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片子全景式再现了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4年中国全面改革开放这八年中的中国政治历程，除了邓小平作为主角，片中出现华国锋等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述了官方银屏从未直接展示过的一些细节。这让很多观众感到惊喜。这部片子对“脱敏”有突出贡献，成为舆论的强烈印象。至于这样的“脱敏”尺度是否令人满意，以及这些“脱敏”是否足够恰当，价值观不同的人自然会有延伸性争论，但这些争论并不损害片子影响的高度正面性。谈新中国的历史，一直有一些敏感的“禁区”。在整个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里，禁区就更多一些。究其原因，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和谐，共识不足时，回避分歧就成了最常用的选择。这个问题有一定的体制根源，但不全是。问题在于，社会多元化和互联网推动的全球化在将中国政治话语的一个个“禁区”团团围住，这些禁区通常只能在官方舆论场上得到维持，民间的实际舆论拥有众多渠道，禁区成了似有似无的东西。中国新的话语禁区明显减少，但依然有一些。老的禁区打破了不少，但也有一些“维持了现状”。我们认为这一大方向是积极的，这部片子是其中有标志性意义的进展。最重要的或许是，要尽量减少话语禁区，这已成为执政力量和主流社会的共识。用限制人们谈论敏感话题来推动社会治理，这只能是不得已时的权宜之计，而不能作为常规性手段使用，管理者们对此都已清楚。为打破那些仍存在的话语禁区，需要一些条件。它们包括，公开谈论那些敏感事件和人物不会导致社会意识形态的剧烈混乱，也不会导致尖锐的政治猜测或冲突。此外，开放这些讨论不能消耗国家的过多注意力，更不能加剧不同人群之间的分裂。然而每一个敏感话题的超越，还是需要魄力。社会技术力量的进步对开放敏感话题形成倒逼，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像薄熙来、周永康被查处过程，舆论在事情尚有不确定性时就积极参与进来，恐怕就是合力造成的。回过头看我们会发现，每一个敏感话题的公开，都对国家稳定最终形成积极影响。这些开放逐渐积累了社会的承受力，突发事件不再像过去那样震撼，中国“什么都发生”，人们“什么都议论”，但社会稳定在表面无序中形成了韧性。这些经验告诉我们，今后要尽可能避免新话语禁区的形成。每一个新话语禁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堰塞湖”，它今天封堵得越严密，就有可能积累出一些相应的负面作用。对于已有的话语禁区，应当看到，围绕它们的某种“堰塞湖”已经形成，它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有些逐渐消解，实现话题开放的“软着陆”。有些可能要等更长时间，等到社会有了更多共识之后，再逐渐放开。应当说，这是中国全社会面临的考题，它不光是政府怎么做的事情。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中国社会上，对这个社会的问题和消除它们的难度，都多少是明了的。一方面我们呼唤全面的改革，包括逐渐铲除导致话语禁区存在的那些文化和制度原因。另一方面我们应清楚，这样的改革既有其自身的独立性，也是全社会很多其他改革的集成过程。我们尽力而为，但决不可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环球社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