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择

《抉择》不仅以尖锐的锋芒、犀利的笔触，深刻地剖析和批判了社会上的腐败现象，而且在较为广阔的背景上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同仇敌忾与腐败分子进行斗争的决心、信心和勇气，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以主人公李高成为代表的，具有较大思想深度，因而也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反腐败斗士的艺术形象，奏响了一曲昂扬激越的反腐败颂歌。《抉择》对于腐败现实的极致书写更多的是一种胆量上无畏的极致，主题上的关乎国家生死存亡、人民切身利益的严峻性的极致，尤其是对这一丑恶现象的挞伐之心、疾恶如仇的极致，在文本层面，它走的是平实路线。在如此平实的文本风貌里，处处彰显的却是国家的荣誉、人民的幸福、中国共产党的利益等高昂的曲调。这里有极恶的惨象，也有极美的壮景。面对总体黯淡的腐败现实，李高成并没有退缩到与腐败现实沆瀣一气，尽管有家庭亲情的牵绊，有上级提携的感恩之情的影响，有丰硕利益的诱惑和重大人生灾难的威胁，李高成依然选择了坚决地站在人民一边，站在工人那里。工人阶级在小说中是转型期一切无着的群体，不仅没有工资，而且没有工作，境遇可谓十分悲惨，但他们依然没有丧失对这个国家的热情和对政府、政党的信心。他们从来不相信这个将自己从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之下解救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会抛弃他们，会置他们的利益于不顾，会不倾听他们的呼声。在最低限度的意义上，小说呈现了国家和工人阶级从微有矛盾到重新和解的真实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最终只是将国家和人民本来的那种鱼水情再行清晰化，排除腐败分子的趁机钻入和思想误导。之所以说最低限度，是因为党、国家和广大工人、农民等的同心同德本来是中国政治的显著特点，最低限度也就是基本的限度，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之所以说最低限度，还有兼顾文本表意层面的意思：虽说光明面的表达是小说深处的思想，也是作家要极力传达的，但事实上在文本的重大之处几乎都密布着光明面背后的艰难和曲折，那些腐败现实的晦暗气氛遍布各处，挥之不去。这样，小说对于肯定意义的呈示就正好是在一种最低限度的意义上言说。即是说纵使一无所有，为国为民的情怀和思想依然是中国国家和政党的最根本和唯一的考虑。这是孤注一掷的局面，也是命悬一线的状态，官民一心，党群一心，在所有的破败之外，要建立和擎起的是它们。这是中国最大的现实，是超越于腐败现实的最大现实。也是小说最后时刻出示的最低诉求和最后呼唤。小说在揭示人物性格深度方面的挖掘值得称道。小说着力刻画了李高成在面临身家性命、政治前程、家庭幸福等问题时的哈姆雷特式的犹豫、彷徨，而没有将他的性格简单化，最终让其在左右矛盾和最后的突围中实现了人格升华，从而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性。环绕着李高成，《抉择》中还写到了众多的可亲可近可敬可爱的人物，他们也各具特色，像众星捧月一样，与主人公的形象相映生辉，为整个作品增色添彩，如省委书记万永年、省长李高明，省纪委书记马卫华，市委书记杨诚等。特别是杨诚，这个年轻的市委书记，不仅以他扎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及时地掌握了中纺集团领导层的问题，而且还以其坦率真诚的个性，冷静的思考，机智的斗争策略，在李高成心灵历程发展变化的许多关键时刻，给他以充分的信任，帮助他了解情况，鼓励他放下包袱，推动、支持他同腐败分子进行斗争；中纺集团的广大职工也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性格显示着工人阶级的高尚品格和对企业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建国后第一任党总支书记、八十多岁的丁晋存原总工程师张华彬，老厂长高明亮等，虽早已离开工作岗位，但仍心系工厂，情挂工人，忧患国家；高级技工胡辉中、老劳模范秀枝、老纺织女工夏玉莲等，虽身处逆境，连自家生活都难以维持，仍体谅国家困难，牵挂别人的安危，维护党和国家的形象；老工人王英烈坚决顶住腐败分子的利诱威逼，拒不交出他们坑骗国家的大量罪证。这一切都鼓舞和激励着李高成一次次果断地做出正确抉择，决不和腐败分子同流合派。《抉择》大场景的运用十分频繁。作品的开始就是一个矛盾集中的场景：上万工人聚集，黑压压的人群聚在中纺宿舍门口，而且还出动了几十辆大卡车，事态非常严重，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暴动。作家这么直奔主题的开篇，就把李高成放到了一种极端困境里，他单枪匹马地去解决这么大的事情，作家的安排大概也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其魄力和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