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下，我记得

电影《月光下，我记得》将小说《西莲》的场景鹿港迁移至台东都兰，并非单纯地将人文空间鹿港以自然空间台东都兰來取代，而是藉著遥望朦胧、暧昧不明的綠岛，让歷史得以深刻地凝视。当观众用地方的概念重新阅读两个场景在不同艺术媒介裡所呈现出不同之地方感，便更清楚地了解到场景所扮演之关键性的作用，不仅营造氛围更影响情节的推展与人物的塑造。鹿城到都蘭这段迁徙的路径，这段旅程既是跨越地方，又是跨越媒介，质地与内容都产生根本性的转变。李昂小說《西蓮》的场景鹿港所营造出來的封闭与压迫，鹿城居民的话语运作对文本中母女产生之不得其所，在《月光下，我记得》片裡被台东都蘭的藍天綠地所取代，观众却在此种场景呈现出的地方感中，更体会到剧中人压抑、摆荡的心理。另一方面，影片藉著台东都蘭此地方的光线、温度与热度來呈现宝猜情欲的流动。（《迁徙，从鹿城到都兰 》蔡林缙评）《月光下，我记得》片中，母亲宝猜独自抚养女儿西莲长大，母亲在剧中是强而有力的存在，对女儿的生活具有强烈的主导权，也由于西莲与母亲间共生式的爱恋关系，使得她对于母亲抱持著矛盾情感，这些互相撷抗的欲望，成为推动《月光下，我记得》的基本叙事，也让西莲在母亲强大的阴影下无法取得自我的空间。《月光下，我记得》虽然捕捉了母女之间世代的冲突，却没有涉及母女关系置换的可能性，女儿没有机会从母女之间绝对的主从关系中释放出来。（《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王钰婷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