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击

文革电影－《反击》1976年6月25日20时，上海市委一帮人在锦江礼堂审看了《欢腾的小凉河》双片（窄银幕），马天水等人对影片的一些艺术处理不太满意，感觉“有些地方像相声”。徐景贤倒是对影片主题大加赞赏：“这部影片写了农村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背景是1975年，揭露了右倾翻案的背景，使主题思想有深度，现实意义强烈。”要求摄制组将影片“送北京文化部，争取七一上映，放不放由部里决定。影片还有点新意，如果再晚，类似这样内容的节目就多了，要抓紧。”次日，上影将修改后的双片（窄银幕）送北京审查。6月27日下午5时40分，文化部给上影打来长途电话，表示：“影片结合了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联系了批邓，与现实结合得紧，主要英雄人物还是好的。时间这样短，搞出这样的片子，应该肯定。”但是，文化部同时也对影片后半部表示了不满，认为“前半部和走资派夏副主任的交锋斗争比较尖锐，但到后来断了”，要求加强。这可不是小修小补的意见，徐景贤“七一”上演的愿望只能落空。8月12日，上影根据文化部和市委意见，将修改计划上报文化部，总计20余条。然而，文化部又改变了主意，匆匆发给了通过令，在影片缺少60多个镜头的情况下，在全国公映了。影片上映后，虽然“批邓”已经见诸报端，但在电影作品中尚属首次，观众有一定的新鲜感。不过，影片拍摄时间紧促，完全是一个急就章的样子，而且片中大量充斥着抄袭报刊社论的时髦词汇，像周昌林所说“走资派还在走，我们斗了还要斗”之类，艺术水平极其有限，观众批评意见居多。徐景贤对此十分恼火，把责任全推给摄制组，大骂创作人员：“没有无产阶级的创作激情，糟蹋了这个剧本”，自称：“选错了导演”，一时间大帽子满天飞，摄制组检讨频频。1974年底，北京市委召开创作会议，布置了北大、清华写教育革命和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的电影剧本。1975年9月28日，北大、清华的剧本写作组成立，派人来北影编导室联系，希望北影同他们合作，并表示在第二年初拿出初稿。1976年1月初，写作组来人如约交稿，送来了剧本，是写教育革命的剧本《占领》（上、下集）。3月底，将剧名改成《反击》。迟群看后批示道：“总的感觉曲折性不够，结尾不解气，主要是刮风，反击不够，应体现胜利来之不易。”要求在进一步的剧本修改中，“集中力量写好江涛（一号英雄人物），写出赵大姐（二号英雄人物）是怎样控制局面的”。对于反面人物韩凌，要求点明他的五大特点：走资派、第一把手、不肯改悔、比还乡团还厉害、反革命分子的后台。8月底9月初，《反击》完成全部拍摄工作，进行剪接。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举国哀痛。即使遇上这样天塌下来的大事，摄制组的工作仍未停止，文化部要求他们“化悲痛为力量，以实际行动悼念毛主席”，早一天把影片拍完。终于，《反击》在9月中旬杀青。9月21日，刘庆棠邀迟群、谢静宜一起审查《反击》双片，三人表态：一次通过，国内外发行，决定在国庆节上映，而且先在9月27日《人民日报》上发布消息。9月23日晚，王洪文看了《反击》，表示肯定的同时，有些顾虑：“反革命事件的镜头太多了。”文化部拟在国庆节上映《反击》。但是，此时，河南省委不断向中央申诉，认为《反击》是影射河南政治状况，由于摄制组中一些人，参与了当地“胡闹派”的行动，已经造成了河南部分地区局势紧张，倘若影片上映势必造成全省大乱。而当时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明批邓”转向暗攻他人，“四人帮”不想节外生枝，树敌过多，因此张春桥向文化部下达指示：“能否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反应，修改掉影片太像河南的部分。”26日，张春桥调看了影片，再次打电话通知文化部：“《反击》不是一般的写文化大革命的影片，对反击右倾翻案风有很大作用，要慎重，不要急于‘十·一’上映。上映先停下来，待中央审查后再说，先不见报，也不宣传。要选一个适当时机再拿出去。拷贝继续印。”接到张春桥的指令，当天刘庆棠来到北影，对厂领导以及摄制组主创人员说：“这部影片拍得很好，9月核心组多次审查，认为是部题材重大的好影片，拿出来还不成熟。你们该改的就改好，15个拷贝照洗，以后等待适当时机再拿出来。”剧本创作阶段，刘庆棠、迟群、谢静宜就催个没完，摄制组花了三个月时间以“大跃进”般的高速度拍摄完成，已经印制拷贝了，突然又暂停放映，在厂里、摄制组里引起一些议论。为了了解情况，稳住军心，9月30日夜，于会泳、刘庆棠召见厂领导，重新审查了样片，具体了解了哪些镜头是在河南拍的。之后，传达了张春桥的指示，安慰大家说：“《反击》影片，部核心组已经看过，拍得好，将会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起到很大作用。部核心组考虑，《反击》暂不上映，不是说片子有什么问题，片子是好的，拷贝照印。什么时候放，还要等一等，如《春苗》就不是马上放的，以后到了一定时机，再拿出去，看在什么时候放映较能起更大的作用。”次日国庆佳节，电影局召开了座谈会，于会泳公开表态说：“《反击》大快人心，大方向是好的。”刘庆棠也私下透露：“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首长（指江青）最近几天可能看。看了，如果没什么问题，就可以拿出去。”10月4日，“四人帮”下令登载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既定方针办》，正式向华国锋的地位挑战。当晚，迟群给创作组打气：“有很多人看了《反击》害怕，心里没有鬼，为什么怕。说明影片打中了他们的要害。只要一放映，走资派就有好戏看，不要急，早晚会放映的。”可是有时他也有不详预感，发些泄气之论：“我们可能看不到《反击》上映，自己的头就被倒挂在天安门上了。”迟群果然先知先觉，《反击》未得公映，10月6日晚，在华国锋和叶剑英的主持下，中央“以快打慢”，抓捕了“四人帮”；迟群、谢静宜享受了“中央首长”级待遇，也被同时隔离。不久，《反击》作为“四人帮”利用文艺阴谋反党的典型例证，被拿出来示众放映，“四人帮”最后的反击，遭到了彻底的失败。