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尔夫·纳德

纳德还被认为是美国现代消费者运动之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一直单枪匹马、坚持不懈地提高美国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呼吁政府规范工业生产，提高产品安全。在纳德的推动下，美国国会1966年9月通过了《国家交通及机动车安全法》，规定汽车制造商有义务公开发表汽车召回的信息，进行免费修理。这就是世人所关注的汽车召回制度。纳德因此被认为是汽车召回制度的创始人。早在学生时代，纳德就显示出特立独行的性格。他花在听课上的时间并不多，而是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或是埋头沉思，任凭他那求知欲极强又不拘一格的头脑自由驰骋。他对当时哈佛大学狭隘的知识主义和道德上的自满怀有强烈的厌恶情绪。纳德平生第一次"搅局"，是以个人之力"叫板"大名鼎鼎的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公司，而起因则是一个非正统的法律课题：汽车安全所涉及的法律责任。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汽车王国。车多了，车祸自然多。那么，导致车祸频发的原因是什么？一般人会认为是因为开车人不小心，车速太快了。但钻研法律的纳德却另有见解。他认为，车祸问题的症结在于汽车的工程设计存在"先天不足"。纳德最初提出该问题，是他从哈佛毕业后不久。1959年4月，纳德发表了一篇题为《买不到的安全车》的文章。文中他声称，"很显然，底特律（的制造商）在设计汽车时追求的是时尚、成本、性能和计算好的报废期，而不是安全--尽管每年有500万起车祸，有4万人因车祸身亡，11万人终身残疾，150万人受伤。"此文首开先河，把汽车安全问题引入了公众的视线。经过数年的调查研究和缜密思考后，纳德于1965年出版了《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国汽车设计埋下的危险》一书。这本书不仅发挥了他以前的观点，揭露了底特律的制造商们如何习惯性地将安全置于时尚和市场考虑之下，而且集中火力炮轰了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企业"通用汽车公司"的一款产品--考威尔车，此车后悬挂系统的缺陷会使车子剧烈打滑并导致翻车。纳德认为，因通用公司的疏忽所造成的考威尔车的多种缺陷是"20世纪工业最严重的不负责行为"。纳德在书中明确指出，车祸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汽车业所怪罪的"坐在方向盘后面的疯子"，而是在于根本不经撞的考威尔车在工程和设计上固有的毛病。纳德的论著直接威胁到了汽车制造商的利益，那些感到惊恐和恼怒的人企图通过"行动"来使这个胆大妄为的"毛头小子"住嘴。财大气粗的通用汽车公司曾雇佣私家侦探跟踪纳德，试图发现可能损害其名声的线索，甚至设下"美人计"，想引他上钩。然而，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通用公司的"私自调查"被媒体曝了光，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并最终促使参议员里比科夫领导的一个委员会将通用汽车公司总裁詹姆斯·洛希召到国会来"训话"，要求其对该公司采取的这种骚扰行径做出解释，并向受害人道歉。这一不寻常的事件使汽车安全问题迅速成为美国公众关注的焦点，《任何速度都不安全》一书随即风靡一时，进入畅销书行列。更重要的是，该事件还让31岁的纳德像许多一夜成名的人物一样立马"红"了起来。刚过而立之年便名声大噪，这让年轻的纳德深受鼓舞，他决心再接再厉，扩大"搅局"效果，从法律的角度解决考威尔车的安全问题。在纳德及华盛顿参议员沃伦·马格努森的共同努力之下，一条新的联邦法律得以通过，它迫使底特律将其巨大的资源更多地投入到对汽车安全问题的研究上（1964年，通用汽车公司17亿美元的利润中只有100万美元用于对车祸原因的研究）。有史以来，美国政府首次影响了汽车制造商的投资决策、优先研究项目以及技术独立性，规定他们必须将更多的工程技术人才和资金用于车辆安全问题的研究和改进方面。纳德还计划对公众进行相关知识的启蒙宣传，将汽车工业少数人所掌握的技术事实--撞车不一定非致死或致残不可--广为传播，并培养一个更具竞争性的市场。深谙法律的纳德预料到底特律的制造商们会对联邦管制法进行抗拒，于是说服他的朋友、艾奥瓦州的首席检察官劳伦斯·斯卡利斯于1966年1月举行了关于汽车安全问题的听证会。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战术，它获得了双重收益：首先，它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促使参议员里比科夫于两个月后举行了一个重要的听证会；其次，汽车制造商反对州政府就汽车安全进行管制的立场均已记录在案，这样到了里比科夫的听证会上他们就不能以只有各州才能处理这个问题的诡辩来推翻联邦管制了。1966年3月，里比科夫的听证会在公众的密切注视下开场了，一个新的联邦政府管理机构--全美高速公路和交通安全管理局也于随后成立。在纳德的游说及推动下，一系列如今美国人已习以为常的有关汽车和交通安全的标准及法规文件相继诞生。美国国会于1966年9月颁布了《国家交通及机动车安全法》。该法规定，汽车制造商若发现投放市场的汽车由于设计或制造方面的原因存在缺陷，不符合有关的法规、标准，并有可能导致安全及环保问题，必须及时向国家有关部门报告该产品存在的问题、造成问题的原因及改善措施等，并提出召回申请，经批准后对在用车辆进行改造，进行免费修理，以消除事故隐患。厂家还有义务让用户及时了解有关情况。这就是人们今天已经熟知并已在许多发达国家推行的所谓"汽车召回制度"。现在每当人们论及此项制度时，都会提到纳德的名字。一个当年的细节值得在此一提。当时，为其底特律的诸多同行们代言的著名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二世曾抱怨说，新的汽车安全标准"不合理、武断、技术上不可行……如果我们不能达标就只好关门了。"但到了1977年，亨利·福特却承认，"要是没有那条联邦法律，我们的汽车是不会有现在的安全性能的。"如此说来，该法律的"催生婆"、当年汽车制造商们心目中的"捣乱分子"纳德显然功不可没。纳德先后五次参加总统竞选，虽然他知道自己竞选总统不可能成功，但他仍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因为他想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政见，了解美国大企业的贪婪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性。民主党人士认为，正是纳德的参选分走了民主党的部分选票，才使得戈尔在大选中以极小的差距败给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虽然身为百万富翁，但纳德却过得相当节俭。他没有任何固定资产，没有汽车，只身一人住在华盛顿的一间小公寓里。有媒体称他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连彩色电视机都没有。他将自己的大部分收入都花在了创建各种消费者权益倡仪团体上。如果说，围绕汽车安全争议所造成的轰动，只是"搅局高手"纳德小试牛刀的开篇之作，那么，他在消费者保护运动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则是显示纳德"搅局"能量的精彩篇章。在美国，纳德被称为"现代消费者运动之父"，但他却不是提出消费者权益思想的第一人。人们之所以将其视为"消费者保护运动"的创始人，是因为他和他的同事以及学生们确实极大地改变了维护消费者权益这一思想的涵义。在纳德之前，所谓"保护消费者权益运动"还只是个浅薄的观念，内容不过是购买价格最便宜的商品和使用有几分钱折扣的超市购物券等鸡毛蒜皮的小事。它没有提出对公司或政府的权力进行分析和研究，对于商业行业在市场和政府决策方面的巨大权力也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对抗力量"。在纳德出现之前，也曾有一些有识之士关注过社会事务和公众利益。例如，作家厄普顿·辛克曾以芝加哥肉品加工业的状况为素材，写过一本极具冲击力的小说《丛林》，该书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并促成了1906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成立；1962年，女生态学家蕾切尔·卡森的著作《寂静的春天》问世之后，它那惊世骇俗的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不仅受到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也强烈震撼了广大社会民众。但这些行动还只是零星的个体行为，对于维护消费者权益而言，不足以形成气候。而雄心勃勃的纳德却打算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关于消费者权益的观念，并使之成为一个运动。从关注汽车安全问题开始，纳德就没打算止步于一本书的轰动。随着1966年新的汽车安全法的通过，先后创建了答辩中心、行车安全中心等机构的纳德又开始忙碌起来，着手调查和揭露其他种种有损公众利益的弊端劣行。纳德认为，生活在一个冷漠无情、不负责任的官僚政治时代，仅仅充当理查德·尼克松所赞美的"沉默的大多数"没有什么美德可言。当那个时代大多数政治活动分子把精力集中在越南战争和种族不公正问题上的时候，纳德却专注于那些在美国经济和法律中明显存在但又难以察觉的不公正。他运用被他自己称为"记录直觉"的工作方法，花了数年时间，对美国企业和政府中的一大堆令人气恼和未做报道的丑闻进行调查和揭露。1966～1969年间，纳德的发现促使一些针对存在于肉类加工和禽类产品生产中的不卫生做法进行监管的新法律得以通过--这是1907年以来这些行业所做的第一次重大改革。纳德的调查还涉及其他许多损害大众利益的问题，诸如天然煤气管道的危险性、电视机和X光的放射性辐射、煤矿井下恶劣的工作条件等等，他的每一项调查都会促使政府制定出相应的安全法律法规或迫使某个行业采取改进措施，为消费者保护运动增添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内容。纳德认为，真正的爱国主义应该是出于对自己国家的真心关怀而挽起衣袖做些实事，使它更加充满人性，更讲道德，更加关爱自己的人民。他一直单枪匹马坚持不懈地为提高美国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而奔走、呐喊，呼吁政府规范工业生产，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纳德不断告诫人们，要舍弃视个人为无足轻重的狭隘意识，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有参与意识和善于质疑的"公众公民"（即有公民权利与义务意识的公民）。这些观点至今仍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到1969年，纳德已成为一位受到信任和敬羡的知名人物。成千上万抱持着理想主义的学生争相与他共事。纳德也意识到，仅依靠一个人的努力，影响毕竟有限，只有吸引更多的参与者，才能形成"大气候"。在纷至沓来的崇拜者中，纳德开始雇用少数富有献身精神的年轻人来加强他的工作--这些人后来被称为"纳德突击队员"。1969年夏，纳德决定为他的特殊公民行动设立一个固定机构。在几家基金会的资助下，纳德又成立了一个组织--应对法律研究中心。一位记者将之称为"政治运动指挥部和大学生兄弟会的混合体"。第二年夏天，纳德决定让年轻人去冲锋陷阵，便着手从暑期休假的大学生中招聘志愿者组成"特别小组"。招聘启事刚一发出，应聘者蜂拥而至，其场面之热烈简直令人惊讶。用当时"中心"主任哈里森·韦尔福德的话来说，"哈佛法学院大约1/3的学生都来报名了。"纳德从3万名申请者中挑选了200名"突击队员"，组成"特别小组"。他交给这些年轻人的任务是"调查和揭露所有与环境污染或政府丑闻有关的问题"，并写出调查报告。短短一两年时间里，"纳德突击队员"们就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里仅列出一部分报告名录：《州际商业委员会的疏忽》（揭露原负责制订货车运输及火车收费的州际商业委员会的腐败和低效）、《消失的空气》（记载由不负责任的企业和政治同谋所造成的空气污染恶化对健康的危害）、《化学大餐》（揭露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食品工业的失察）、《老年：最后的隔离》（揭露老人院里有损尊严的现象和存在的欺诈行为）……由于纳德资金有限，所以他主要不是以实际收入来酬谢大家。调查报告会以学生自己的名义发表，学生可以召开记者招待会，有机会发挥自己的特长及提高声誉。因此，学生们积极性非常高。当时美国主流媒体内容的有限性使纳德的调查十分引人注意。大多数日报几乎不做调查性新闻报道，几乎没有立法者从普通公民的角度来认真研究联邦机构的表现。纳德的报告旗帜鲜明，入木三分，不仅指名道姓且有详尽材料为证，因而这些报告都成为了热门读物（"纳德突击队员"1971年的头4份报告刚一面世，销量即达45万册）。尤其是一帮初出茅庐的学生一件接一件地揭露政府拖拉误事、特权利益勾结、公司违法乱纪和露骨腐败的声势，使得这些报告更加引人入胜，极受欢迎。纳德不同于过去的丑闻揭露者，他们只满足于揭发，然后撒手不管。而纳德则要实验公民行动新战略，他将他主持的报告作为行使公民职责的模范实践予以介绍，并组建能行使"小人物"权力的组织，以期能够鼓励其他人采取同样的行动。纳德认为"这是一项社会创举，它将为国家带来公正和持久利益。"实践证明，纳德及其支持者的心血没有白费，正是在他们卓有成效的努力下，消费者作为一个群体，成为能够对政府决策和公司市场运作产生重大影响的一股力量。英雄造时势，时势亦成就英雄。以打假和维护公民及消费者利益为己任的纳德因此闻名遐迩。后来担任美国公共事务组织主席的纳德曾被《时代周刊》认为是"美国最难缠的消费者"，并于1979年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100名美国人之一。自31岁成名之后，纳德一直是美国社会一个引人关注的活跃人物。他像一头嗅觉灵敏、精力充沛的猎犬，不知疲倦地搜寻、追逐着那些在他看来不公正、不合理的"猎物"。对他的评价也是有褒有贬。谁都不知道这个拗劲十足、有"美国第一公民"之称的怪老头会干出什么惊天动地、惊世骇俗的事情来。不过，在头二三十年里，纳德的"搅局"范围大体上限于维护公民权益的领域。真正让他成为一部分人眼里的"政治搅局者"的，还是在他年逾花甲后数度参加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大凡一个人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之后，就会自然而然地对政治产生兴趣，在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声誉鹊起的纳德也不例外。因为使消费者运动重振雄风，纳德成了知名度甚高的"公民活动家"，打那时起，他便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了美国的政治活动中。20世纪60年代之后，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与环境恶化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重视。美国及西欧的一些国家先后出现了由一部分人自发组成的保护生态环境、反对和阻止环境污染的组织。这些组织迅速发展壮大，他们追求一种新的政治纲领，并形成了一个政党组织--绿党。纳德关注消费者利益、推动环境保护的思想和行动在社会上大受追捧，也得到了声誉渐隆的绿党的垂青。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是美国政坛最热闹的盛会，也是各种政党、派别和人物竞相展示实力及才华的舞台。当1996年的大选拉开大幕时，政坛上的"演员"们纷纷"粉墨登场"。就好像一个痴迷京剧的观众，日子长了也想自己喊上几嗓子一样，目睹美国政坛的风云变幻，当了几十年看客的纳德虽然已过"耳顺之年"，却不甘寂寞，也想到总统大选的闹剧中当一回"票友"，而极欲扩大影响的绿党也希望找到一个政治代言人，二者一拍即合。1996年，纳德以绿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了当年的总统大选。不过，初次参选的纳德"出师不利"，他只在22个州得到了68.5万张选票，得票率尚不足1%。首次参选铩羽而归后，纳德没有偃旗息鼓的意思。他像一个狂热的体育爱好者在某场竞技中失利却感到余兴未尽一样，总想再次试试身手。于是，2000年大选时，他又卷土重来。自19世纪中期美国形成由民主、共和两党交替执政的局面后，多少年来，在美国的政治棋局中，都是由这两大政党来争夺总统宝座。由于美国大选采取"胜者通吃"的做法，要获得一个州的选票就要在该州赢得多数选民。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被称为"第三党"的小党派或者独立候选人就注定不会赢得任何一张选举人票。或许有人会感到不解，既然明知根本无法获胜，为什么老顽童纳德还会一再地出此风头呢？答案很简单，用法新社记者劳伦特·托梅特的话说，这些"另类"候选人的存在是"美国式民主"的需要，他们让美国人觉得，在这个国家的政治舞台上不是只有民主党和共和党两个政党。有些人将民主、共和两党视为"两个烂苹果"，他们谁的票都不投，而是把票投给了第三党以示"不满"。另一方面，另类候选人虽没有赢得大选的希望，但却有"搅浑水"的能量。当两大党在大选中实力接近时，他们就会发挥作用，使天平倾斜。据分析人士说，在1992年的大选中，正是由于得州亿万富翁佩罗的出现（当年他赢得了19%的选票），拉走了共和党的许多票，才致使老布什败北。而8年之后，纳德又重现了佩罗的"搅局效应"。小布什与艾伯特·戈尔在2000年大选中的较量，其激烈程度堪称美国立国以来之最，选举的结果也最不正常。共和、民主两党及支持它们的选民的争执也最大。在本次大选中，纳德以绿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在43个州和华盛顿特区获得参选资格并最终获得了2.7%的选票。当时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如果纳德不参选，那些投他票的人中有50%会倒向戈尔，只有20%会选择布什，而剩下的30%则不会参加投票。所以，民主党人士认为，如果纳德不"介入"，戈尔就能以较大优势战胜布什；正是由于他在佛罗里达州和新罕布什尔州拉走了部分选票，牵扯了戈尔的精力和财力，才使得布什以极微弱的优势击败了戈尔。从那时开始，纳德便获得了"政治搅局者"的称号。让再尝败绩的纳德稍感"欣慰"的是，他的参选"成本"不算高--花了800万美元，而与他同场"竞技"的保守派政论家布坎南以改革党候选人的身份花了1200万美元参加总统大选，却遗憾地只获得不到1%的选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