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军

欲揭“长沙会战”面纱抗日战争中，长沙会战非常惨烈，2011年正计划到长沙采访亲历过长沙会战的人。方军曾在广州采访到三位曾经参加长沙会战的原中国政府军老军官。他目前最大的愿望是，长沙能有单位与他联系，请这三位曾经在长沙地区与侵华日军血战的老军官故地重游。“在抗日战争中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消灭侵华日军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歼灭侵华日军4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侵华日军5万人。”几年来，方军一直在忙着采访那些亲历过抗日战争的老人，并将他们称作亲历抗战的最后一批人。为采访这些人，方军赴日本，到缅甸，走遍了全国各地，耗费了无数的财力和精力，成了中国作协为数不多的现代抗战文学作家。　争分夺秒“抢救”“最后一批人”使更多人了解抗战史采访10种人：1979年，方军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次年，他开始了4年的夜大日语学习，毕业后，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给日本记者当秘书，1991年赴日本留学，一边打工挣学费，一边采访当年的侵华日军老兵。回国后，方军写了他的成名作《我认识的鬼子兵》，引起轰动。在他48岁时被安排自愿离开工作岗位，专门从事写作。真实地记录这一段历史，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是方军的夙愿。他执着地追赶访采写“最后一批人”。他把自己采访的人圈定为10种人：老八路新四军，国民党抗战将士，东北联军，侵华日军老兵，被强掳的劳工，被日军强掳为性奴隶的所谓慰安妇，战争细菌战受害者，爱国华侨，日军子女、国军子女，美军飞虎队等。 方军把这10种与抗战有关的人，称为亲历抗战的最后一批人。方军采访他们写成的书，就叫《1931-1945亲历日本侵华战争的最后一批人》，现已出到第三册。抢救史料：在方军的写作中，两个关键词使用频率很高。其一是“抢救”。他说：当年的战争见证人大都垂垂老矣，平均年龄在80岁以上，“今天他同我谈话，也许明天就只有照片了，如果我不去采访记录，活在他们心中的那段记忆就不复存在了。夸张地说，历史的一页就这么翻过去了。”因此，方军以一种争分夺秒“抢救”史料的心态进行采访写作。面对那么多需要记录的人，方军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他说，我每天都在写，可还是追不上，很多该去采写的人因为精力与条件有限不得不放弃了。一次，有人约他去访29军敢死队队员杨云峰，就因为花销问题，他没有积极响应，不久后杨云峰就去世后，使他后悔不迭。其二是“口述史”。方军多次提到：在“博物馆学”里有三个名词：人证、物证、口述史。方军对“口述史”情有独钟，少年时代，有两部历史丛书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部是《红旗飘飘》，一部是《星火燎原》，共有几十本，数百亲历者亲口讲述，记录了中国革命进程中整整一个时代人的命运和思想。抗日战争也是一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鸿篇巨制，方军认为，他写的两本书都是抗日战争的口述史，“我填补了两个空白，一是让中国人了解了老鬼子；二是告诉大家当年的抗战老兵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10年中，方军的足迹遍及全国甚至延伸到国外，一共采访了300百多人，受访者的年龄跨度从66岁到105岁，都是当年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幸存者。从《我认识的鬼子兵》到《最后一批人》，到已经杀青的另两部记述亲历抗日战争老人故事的书稿《战争最后的证言者》和《战祸的记忆》，方军这些年所写的，全部都是抗日战争纪实文学。方家灰白的墙壁上，贴满了他采访抗战人物的照片、通信地址、电话号码、采访写作计划和一些单页的书信。地上、桌上和书架上都分门别类地放满了各种抗战资料。其中一大部分，是他为所采访过的300多人建立的档案。方军认为，每个日本人都具有双重性，他既可能杀人放火，也可能摇动樱花，关键是要限制罪恶的产生。他采访了很多普通的日本老兵，他们在回顾战争状态下犯罪的经历，面对我的采访，他们忏悔，谢罪。所以，每一个普通人只要给他一个状态，他就可以产生什么样的能量。”策划抗战老兵卢沟桥重聚2007年7月7日，亲历过“七七事变”的国民革命军29军9名老兵，在时隔70年之后重登卢沟桥。他们在卢沟桥上，列队报数，举手敬礼，缅怀战友，引起了广泛关注。他发起和策划抗战老兵重聚卢沟桥活动。作为一名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退伍军人，他觉的这是义务。方军父亲兄弟三人都是冀中军区的八路军，吕正操将军的部下。叔父在与侵华日军短兵相接的拼刺刀战斗中牺牲了。伯父是八路军区长，但不幸被汉奸出卖，可他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这是他不遗余力宣传抗战老兵的重要动机和原因之一。他与这些八九十岁的抗战老兵结下了不解之缘。多年来，他已采访过数百位亲历过抗日战争的人，并为此耗费了无数的财力和精力，但他从未退缩过，后悔过。 他说“就是一生当个最穷的作家，也要把追访抗战最后一批人的事坚定不移地做下去！”用自己住房的租金支撑追访行程方军有很多赚钱的机会，但他都不假思索地放弃了。他一直四处奔波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老人，根本无暇他顾。一次在昆明采访中，他得知当年在缅甸，对日作战中，国民党军200师少校军官张家福把牺牲的戴安澜将军一直背回国内，他为这样的军人而感动。于是很快办手续去缅甸采访，花三个星期重走了200师当年撤退的全程路线。采访数百位“最后一批人”，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由此耗尽了方军几乎所有的财力。采访参加台儿庄战役的敢死队队长仵德厚时，他向所在单位申请了3年，一直得不到支持，后来只得自费去采访。方军每月只有1000多元的退休金，在北京这个大都市里，生活拮据可想而知。那方军采访的费用从哪里来呢？他笑了笑说有办法：他把自己比较宽敞的住房租出去了，然后租住小房。用上海淞沪抗战馆沈建中馆长的话说：“方军的家，那就是家徒四壁。”方军的家倒很像抗战展览室。一幅铜制的卢沟桥照片，放在屋里的醒目位置:桥上堆有国民党29军抗击日军的沙袋，侵华日军举着他们的太阳旗趾高气扬地从桥上通过……方军几乎天天看到这个镜头。这张由侵华日军在1937年7月拍摄的照片，天天提醒他该思考什么，该做什么。方军在家里收集着与抗战有关的资料，思考着与抗战有关的问题，记录着抗战时期有价值的点点滴滴，仿佛跟窗外喧嚣的都市隔着一个世界。他说，每天看到屋里的这些东西，他便忘了窗外的世界。这些得来不易的“人证、物证、口述史”资料每时每刻都在激励着他，勇敢地走下去。就是一生当个最穷的作家，也要把追访抗战最后一批人的事坚定不移地做下去！促成“鬼子兵”卢沟桥下跪谢罪在日本留学时，方军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天，他在一个工厂里打工，一名叫小林勇的老头问他是哪里人，方军回答从北京来的。小林勇说，他l938年在北平，当时他们是占领军。这是方军遇见的第一个侵华日军。后来，小林勇又给方军介绍了一些侵华日军老兵。经历6年的千辛万苦和艰难曲折的采访，方军先后采访了20多位原侵华日军老兵。这些侵华的老兵有的也反思到自己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也忏悔也认罪，有时也有意或无意地向方军讲一些他们过去在中国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1997年12月，《我认识的鬼子兵》出版，成为当年10大畅销书之一，得了四项国家级大奖，且出了繁体版和日文版，还名列被盗版书的首位。方军恨“鬼子”，可侵华日军老兵还就认方军。《我认识的鬼子兵》出版后，不少侵华日军老兵给他写信，表示忏悔之意。有些侵华日军老兵来中国谢罪，就住在方军家里，方军还陪同他们去谢罪。这些谢罪行动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在卢沟桥下跪”了。2005年5月19日，91岁的日本侵华老兵本多立太郎在卢沟桥下跪谢罪。 当时，正是日本个别领导人无视自己的承诺，一而再、再而三地供奉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再一次陷入紧张状态之际，老兵一跪，意味深长。而促使本多来中国下跪谢罪的，正是方军。方军与本多结识8年，通信200多封。此次本多来北京就住在他家，本来已说好第二天要去卢沟桥下跪了，可是本多的态度有了反复：“明天我不能下跪谢罪了。我91岁了，无所谓。可我还有子孙呀！我应该为他们考虑。”怎么办？方军灵机一动，把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下跪的照片放在桌上。看到这张照片后，本多次日在卢沟桥如期下跪谢罪。 2005年5月19日，新华社将91岁日本老兵本多立太郎下跪北京卢沟桥的照片传遍中国。方军还与6个侵华日军老兵保持通信联系，十多年收存的侵华日军老兵的来信就有300多封。这些信大多是以谢罪、反思为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