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界

该片拍得舒展流畅，观众既能从中领略到20世纪80年代南国大都市色彩斑斓的生活画面，惊心动魄的残酷斗争，又能欣赏到导演固有的细腻的心理描写，一班演员的表演也配合默契（中国电影家协会编审朱小鸥评）。该片的出现，标志着“南国都市电影”的彻底自醒。它的巨片意识不仅对于广东影坛，而且对于广东岭南思想文化艺术界，都具有不可小视的意义。影片头绪纷繁，人物众多，国营、集体、个体皮包公司纷纷登场，他们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既互相依赖又相互制约。众多人物在商场如战场的明争暗斗中展现了各种不同的性格、心态，命运。影片视野开阔，从豪华宾馆到垃圾成堆的空地，从车间工场到小巷庭院，从旧城区到新城区，基本上展现了广州的全貌。原著是一部大容量的作品，如果不是改编者的艺术功力，很可能使电影成为原著的一份银幕说明书，一个故事梗概。而该片充分调动了电影这门综合艺术的所有表现手法。人物造型、音乐、音响、摄影、美工等，发挥了视听艺术的长处。影片触及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银行方面，国家管理集权的运营体制运转不够灵活，矛盾重重。影片更触及了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国民素质问题。中华民族带着几千年重农轻商的古老文化传统，改革越深入，包袱越显沉重。但该片无异于开一份救世良方，编导艺术家的自觉使他们以人物为中心，着重写人物的命运，写人的心灵。不仅影片的主要人物形象各具特色，次要人物同样也显得“生气灌注”。它塑造人物成功的原因，在于导演对这些人物的处理是自觉的审美判断，而不是政治功利伦理道德层次的判断。此外，该片的巨片意识还体现于对艺术完整性或完美性的追求。影片的每一个镜头都精致考究，画面的冷色调与整部影片的情调一致，没有花里花哨的外在装饰，显出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经典风范。影片的音响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将都市噪音成功地进行审美提炼与运用。电锯声、打桩声、汽车火车声、人声，汇成一支“都市噪音交响曲”，恰到好处地与人物的心境、性格、情节发展相配合，传达出了浮躁，困惑的社会心理（《南国都市电影研究论集》评）。该片不但没有以现代意识去观照都市的经济运转，而且还淡化了都市的繁华喧嚣的色调，把审美的焦点对准了社会转型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叉碰撞上。编导没有着迷于都市骚动的节律以奏响激越纷扰的时代曲，而是以舒缓的节奏、悲剧式的格调构造了艺术家眼中的“商界”，体现了编导对现实生活的独立思考与审美评价。影片以廖祖泉站在空旷的废墟上（过去的乡村）、背景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如今的都市）这一影像造型，为影片奠定了思想的基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未来正是建立在乡村与都市、传统与现代的交叉点上；它是旧质与新貌同在、困惑与欣慰互补、艰难与希望并存。影片没有像大多数都市片那样，一味地去展览都市富丽堂皇的风景，而是把较多镜头对准了街头小巷、古宅民居、阁楼斗室、以及琐碎嘈杂的市民情趣等并不现代的生存环境，以期暗示都市多层次的文化结构、现实景况及“乡村”与“都市”的精神关系，揭示出传统文化熏陶下的都市人面对着由计划经济走向商品经济进程中的惘然无措的心态和行为，及其传统伦理、价值观念在时代激变下艰难蜕变的困苦历程（《南方人物周刊》主编徐列评）。在该片中，由于编导过于强调现实进程中的沉重积淀，使得都市的现代精神与时代冲击力减弱了。这种倾向在人物塑造上表现得最明显。影片的第一主角是张汉池，编导的意图在于揭示一位“发育不健全"的传统人物在新形势下惘然、困惑的必然性。但影片对这一人物心理内涵的揭示，缺乏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现实变动在他心灵中的投影。片中另一位重要人物廖祖泉缺乏应有的篇幅来展现他身上所体现的时代色彩。按理说廖祖泉同样经历着由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转换的痛苦蜕变，他与张汉池的官司之战正是现代法则的无情对传统伦理的挑战。在本该出戏的地方，影片也是寥寥几笔一带而过。那“商场如战场”的严峻和廖祖泉不得已而为的矛盾心态就给冲淡了。此外，在描写廖祖泉与梁依云的感情上，对他们二人关系的处理非常含蓄，显得若有若无，以致结尾告别一场戏难以产生应有的冲击力（《南方人物周刊》主编徐列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