，孙悟空的形象源于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西游记》取材的《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去印度取经后写的回忆录，因此孙悟空的形象源于印度就不奇怪了。准确地说，上述三部作品是经几个朝代、许许多多人的集体创作，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只是最后完成者。《红楼梦》则完全不同，它一无依傍，完全是平地起高楼，是曹雪芹一个人的、独出心裁的天才创作。鲁迅先生说过：“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据我思考，《红楼梦》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大突破。第一，由追求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到描绘真实生活情态的突破。《三国演义》大到“赤壁鏖兵”，写得大开大合；小到“蒋干盗书”，写得绵密入微。《水浒传》大到“三打祝家庄”，写得机关迭出；小到“宋江杀惜”，写得曲折有致。《西游记》写妖魔鬼怪，磨难百出，吸引着任何年龄的读者。人们读这些小说，无不被其故事情节所吸引，为“欲知后事如何”而废寝忘食。在《红楼梦》里，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这里没有什么曲折离奇的情节，大如“秦可卿出丧”、“贾元妃省亲”之类，小如“良宵花解语”、“静日玉生香”之类，生活是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恰如作者说的“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完全以生活的本然情趣取胜。第二，由彰显社会伦理教化，到展示人的天然性情的突破。中国传统文化从其形成伊始，就是伦理政治型文化，因此道德教化无所不在。以《三国演义》来说，刘备的“仁”，关羽的“义”，赵云的“勇”，孔明的“智”等等，都在为社会树立“典型”；甚至曹操的“奸诈”，周瑜的“褊狭”，刘禅的“懦弱”等，也都有“反面教员”的意味。《红楼梦》则正如空空道人所说，“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这些异样女子即是大观园群芳，她们或贵或贱，或刚或柔，或傲或谦，或敏或讷，都禀性善良，天真烂漫，整日簪花斗草，吟诗作赋，对即将到来的家族败落的厄运毫无觉察，保持着人的生活的“原生态”。第三，由演绎类型化模式，到塑造个性化典型的突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叙述的是英雄传奇故事，着意刻画的是横空出世的传奇英雄。如关羽是忠义的化身，不能有任何错误和缺陷，“汉封侯，宋封王，清封大帝”，是和“文圣”孔子并列的“武圣”，无比崇高。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借东风之类的情节已经使他成为呼风唤雨的神人，读者对他须仰视才可见。武松、鲁达都是除暴安良的非同小可的英雄，几乎完美无缺，和普通人有距离，因而可敬而不可亲。美猴王上天入地，除妖灭怪，威风凛凛一路杀往西天，当然更是英雄。相反，读《红楼梦》时，我们就像回到现实世界。养尊处优的史老太君自然高贵，但宽容和善，喜欢刘姥姥，和这个农村穷老太婆很谈得来，并不相距十万八千里。王熙凤这个桀骜不驯、有权有势、令荣宁二府下人望而生畏的年轻贵妇，我们似乎也不陌生，仿佛在哪里见过。钗、黛、湘等贵族小姐自然有身份，但个个性情鲜明，在读者眼中仍是常人。至于像焦大那样喝大酒、吹大牛，以当奴才骄人的下等人，在生活中随便都可找出来，令人可喜的是曹雪芹把着墨不多的他都写得那么活灵活现。正如鲁迅所说：“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的“实在是不可多得”的评价，是对《红楼梦》为中国小说创作开创之新局面的准确肯定。《红楼梦》叙述的是中国社会的真故事，刻画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物。凤姐、宝钗一流的人物，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是可以遇见的，但赵云、武松一类的典型在普通生活中到哪里去找？《红楼梦》的最动人之处即在于这些人物的遭际和命运。《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永恒话题。西方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的说法，据说原是歌德的话。在中国，《红楼梦》也是说不尽的，已经说了二百多年，今后还要说下去。既然如此，我何妨在这篇自序中，再说说有关话题，或许对理解《红楼梦》及其诗词小有助益。
中国古典小说有所谓“四大名著”之说，指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实际上这四部著作的成书过程以及在类型和内涵上，均存在很大差异，价值也不相等，应该辨明。《三国演义》署名作者是罗贯中，实际上“三国”的故事早在唐代就在民间流传，到宋代通过艺人的表演说唱更为流行。罗贯中是在民间传说及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的基础上，又参考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中的史料，写成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写的宋江等聚众起义的故事，在《宋史》和宋人笔记里已有记载，在民间影响深广。施耐庵把宋元以来史书、传说、话本和杂剧等“水浒”故事加以汇集、选择、加工，然后写成了《水浒传》。《西游记》是在唐代以来民间传说的唐僧取经故事以及宋元以来有关的话本、杂剧的基础上创作而成。据学者考证，孙悟空的形象源于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西游记》取材的《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去印度取经后写的回忆录，因此孙悟空的形象源于印度就不奇怪了。准确地说，上述三部作品是经几个朝代、许许多多人的集体创作，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只是最后完成者。《红楼梦》则完全不同，它一无依傍，完全是平地起高楼，是曹雪芹一个人的、独出心裁的天才创作。鲁迅先生说过：“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据我思考，《红楼梦》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大突破。第一，由追求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到描绘真实生活情态的突破。《三国演义》大到“赤壁鏖兵”，写得大开大合；小到“蒋干盗书”，写得绵密入微。《水浒传》大到“三打祝家庄”，写得机关迭出；小到“宋江杀惜”，写得曲折有致。《西游记》写妖魔鬼怪，磨难百出，吸引着任何年龄的读者。人们读这些小说，无不被其故事情节所吸引，为“欲知后事如何”而废寝忘食。在《红楼梦》里，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这里没有什么曲折离奇的情节，大如“秦可卿出丧”、“贾元妃省亲”之类，小如“良宵花解语”、“静日玉生香”之类，生活是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恰如作者说的“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完全以生活的本然情趣取胜。第二，由彰显社会伦理教化，到展示人的天然性情的突破。中国传统文化从其形成伊始，就是伦理政治型文化，因此道德教化无所不在。以《三国演义》来说，刘备的“仁”，关羽的“义”，赵云的“勇”，孔明的“智”等等，都在为社会树立“典型”；甚至曹操的“奸诈”，周瑜的“褊狭”，刘禅的“懦弱”等，也都有“反面教员”的意味。《红楼梦》则正如空空道人所说，“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这些异样女子即是大观园群芳，她们或贵或贱，或刚或柔，或傲或谦，或敏或讷，都禀性善良，天真烂漫，整日簪花斗草，吟诗作赋，对即将到来的家族败落的厄运毫无觉察，保持着人的生活的“原生态”。第三，由演绎类型化模式，到塑造个性化典型的突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叙述的是英雄传奇故事，着意刻画的是横空出世的传奇英雄。如关羽是忠义的化身，不能有任何错误和缺陷，“汉封侯，宋封王，清封大帝”，是和“文圣”孔子并列的“武圣”，无比崇高。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借东风之类的情节已经使他成为呼风唤雨的神人，读者对他须仰视才可见。武松、鲁达都是除暴安良的非同小可的英雄，几乎完美无缺，和普通人有距离，因而可敬而不可亲。美猴王上天入地，除妖灭怪，威风凛凛一路杀往西天，当然更是英雄。相反，读《红楼梦》时，我们就像回到现实世界。养尊处优的史老太君自然高贵，但宽容和善，喜欢刘姥姥，和这个农村穷老太婆很谈得来，并不相距十万八千里。王熙凤这个桀骜不驯、有权有势、令荣宁二府下人望而生畏的年轻贵妇，我们似乎也不陌生，仿佛在哪里见过。钗、黛、湘等贵族小姐自然有身份，但个个性情鲜明，在读者眼中仍是常人。至于像焦大那样喝大酒、吹大牛，以当奴才骄人的下等人，在生活中随便都可找出来，令人可喜的是曹雪芹把着墨不多的他都写得那么活灵活现。正如鲁迅所说：“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的“实在是不可多得”的评价，是对《红楼梦》为中国小说创作开创之新局面的准确肯定。《红楼梦》叙述的是中国社会的真故事，刻画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物。凤姐、宝钗一流的人物，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是可以遇见的，但赵云、武松一类的典型在普通生活中到哪里去找？《红楼梦》的最动人之处即在于这些人物的遭际和命运。作曲家王立平在为87版《红楼梦》电视连续剧谱写完《葬花词》的曲子后，感慨深沉地说：“一首《葬花
词》就是一首《天问》。”我忝列这一版电视剧的编剧之一，当即接上说：“岂止是《葬花词》，整个一部《红楼梦》都是《天问》，是一部关于人的命运的《天问》！”《老子》里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大自然不存在“仁爱”之情，它让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自生自灭。人类自存在于地球那天起，由于自然或社会的原因，其命运时不时地被黑暗和冷酷所笼罩。从古至今，人类中的最智者，常常向苍天大地发出执著又无奈的“为什么”的质问。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名剧《俄狄浦斯王》即展示了富有典型意义的希腊式的悲剧冲突——人跟命运的冲突。俄狄浦斯不是有意“弑父娶母”，本人完全无罪。这个为国家做了无数好事的英雄所遭受的厄运，令剧作家无比愤慨，发出了对神的正义性的怀疑，控诉命运的不公和残酷。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在《伯夷列传》里讲完（好人）颜渊早死、（恶人）盗跖长寿的事例后说：“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耶非耶？”都说天道赏善罚恶，到底是不是那么回事？元杂剧《窦娥冤》里，窦娥临刑前悲愤地唱出：“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也是对命运的血泪控诉。第五回里《红楼梦引子》是这样唱的：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在不可抗拒的命运面前，难以抑制的悲愤、惋惜、眷恋、怅惘而又无可奈何的情怀溢于言表。在太虚幻境，警幻仙姑招待贾宝玉的茶名叫“千红一窟（哭）”，酒名叫“万艳同杯（悲）”，《红楼梦》要说什么，还用解释吗？始于《易经》的中国传统“否泰交替”的朴素辩证法观念，在曹雪芹的世界观中占有重要位置，也是他解释和批判社会现实的思想武器。在《红楼梦》第十三回里，作者借秦可卿临死给王熙凤托梦，说出一个重要道理：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她还说，“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保常的！”子孙不肖、后继无人，是荣宁二府的根本性悲剧。《红楼梦》写到贾家五代人，恰如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说的，“一代不如一代”：第一代创业，第二代守业，第三代开始堕落，第四代无恶不作，第五代连作恶都低能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个传统世家、百年望族破败的命运已是无可挽回了。相对于腐败的男性贵族生活和外部的恶浊世界，与外界隔绝的大观园倒是一块纯净的天地。作者在这里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一大群不同档次、不同类型的聪慧、美丽、纯洁、善良的女孩子，描绘了她们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就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红楼梦》是一首女儿们的颂歌。但她们都没有好命运，随着大家族的破败，火炎昆岗，玉石俱焚，与家族一齐归于毁灭，就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又是一首女儿们的挽歌。悲剧，是以极其严肃的态度探索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位置与作用，提出人生处境的种种问题。《红楼梦》就是要探索人生的意义和人的命运问题，提出一连串问号，虽没有答案，但足可令人思索和玩味。鲁迅说得更直截了当：“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大观园的最后结局不是恰恰如此吗？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悲剧可分三类：人为的悲剧、偶然的悲剧、必然的悲剧。这第三类“必然的悲剧”是指由于种种社会关系交互作用必然导致的凄惨结果，《红楼梦》即属于这一类。曹雪芹在其短暂且浮沉不定的一生中，深刻地体验到命运的无情和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看到眼前的一切都在动，都在变，都在向其对立面转化，所以借丫鬟小红之口说出了“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这样的“悟道”之语。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回里空空道人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一块大石上，从头到尾读完《石头记》，发现“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窃以为这里大有深意。空空道人和石头对话时又提出：“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年纪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作者有意隐去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因为书中蕴含的主旨和审美对象，即“事体情理”，无代无之，无地无之，超越时间，也超越空间，是永恒的存在。这个主旨不容易领会到，所以作者才有“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喟叹。《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作者是不会有这样的担心的。《三国演义》开头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杨升庵词）的感慨，同类的感喟在历代咏史诗中并不少见，词虽然精彩，但不算新鲜。曹雪芹的担心并不多余，现在还有某些所谓“揭秘”式的红楼研究，不但要限定其时空，还有把它限定在某些人或某些事上，那实在是对《红楼梦》艺术生命的扼杀。在第一回里，空空道人对《石头记》有一句评论：“其中家庭闺阁琐事，以及闲情诗词倒还全备。”我们都知道，全部红楼大部分笔墨写的就是“家庭闺阁琐事”，这里把“闲情诗词”和它并列，可见并非“闲情”，而是在书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也是在第一回里，落魄书生贾雨村在甄士隐书房，面对中秋朗月思念丫鬟娇杏，口占一首五言律，即“未卜三生愿”那首。脂砚斋在甲戌本《红楼梦》这首诗下有一条双行夹批：“这是第一首诗。后文香奁闺情皆不落空。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有传诗之意。”深知《红楼梦》写作就里的脂砚斋的这句话，应该引起我们特别重视，即作家不只是让你读他写的故事，还要你欣赏他的诗作。在第二回开首“诗曰”之下，还有一则脂批：“只此一诗便妙极！此等才情，自是雪芹平生所长。”明确指出并肯定了曹雪芹出众的诗才。“伟大作家曹雪芹”，这话经常挂在大家嘴边；“杰出诗人曹雪芹”，大家恐怕还说不习惯，至少现在如此，然而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曹雪芹没有专门的诗集传世，在《红楼梦》之外甚至没有一首完整的诗流传下来，但他的朋友们留下的笔墨却反复说到他和诗的关系。曹雪芹移居到京城西山后，结识了村塾先生张宜泉，常聚会于蒲牖蓬窗，成为诗文挚友。张宜泉在《题芹溪居士》的小注中说“其人工诗善画”，其诗句“门外山川供绘画，堂前花鸟入吟讴”为之作了注脚。这位村塾先生在另一首诗《怀曹芹溪》说：“何当常聚会，促膝话新诗”，看来讨论新诗创作是他们快乐的生活内容。曹雪芹的好友敦诚更有“爱君诗笔有奇气”、“知君诗胆昔如铁”、“牛鬼遗文悲李贺”等诗句赞许其非凡的诗才。敦诚在《佩刀质酒歌》中，对曹雪芹有这样的描绘：“曹子大笑称快哉！击石作歌声琅琅。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不仅诗酒佯狂的形态呼之欲出，还透露出雪芹拙重、锋利的诗歌创作风格。《红楼梦》及其全部诗词韵语，都是特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注释。曹雪芹出生于一个显贵的官僚世家，其祖父曹寅曾任苏州织造、江宁织造等官职，为人风雅，喜交名士，为江南文坛领袖，主编过《全唐诗》，还有《楝亭诗抄》等著作传世。在这样一个具有浓厚文化氛围的家庭里，曹雪芹少年时代受到过最为良好的教育，再加他本人的天分，成为文化奇才。就其蕴含的所有文化因素说，曹雪芹的《红楼梦》可以称为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传统的“经史子集”中包含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史学思想、文学思想等等，在书中随处都有体现。传统文化的各种表现样式，包括诗、词、曲、赋、歌、赞、诔、偈、匾额、对联、尺牍、谜语、笑话、酒令、参禅、测字、占卜、医药以及诗话、文评、画论、琴理，在《红楼梦》中应有尽有，无所不备。《红楼梦》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为了理解和欣赏书中大量的诗词韵语，也不妨效法书中的香菱，学学诗词格律，看看《平水韵》，读读诗话词话，这样才能判别优劣，并领略《红楼梦》诗词韵语的精深微妙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