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临风

戴临风，原名戴永成，1920年11月出生于辽宁省新宾县苇子峪。新宾县位于辽宁东部，属于长白山的支脉，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满族的故乡，清王朝的发祥地。在戴临风的记忆中，那里群山环抱，一水中流，风光秀丽，物阜民丰。他出生在一户满族小商人家，父贤母慈，尤得祖母疼爱。八岁入学，聪慧过人，每试必能名列前茅，九岁时便可写信，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不想好景不长，祖母突然病故，为人正直的父亲经商遭人暗算破产，1931年5月举家迁往天津，靠父亲在天津泸台盐务局职员的微薄薪俸谋生。不久，“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他们真正是有家难归，直到2000年戴临风才得以重回苇子峪。1935年，戴临风毕业于天津市立第三小学，考入北平东北中学。这是一所东北流亡子弟学校，1931年为张学良所创办，隶属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张学良亲任校长，王化一任代理校长，实行军事化管理，配备有一个警卫营的全部装备。学校抗日气氛很浓，每年九月十八日都要举行阅兵、军事演习，并绝食一日。还设有纪念警钟，要学生毋忘国耻。然而，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签订后，取缔各种救亡活动，限令东北流亡团体撤出。东北中学被迫迁往豫鄂交界的鸡公山。对于鸡公山，戴临风记忆犹新，他写道——“鸡公山，好风光，南下武汉北信阳。军阀靳氏留大厦，五百人居有课堂。多国外旅起别墅，时闻钟声出教堂。座座清脊藏樾处，为我留出寝寐房。半山云海半山雨，天上人间共一方。”在鸡公山，戴临风经历了“二一九”学潮，深为进步学生抗日热情所感染，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西安事变后，学校失去了张学良的保护，国民党当局借机要取缔东中，河南绥靖主任刘峙甚至提出要将东中数百学生押送出山海关外，欲借日军之手消灭，终因怕引起公愤而作罢。遂以镇压叛乱为名，于1937年除夕之夜将东中包围缴械。还撤换代理校长孙恩元，让CC特务份子赵雨时来接任校长，引起东中师生的强烈不满，戴临风后来回忆时写道：“一石激起千层浪，星火燃爆炸药箱。护校声浪如潮涌，鸡公山上烽火狂。半数学子赴武汉，救亡总会作后防。我虽未满十七岁，毅然出走到武昌。”东中学生的护校斗争长达半年之久，直到1938年4月，在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的支持下，湖北省教育厅被迫撤去赵雨时校长职务，改派无党无派的东北籍地质学家马廷英为校长，同时宣布将东中改为国立东北中学。由于戴临风在护校斗争中的积极表现，很快被介绍加入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应该说，这是戴临风开始参加革命的标志。马廷英就任东北中学校长时，还聘来了进步老师高兰和张佑彦（石光）。高兰是抗战时期著名的朗诵诗人，在鸡公山时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抗战诗歌《鸡公山，你多么年轻！》。而石光则是中共地下党员。随着日寇铁蹄的日渐逼近，东北中学在马校长的带领下再次南迁，经湖北武昌，到湖南桃花坪，再到四川静宁寺，跨越四省，行程两千五百里，历经波折。学校每到一地，在石光老师的带领下，开展抗日宣传，石光老师也成了戴临风革命道路的引路人。1987年6月28日，时年79岁的石光偕夫人到北京戴临风家作客，他们把酒忆旧，激动不已。戴临风即席填词《水调歌头》，其词写道：“伏骥思千里，耄耋恋童心。当年烽火神州，师友浴征尘。揖别鸡公、黄鹤，小憩桃坪、筑市，剑阁叩川门。随迹播松柳，留观后来春。 胸襟阔，天地窄，羡飞云。武陵溪短，延水方识问津人。半世翻腾起伏，赢得闲花谧境，谈笑数欢辛。卌载都不见，谁忍却金樽。”为抗日宣传和文艺结缘经过一年多的艰难跋涉，东北中学师生终于于1939年7月到达四川省威远县自贡的静宁寺安定下来。东北中学与另一所东北中山中学共居一寺，一墙之隔。这时的戴临风已是高年级的学生，成为学生会的成员。很快学校秘密成立了党支部，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学生会不仅民主选举了校长，还成立了“九月剧团”，请高兰老师为艺术指导，将能歌善舞、能说会写，具有各方面艺术天分，政治上愿意动员群众团结抗日的集中起来，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抗日宣传活动。九月剧团开展抗日宣传的主要形式就是歌咏、话剧和壁报。活动遍及威远县，在群众中影响很大，甚至当时的报纸连篇累牍进行报道。戴临风至今不忘在自贡的一次演出时，差点挨打的情形。剧团在自贡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由戴临风饰演卖艺老人，当他举鞭痛打因饥饿无力而倒地的女儿时，扮演工人的同学在大喊“住手”声中冲进来夺下鞭子，没想到他后面竟跟着两位愤怒的观众直奔而来，举拳便打。全场观众也跟着喊打，经过一番解释方才未酿成大祸。有趣的是，当他表示悔恨，以手拍头，啊的一声，却引来一阵笑声，原来他为了化装成白发苍苍的老艺人时，在头顶撤了一把面粉，这一拍竟拍得云雾缭绕，让凝重的气氛顿时轻松了许多。就这样，年方18岁的戴临风为了抗日，和文艺结缘，为日后成为党的宣传干部打下了基础。然而，为了遏制东北中学蓬勃的抗日宣传活动，国民党当局调来了一个化学老师王涣彬，在学校建立三青团组织，千方百计地破坏九月剧团的演出活动。戴临风后来写诗称王涣彬为“牛魔王”，上课时怀揣手枪，向学生灌输“一个主义一个党”，不想却偏碰上于永昌。这个蒙古某王公的义子，身材魁梧，好打抱不平，对进步学生的抗日活动颇为支持。他见王涣彬掏枪示众，气愤不过，拿出匕首插在桌子上，吓得王涣彬溜出了教室，引来学生们一阵哄笑。对于三青团，进步学生展开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其始终不能公开活动。时值长沙大火之后，九月剧团团长黄德普写出剧本《火》，讽刺国民党当局所谓的“焦土抗战”，不顾百姓的死活。在学校演出后，师生们非常气愤，却招来了王涣彬的报复，反污演出为奸党活动，黄德普为“汉奸”，勾结警察要逮捕黄德普，得知此消息后，校党支部通知黄德普连夜离校，并决定解散九月剧团，让暴露身份的学生离开学校，前往成都。尚未入党的戴临风也在其中，从此离开了东北中学，赴东北抗日救亡总会成都分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成都，党组织利用和四川省电台的关系，让戴临风等每周在电台广播一次歌曲，进行抗日宣传。由于戴临风的进步表现，经过党组织的多年考察，未经候补，就直接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都东总组织遭到国民党破坏后，戴临风先后转赴陕西凤翔东北竟存中学和咸阳中心小学任教。1942年7月调到延安陕甘宁边区艺术干部学校任教。同年10月，在延安边区文协工作。1944年，担任西北文艺工作团研究室主任。1948年，胡宗南部包围延安，妄图消灭我根据地。在延安保卫战中，他作为抗大创作组的负责人，带着组织交办的任务，冒着危险来到了战场前线。不料，国民党36师突然向他所在的壶梯山开炮，一块炮弹片击中了他身边的同志，戴临风幸免于难。戴临风临危不惧、沉着冷静，带领同志们勇敢杀敌，由于他在延安保卫战的突出表现，被边区政府评大功一次。1949年，戴临风调任中共西北局宣传部任干事。1953年，奉命调往中宣部，担任宣传处干事。1954年，根据党中央“我们要及时了解基层宣传工作”的指示，他主动要求去陕西渭南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作为西北慰问团成员，去朝鲜前线慰问我志愿军。美军依仗强大的武器优势，飞机在天空中横行霸道，低空扫射，追击他们的马队。当时情况非常危急，幸亏部队用高射机枪反击，不然后果不堪设想。1959年，反右倾运动开始，戴临风因公出差，不在中宣部机关。待他回来后，看到中宣部机关大楼里贴满了大字报，其中还有他们宣传处秦川的大字报，于是，顺口说了声：“哪儿有那么多右派？”第二天，他就莫明其妙地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当时中宣部内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有不同看法的九名干部称为“九条大鲨鱼”，说他们要吃人，要让我们亡党亡国。戴临风替秦川说了两句公道话，也成了“大鲨鱼”，随后便被调离了中宣部。“出了事，我担着”，半生事业为电视戴临风调离中宣部后，被发派到安徽省来安县施官公社劳动改造。幸运的是，由于是首次从中央下放，一同下放的9条“大鲨鱼”中，除2人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外，其余七鲨全都分配担任社队干部。戴临风是最小的一条，担任了生产大队支书，除劳动、开会、学习外，还可自由到小队走走，社员都叫他“戴书记”，一年的劳动改造，反而成了深入基层了解的好机会。九鲨事件澄清后，戴临风回到中宣部等候分配。此时北京电视台刚刚成立，总理批示由中宣部调一人到北京电视台当领导。就戴临风和新中国电视事业结下了半生缘。1962年，戴临风先后担任台新闻部主任、副台长。1958年成立的北京电视台百废待兴，尚未形成规模。自从他去后，便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竭尽全力抓新闻播出，经过中央批准，创办了《新闻联播》栏目，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成为全国观众每日必看的主打节目。“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电视台同样是混乱不堪，受到严重干扰，以至于节目无法保证正常播出。1967年初， 因为电视节目的匮乏，停播了一个月，这是中央电视台历史上绝无仅有，直到 1967年2月4日才恢复播出，也只能是每周播一次。1973年1月，中央任命任继胜为北京电视台台长，徐国盛、戴临风、王枫、孟启予为副台长，一直到1976年。作为军人出生的任继胜对电视台业务并不精通，因此从一开始，已经担任副台长10年并兼任新闻部主任的戴临风，实际主管电视台的各项业务工作。据多位中央电视台老人回忆，在他们印象中，从1973年起到1982年，戴临风是以副台长的身份，实际承担中央电视台一把手的工作，任继胜直到1980年3月才从中央电视台调出，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197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改名中央电视台，当时确定中央电视台的标志为“CCTV”，有的领导反对，说中国电视台为什么要用外国字？戴临风说：TV是国际上通用的电视台缩写（Television），第一个C字母是代表中国（China），第二个C字母代表中央（Central）。这是因为我们电视台要向国外宣传的因素。经过一场争论，戴临风的意见被定下来。他还请人设计了卫星轨迹的台徽，一直延用至今，流行世界。1979年，他亲自带队赴香港采购影片，在中国电视史上首次引进了美国电视剧，这就是一度引起轰动的《大西洋底来的人》。随后《加里森敢死队》、《神探亨特》以及后来在《正大综艺》中播出的《侠胆雄狮》、《成长的烦恼》，都曾经在中国电视剧市场上风靡一时，并且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为了解决电视台制作节目的经费问题，戴临风开辟了为中外客户做广告宣传的业务。当明有人认为，电视台是党的宣传喉舌，怎么能播广告？这事反映到时任党的总书记胡耀邦那里，胡书记说，“他们不播广告，谁给他们钱做节目？”总书记的话使得戴临风这一开创性的工作获得支持。此外，他还在节目形式上进行改进，从国外购进了一批有关动物的电视片，开辟《动物世界》栏目，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直到现在仍长盛不衰。不过，他对中央电视台的贡献远非这些，最为突出的在于他对中国原创电视连续剧的发展具有突破性的贡献。最初，编剧许欢子把一本刊物上发表的小说《敌营十八年》改编成六集电视连续剧，当时电视连续剧这种艺术形式在我国还没有搞过，戴临风拍板可以一试。拍出后，播出效果并不理想。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在当时并不为观众所接受。1979年，导演王扶林从英国考察回国，提到英国改编的莎士比亚剧集，十分畅销，深受全世界观众欢迎。戴临风当即决定，也要把中国自己的文学经典改编成电视连续剧。首当其冲，就是要拍四大名著之首的《红楼梦》。消息一出，可谓是石破惊天！因为红学界历来论战不休，首先在剧本改编上就很难办。戴临风在诗中回忆道：“内部定案尚顺利，传言社会翻了天。你们胆大诚可爱，没把祖宗脸丢完，红学岂可轻易碰，国之瑰宝万世传。标点符号不可动，改成戏文准难堪。更有低俗村头语，难登大雅不予谈。”尤见他当时压力之大。但戴临风决心已定，“塞听东讽西嘲，拼却老颜红”，就是拼出老命也要干下去。为了拍摄《红楼梦》，戴临风倾注了全部心血。从组织班子，统一思想，到剧本的编审，无不亲历亲为。他担任摄制级领导成员，参与改编、摄制全过程，聘请专家、学者、作家讨论剧本，最终由他拍板定谳，这其中需要的是相当的识见和魄力。三十六集红剧反复修改、审查，累计近百集，夜以继日，前后数年。这期间历经波折，面对各种责难，毫不动摇。电视剧播出之后，后六集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学者丁维中认为：“红”剧全然改变甚至抽掉了以“理”为基础的金玉良缘和以“情”为基础的木石前盟的对立冲突；这条重线索处理的失当，是导致全剧性失败的关键之一。“红”剧的全部，看不出黛玉哭哭啼啼、吵吵闹闹的深刻原因；中部，宝黛爱情的情节断了线；直到最后，宝钗还在争取“备选”入宫，而贾母竟对木石前盟原想“恩准”，打算选择咯血不止、病入膏肓的黛玉为“宝二奶奶”，如此等等，不仅缺乏逻辑根据，而且根本上改变了宝黛爱情悲剧的性质。参加87版红楼梦播出后学会研讨会的专家们则一致认为：虽然，高鹗的续作劣于曹雪芹的原著已有定评，多有悖于原著也为世人所知，但它毕竟通过了时间的考验淘汰了众多的续书流传至今。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符合了人们审美心理的需求，补全了《红楼梦》，而且因为它以个别情节的精彩描写确立了自身的价值，越剧《红楼梦》的成功又大大强化了人们对高续的接受和认同。因此，改编者明智的态度，应该是尽可能吸收高续合理的部分，使其最大限度地接近曹雪芹的美学理想，并将故事尽量敷演得合乎事理人情。电视剧虽然以前八十回正文伏线，“脂批”的提示、红学研究成果为强有力的改编依据，但终于未能补续出超过高鹗水平的结尾。伴随着批评，流言四起：87版《红楼梦》之所以对后四十回进行颠覆性的改编，是因为在当时的红学阵营中，周汝昌一派较冯其庸、李希凡一派占明显上风；而冯其庸、李希凡之所以不当87版《红楼梦》的顾问，是因为他们对后四十回的改编相当不满……而事实上，《红楼梦》剧组在北京饭店举行成立仪式，同时发布顾问委员会名单，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大报都曾发表。当时的顾问名单中并没有冯、李两位。个中原因并不是因为剧本，剧本是半年之后才写好的。李希凡曾公开表示，《红楼梦》不可改编，曹雪芹之所以用小说这个体裁来写《红楼梦》，不是用绘画，不是用诗歌，不是用戏曲，就是因为他找到了小说这个最佳载体，《红楼梦》剧组不可能找一个公开反对改编的学者做学术顾问。红学大家、当时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冯其庸要求顾问人选须经他同意，亦被剧组认为是一个不可能满足的要求。至于著名红学专家周汝昌也不可能为后40回如何改拿主意，当时他在美国。今人很难想象，在当时，后40集究竟如何拍是一个有高度风险的政治难题。为了规避风险，剧组曾经想过A版、B版的方案：A版对后40回进行颠覆性的改编；B版严格遵照广为流传的120回本；A版先拍，B版后拍。但到了拍摄后期，运转了几年的剧组已将散场。670万的拍摄经费，在当年是天文数字。但其中，中央电视台投资的七八十万，主要用于建大观园一期，大观园所在的北京市宣武区政府投资近100万，余下由一位山东农民企业家投资，但钱迟迟不能到齐。剧组在北京西山租了一个部队厂房搭景，每搭一个景之前，一定要考虑的因素是这个景可以拍多少场戏。像太虚幻境一类，只能用一次景而且花费不菲的情节，只好忍痛舍掉。三位主角——欧阳奋强、陈晓旭和邓婕拍一集的报酬是300元，剧组经常出外景，一个考虑就是为了给演员们争取到额外的外景补贴。拍到后期，三位主角还是嫌片酬太少，联合起来罢工，要求把报酬从一集三百元提高到一集八百元……A、B版计划很难执行下去。中央电视台台长戴临风当众决断：就按A版拍，出了事，我担着。态度坚决，语出铿锵。此前，他大胆启用了年轻的编剧周岭，创造性地进行改编，恰当地处理了原续作的情节衔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的确需要勇气。戴临风的表态无疑是对年轻探索者的保护，为此，周岭和戴临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周岭后来回忆说，认识戴临风以来，戴身边的人就从来没有叫过他“戴台长”或者“戴老，大家全都叫他“老戴”，包括《红楼梦》剧组当年那些小妮子和小男孩们。其中可见戴临风在整个红剧工作人员心中的亲和力。可以说，没有戴临风，就不会取得87版《红楼梦》播出的成功。1987年，当《红楼梦》播出后，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反响，可谓是一炮而红。紧接着海内外购片者纷至沓来，这对于当初那些说三道四、自命不凡的专家们，无疑是开了个玩笑。正如戴临风所写得那样：“众口同声皆道好，虽存瑕点玉尤真，但愿微解其中味，不负雪芹一片心。”然而，戴临风并不居功，在片中只以“总监制”冠名，其高风亮节，堪为后世楷模！1990年，戴临风再拍《三国演义》，于十年后的1994年播出同样取得成功，和红剧一样至今在全国各大电视台播出，不仅影响了几代人，也改变近百演员的人生命运。2003年《红楼梦》剧组20年后在《艺术人生》再聚首，83岁的戴临风就作为特别嘉宾来到了“大观园”，大家见面唏嘘不已，激动不已，对于参与红剧的拍摄无不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