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

从1945年重庆谈判到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再到后来的制宪国民大会，雷震始终是穿梭于各党派之间进行游说协调的关键人物。雷震为人豪爽真诚、责任心强、交际能力出色，交友广泛。对言论的负责，即针对中国国民党在五十年代施政弊病丛生提出批评和建言，直率抒陈所见，即“议政者”的角色；对反对党的落实，突破了自由主义“皆以思想上的启蒙为志业”的这一旧辙，即“参政者”的角色，概言之，就是从“坐而言”到了“起而行”。雷震和以他为灵魂的这份刊物对台湾社会转型的影响，台湾学者钱永祥有过论述，直至上世纪80年代，台湾所有重要的政治议题都是根据那份刊物的言论来阐述或界定的，台湾新一代不见得都读过该刊，但所使用的语文、基本概念和陈述方式，都是从这份刊物出来的。战后的台湾，经过清党、扫红、二二八事件等，本土政治精英力量日渐式微，所以战后的台湾自由主义是从大陆移植过去的。这是一个价值谱系，即从《努力周刊》《新月》《独立评论》到《观察》再到雷震住持的刊物，是一条线下来的。雷震被捕后，该刊物被迫停刊，新党胎死腹中，整个六十年代出现了冰封期或沉寂期，虽有零星抗争，但实际影响不大，到70年代，台湾内外形势发生变化，尤其是国际上的一系列事件引发了台湾社会的巨大失落，从而导致各种社会运动包括党外运动的兴起—但已不是当年大陆那帮人了，台湾的本土精英开始崛起。抗战胜利后台湾“自由主义”渐次兴起，是二十世纪上半叶自由主义思潮的延续和发展，以雷震为中心的那一批人都是从大陆过去的，胡适是他们的精神导师，雷震则是火车头式的人物。70年代的“党外运动”从该半月刊汲取了不少思想资源，他们透过参与地方选举和办政论刊物，不断推进台湾民主运动的发展。尽管身处威权政治，但宪政的大框架一直存在，可以独立参选，可以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